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在中国”的问题之思

    一百年前（1919）约翰·杜威访问中国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事件。其实用主义哲学在当时中国思想界掀起波澜。杜威对中国社会、文化、生活的观察与思考，也值得我们珍视。

    《杜威在华学谱》恰于杜威访问中国一百年之际（2019）成书，是顾红亮教授二十多年来潜心研究“杜威实用主义在中国”的成果之一。它与《实用主义的误读：杜威哲学对中国现代哲学的影响》（2000，2015）、《实用主义的儒化：现代新儒学与杜威》（2016）一起构成“实用主义与中国”研究三部曲，对杜威思想特别是其访华期间的学术活动及其影响的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杜威在华学谱》对杜威访华两年多（1919年4月—1921年8月）的行程及学术安排作了整体性的梳理，然后凭借作者数年坚持和持续积累，在搜集、考证杜威在华活动的多源性载体如著述、报刊、杂志、书简、日记等基础之上，既清晰再现了杜威访问中国的真实事迹和历史情境，又细致展示了杜威在华的日常活动和学术生活。就其内容而言，并未拘泥于史料之完备，而是力求“价值之全”，且于“述”中有“评”，“评”中有“思”。整体观之，不但事实确凿，而且颇具学术意味。

    纵观《杜威在华学谱》，我认为至少有以下四个特点值得我们注意。

    一、重“因果”关联。杜威到达中国、离开中国的时间分别为1919年4月30日、1921年8月4日。那么，《杜威在华学谱》为何要将时间跨度设定为1919年1月1日至1921年12月23日呢？通读全书，不难发现：细心的作者把杜威访华前后的背景（特别是赴日本讲学）和离开中国后国内外的反应、反响等容纳进来，意即将“杜威在华”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和盘托出，从而使读者更为全面地了解杜威访华的客观动因、丰硕成果、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等。

    二、让文献“说话”。凡是与“杜威在中国”有重要关联的档案文献，该书都尽可能纳入其中，既做到澄清事实，勘正不实记载，又能够在资料的基础上“诠释”事实，而且还使来源不同的文献互相“对话”和映照，“复现”或“还原”杜威访华的场景。显而易见，该书所引《杜威全集》《胡适全集》等有关记载，杜威在华期间的报刊、杂志如《晨报》《申报》《民国日报》《教育杂志》等对杜威讲学的宣介、报道、评论，还有杜威与家人的书简，以及胡适、蔡元培、吴虞等人记述杜威活动的日记等，皆无堆砌之感，而是让杜威的日常生活、讲学、游历活动及其个性、品味等活灵活现，跃然于字里行间。

    三、蕴藏“致思”。该书展现了一个有血有肉、有“讲”有“学”的真学者形象：杜威虽然演讲无数，但其不善辞令，并非如大家想象的那样口若悬河；杜威一开始来华，大多数学校、名士、教员、地方官员持欢迎或求贤若渴之态度，但也有部分人明确拒斥；杜威总是能够真诚、谦卑地了解中国风土人情、文化传统、社会现实等，并对自己的观点适时省察、修正，继而客观分析中国问题。同时也揭示了杜威在日常活动和学术生活背后隐藏的深沉思考：中国的教育不平等，为什么却仍具有极大潜力？中国的独有社会结构、文化心理、生活方式、政治格局等何以制约其发展？日本为什么对中国早有觊觎，有无历史文化的根因？学生运动固然值得同情，但是怎样的价值取舍才算是真正的爱国？从某种意义上讲，杜威对于中国问题的关切，也蕴含着该书作者研究“杜威在中国”的问题之思。该书写道：“普通人接受新思想新理念，需要一个较长的吸纳过程。1920年代初期，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竭力传播与吸收杜威的实用主义，这个事实并不能掩盖另一个事实：一些群体和一些个体对杜威实用主义持逃避或拒斥的态度。”

    四、纵横交织。杜威固然是书中的“主角”，不过，我们还发现，《杜威在华学谱》在时间的延展中，出现了诸多“非主角”，如教育家蔡元培、蒋梦麟、陶行知、黄炎培等；哲学家胡适、梁启超、冯友兰、章太炎、张东荪、张申府、罗素等；革命家孙中山；文学家鲁迅；早期共产党人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通过呈现这些“非主角”与杜威的“交集”，一是侧面印证了杜威实用主义哲学在华影响的广度、意义，二则真实反映了当时中西文化的互动，传统观念与现代性的碰撞，以及关于中国道路方向的争鸣等。

    概而言之，《杜威在华学谱》描述中兼有评价，评价中富有慎思，能引发我们很多思考。该书还提示我们，对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研究，依然有可期推进和拓展的学术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