20世纪初《社会主义神髓》的四个汉译本

    1963年11月，由中山大学教授马采翻译的日本近代社会主义先驱幸德秋水（1871-1911）的《社会主义神髓》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新中国建立后最早出版的该书汉译本。马采先生的《译者前言》中说：“《社会主义神髓》有两种译本，一是1907年创生译，由东京奎文馆书局出版；一是1906年蜀魂遥（詟生）译，由中国留学生会馆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可惜这些译本都早已绝版。”上个世纪80年代后，马采的这个译本被收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多次重印，在近几年的新印本中，读者仍可看到这篇《译者前言》。

    马采是位美学家，逝世于1999年。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他似乎再没有对《社会主义神髓》的汉译史进行过研究。我们在《马藏》编纂与研究中发现，新中国建立前，《社会主义神髓》的汉译本其实不止两种，而是至少有四种，并且都是在20世纪初出版的。2019年初，这四种汉译本已同时收入《马藏》第一部第4卷出版，它们分别是：1）中国达识译社翻译，中国达识译社1903年9月出版、《浙江潮》杂志社次月发行的译本（以下称“达识译社译本”）；2）蜀魂翻译，乐群编译社1907年2月出版发行的译本（以下称“蜀魂译本”）；3）创生翻译，奎文馆书局1907年3月出版发售的译本（以下称“创生译本”）；4）高劳翻译，1912年5—9月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第8卷第11—12期、第9卷第1—3期连载的译本（以下称“高劳译本”）。这四种译本的译者署名，都非真实姓名；其中前三种译本，还都是清末时在日本出版的。在20世纪初的中国，介绍、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风险由此可知。

    马采《译者前言》中没有提到的“达识译社译本”，是我们目前发现的《社会主义神髓》最早的汉译本——看来也不可能有更早的了，因为该书的日文原著是由朝报社初版于1903年7月5日的，也就是说，这个译本是在日文原著出版两个多月后就面世了——这在今天来说，亦可谓神速。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国内外很少有人知道这个译本。1980年夏，杭州一位酷爱钻研历史的蒋逸人先生从时任市设计院副院长的吴寅先生处发现了该书，是吴父吴冠甫早年留学日本时在1904年春所得。“中国达识译社”存在的时间并不长，目前也再未发现该社翻译出版的其他图书。学界认为，作为清末留日学生团体之一，它实际上就是主办《浙江潮》的一批革命青年组织起来的，甚至和《浙江潮》杂志社就是同一个组织，只是当时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在出版发行《社会主义神髓》时署了“中国达识译社”的名罢了。因此，这个译本最早在浙江发现，也是很自然的。我们这次所用的底本，就出自浙江图书馆。

    马采先生《译者前言》中说的由中国留学生会馆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的译本，现在在国内已很难找到。我们这次是经由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狭间直树教授提供了线索后，才在日本长野市的图书馆找到底本的。关于这个译本，有几点需要辨析。第一，该译本的译者署名是“蜀魂”，并不是“蜀魂遥”。该书正文第一页清楚地印着“中国蜀魂迻译”——“迻译”就是“翻译”的意思，今人偶尔也会用到，但后来有些书刊将“迻”字误植为“遥”（也不排除有的读者误识为“遥”），于是就出现了“蜀魂遥译”的说法。日本学者盐田庄兵卫在东京未来出版社1954年出版的《幸德秋水的日记与书简》的《前言》中说，听说《社会主义神髓》有“明治三九年，蜀魂遥（龙言生）翻译、由中国留学生会馆社会主义研究社发行的”汉译本，但他紧接着又说，自己“并未亲见”过——马采先生所说，很可能来自上世纪50年代日本学者的此类著述。第二，“詟生”，未必就是“蜀魂”的字号或化名。“詟生”为该译本题了书名，又写了《序》，但译本同时也是有译者序的。“詟生”的《序》中说，“今则公理明，实行近。故吾友蜀魂急译之以飨吾国。”由此可以判断，“詟生”更象是蜀魂的朋友，他很可能也是当时的中国留日学生之一。至于“龙言生”，则是由于当时的书刊是直排，用的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繁体字，该书封面上又是“詟生”手写体的题签，因此就被某些读者误识为“龙言生”了。第三，准确地说，该译本出版于1907年2月。马采先生说该译本翻译于1906年，倒也无大错，因为译书总有个过程，但该书版权页上标明的，是“丙午十二月廿五”（1907年2月7日）印刷，“丙午十二月廿八”（1907年2月10日）发行。

