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保密期过后,1969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和评选档案日前对外开放。
那一年的诺贝尔奖颁给了爱尔兰人塞缪尔·贝克特。
《瑞典日报》报道,在1969年的投票过程中,贝克特得到四票,法国人安德烈·马尔罗得到两票。
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安德斯·厄斯特林支持马尔罗,学院常务秘书卡尔·朗纳·耶罗则力挺贝克特。
档案记录表明,厄斯特林曾坚称,贝克特的虚无主义不符合诺贝尔遗嘱中规定的理想主义方向,而马尔罗这种体量的大作家倘若不在获奖者之列,必殊为可惜。但耶罗认为,贝克特如实反映了人类境况,而马尔罗太政治化了。
早在1933年,马尔罗就以周恩来领导的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为背景,写出了中国主题小说《人的命运》。1959年到1969年,他担任法国文化部长,期间于1965年访问了社会主义中国,并在《反回忆录》的第五部里记录了延安之行和毛泽东与他的谈话。
“自列宁以后,没有人像他那样强烈地震撼历史。”马尔罗写道,“长征对他的描绘比任何笔墨都强,他的决定将是突然而又激烈的。他还在犹豫,他犹豫什么我不清楚,但里面有一种史诗般的东西,他立志改造中国,他做到了;如今他要以同样的决心不间断地革命,因此他需要青年人也愿意继续革命……”(钱培鑫、沈国华、肖云上、彭云译文)
冷战期间,东西两大对立阵营的政治较量几乎延伸到了一切领域,诺贝尔文学奖也难以置身事外。
瑞典学院的档案还显示,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在1969年首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第二年就获奖。
塔斯社报道,递交这一提名的人是伯克利加州大学的两位教授雅科夫·马尔基尔和登泽尔·卡尔。他们认为,索尔仁尼琴是“帕斯捷尔纳克之后现代斯拉夫文学最杰出的代表”。
诺贝尔委员会对索尔仁尼琴评价甚高,但又担心这会使他落入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获奖后的困难处境。委员们在拒绝他的同时也表达了遗憾。
无论如何,1970年,瑞典学院宣布,因为索尔仁尼琴“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德力量”,而授予他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不过,四年之后,他才有机会到斯德哥尔摩领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