    “创生”是谭其茳的笔名，又名“创之”。谭其茳（1880—1941），字芗陶，四川荥经县人。谭其茳大约在1902 年肄业于四川大学堂（今四川大学），1905 年夏赴日留学。留日期间，在东京加入了同盟会。除《社会主义神髓》外，还翻译了《物理学》等书。1909 年回国后，曾一度在西安优级师范任教。后去兰州，创设芗石书社。1911 年赴秦州（今甘肃天水），赞助黄钺独立，成立甘肃军政府。民国建立后，回川主持《四川民报》，任总编辑。1918 年任四川靖国军司令熊克武的秘书。1919 年任四川省议员。1922 年任川东边防军训练处总办。1923 年任西川道尹。1927年为刘成勋之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三军驻京代表。1937 年回川后，历任川康绥靖公署顾问、中国国民党四川省执行委员会训练委员、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期成会雅安办事处顾问会员、西康省临时参议会议长、中国国民党西康省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1941 年7月逝世。有《创之文稿》若干卷。

    高劳译本是第一个在国内出版的译本。“高劳”是翻译家、出版家杜亚泉（1873—1933）的笔名之一。杜亚泉原名炜孙，字秋帆，号亚泉，浙江会稽山阴县伧塘（今属上虞长塘）人。1904 年秋，杜亚泉应夏粹芳、张元济之邀加入商务印书馆，被聘为编译所理化部主任。除了编译近代自然科学书籍外，从 1911年起，又受聘兼任《东方杂志》主编。当时，《社会主义神髓》一书的作者幸德秋水因“大逆事件”被处了绞刑，而中国则是刚刚经历辛亥革命这一新旧政治的大更替。高劳此时重新译介《社会主义神髓》，并在《东方杂志》发表，显然是用心良苦。从《译者记》中可以看出，他虽然将幸德秋水誉为“东亚社会主义之先导”，但却并不是真心赞同社会主义的：“今译此著，非将以此造幸福于吾人，亦非敢以此贻危险于社会，第以此供世人之研究，知其幸福之如何，明其危险之安在而已。”在译者看来，尽管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出现像西方国家那样贫富悬殊所带来的种种社会矛盾，但是统治者应该未雨绸缪，通过实行社会改良政策，消除种种社会矛盾。《东方杂志》后来受到了《新青年》等进步刊物的猛烈批评，杜亚泉于1920年辞去《东方杂志》主编一职，专任理科编辑工作。1932 年“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被炮火焚毁，被迫暂时停业并遣散职工，杜亚泉也不得不率全家回乡避难，回乡后仍自费创办千秋编译社，继续从事科学编著工作。1933 年底，因患肋膜炎去世。

    《社会主义神髓》是幸德秋水在马克思主义刚刚传入日本时，为了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基本而重大的问题所写的。该书的宗旨，是试图说明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不合理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可避免，论证马克思、恩格斯主张的社会主义是正确的、科学的理论。书中有七处比较详细地引用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的有关论述，明确指出《共产党宣言》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诞生的标志。这些内容，在以上四种译本中都以不同的表达形式翻译出来了。因此，它在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早期历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国内曾经有人说，“共产党”和“《共产党宣言》”是随着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在1920年8月的问世，才在中国第一次出现的。事实上，在1903年的达识译社译本中就有“一千八百四十七年，玛尔克斯与其友音盖尔同发表《共产党宣言书》，详论阶级战争之由来及其要终，并谓万国劳动者同盟（即共产主义者同盟，笔者注）以来，社会主义俨然成一科学。”——这比陈望道所译早了整整17年。当然，由于历史的原因，当时很多译名是非常混乱的，就“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译名来说，四个译本中就出现了诸如“玛尔克斯”、“音盖尔”（达识译社译本）、“卡尔马尔克”、“非力特力嫣及尔”（蜀魂译本）、“加尔马参”、“弗勒得力淹·格尔”（创生译本）、“麦克斯”、“安格尔”（高劳译本）等。读者如今看到这些五花八门的译名，自当体会出一百多年前，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传入中国时的筚路蓝缕！

    （本文作者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心副研究馆员、《马藏》编纂与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