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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作家赛珍珠（Pearl S. Buck）曾在中国生活37年，直到1934年才回国定居。回国后她始终关心着中国各方面的发展。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赛珍珠十分关注中国的命运。这种关注最终演化成长篇小说《龙子》（Dragon Seed，1942年出版）。《龙子》主要写1937—1941年南京城西一个小村庄里林郯一家在日军侵华时的悲惨遭遇以及他们奋起抗击的故事。虽然赛珍珠写作此书时身在美国，没有亲身经历这场战争，但是她通过各种渠道掌握二手材料，并把这些材料转化为作品。举例来说，通过林嫂与一群妇女的谈话，她这样揭露日寇在南京的罪行：
她们一一告诉她过去从未听到过的事。听得越多，越使她感到害怕。过去似乎有许多城里人希望过敌人早些来，如果敌人一定要来的话，这样老百姓就能太平了。敌人真的来了却如此得疯狂，残酷、凶残和野蛮，这使大家都感到迷惑和不安。敌人来到这座富裕的大城市，这里是这个国家的中心，敌人来了，像凶恶的野兽，不，甚至比野兽还要凶残。野兽会吃男人和女人，而这些敌人只杀男人，强奸女人。不管女人是年老或年轻，他们全都不在乎。先糟蹋年轻的，而后是年老的。
……
许多人是无辜的，不知情，可他们却丢了性命。这些女人告诉林嫂她们的所见所闻。如果一个男人看到敌人后想要转身逃跑，他就会被枪杀，成千上万的人就这样一天里被杀害了。如果一个男人看上去像个兵或者当过兵，他准会被杀害，成千上万这样的人在一天被杀死了。如果一个男人做事时，动作稍微慢一些，或者太年轻，体力不支，无法做繁重的事，或者一位老人或学者，过去从未干过这类活，那么他就会被杀害，像这样死去的人，一天就有成千上万。
据史载，1937年12月13日日寇占领南京后，在六个星期里共屠杀了中国百姓30多万人，强奸妇女2万多人。赛珍珠写这部小说时不可能得到日寇屠杀中国居民的确切数字，只能用“成千上万”来言其多。数据虽然有些模糊，但是对日寇的残暴和灭绝人性的描写却是可信的。更为重要的是，赛珍珠在作品中将中国人民的奋起反抗写成是完全被迫的、正义的，准确地抓住了这场战争的本质。
在《龙子》的开篇，林郯一家过着男耕女织的稳定生活，在他们看来，“地里庄稼好，那么一切就顺利”。但是日本鬼子来了，安静的生活被打破，一些人背井离乡，林郯也面临着抉择：
那天，打仗的声音在耳边呼啸着，林郯走出屋子，到了外面，望着他的田地。他也该把自己的地烧成一片焦土吗？可是，他的家里有这么多女人和孩子，他能把他们带到哪里去呢？他要是把这些禾肥谷壮的庄稼烧了，哪个给他们饭吃呢？千不愿，万不愿，最不愿的，还是舍不得离开他的田地。
“要是我能把田地卷起来带走，那我就走。”那夜，林郯对妻子说，“可是，我的田地偏又有那么深，穿过地皮，一直深到地壳深处，伸到了地心。我丢不下它。不管谁来，我都要留下来，守住我的田地。”
“好吧，我和你一起留下。”林嫂说。
和此前赛珍珠的杰作《大地》（The Good Earth）中的主人公王龙一样，林郯有着深深的恋土情结，他只是想过平静的乡村生活，但是日寇的入侵却破坏了这种平静。光从这一点上来说，赛珍珠就揭露了日本侵略的残酷。
林郯决定留下，一方面是因为眷恋着自己的土地，另外一方面他还对日本鬼子抱有某种幻想。但是，这一幻想很快破灭。日本的侵略使他目睹了一幕幕惨剧：亲家母和大儿媳被蹂躏、无辜的平民被炸死、而更多的人则生活在日军的横征暴敛之下。林郯被激怒了，他和所有留下的人一起打击日寇……虽然他们的抵抗只是一种游击斗争，但是被描绘得有声有色。
敌人虽然可恨，但是林郯对三儿子在杀人时表现出的快乐却感到不安：“他能变过来吗？等天下太平了，我的儿子还能像往日一样文静吗？”在整个斗争过程中，林郯始终表现得有理有节，有时甚至显得过于仁慈。他不是毒死敌人，而是毒死了自己池塘里的鱼，这样敌人就什么也得不到了。作者在林郯终于杀死一个日本鬼子后这样描写他的心理状况：
“他的脸一点也不邪恶，这个鬼子！”趁他的血还没有淌到胸口，林郯低下身，伸手从那人的口袋里掏出一只丝盒。他打开一看，里面是几张照片。照片上有个漂亮女人和四个8到14岁不等的孩子。林郯端详了一会，心想：他们再也见不到他们属于的这个人了。
此刻，林郯知道他自己也变多了。他能够想着这些，看着这一张张面孔，而感觉不到丝毫的痛楚。他的心里既没有痛楚也没有欢乐。干过的已经干过了。他并不希望自己没干，要是机会明天又找上他，他还会照样干的。
他曾经是个多软的心肠哟。他连杀鸡杀鸭都不敢看。林嫂总得到屋后去割断它们的脖子，不让他看到。“我不喜欢杀生，”此时他心想，“即便是今天，我也不想杀着玩儿。可是，我到底是怎么会杀人了呢？”
将林郯逼入杀人境地的正是日寇对中国人民的野蛮侵略。不难看出，无论是对日寇的残酷侵略还是中国百姓的被迫反抗，赛珍珠在小说中都处理得相当成功。考虑到此时作者身处美国，对中国的抗战没有实际的体认，只是靠二手材料来创作，我们就更应该击节叫好。赛珍珠以前在中国积累的生活经验在其中显然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除了时间线索而外，贯穿《龙子》的还有一条心理线索，那就是林郯自始至终对西方援助的渴望。小说接近尾声时林郯的心情是这样的：
他第一次疑惑起来，当初他选择留下来，守着这片土地，是不是错了。因为他得年复一年地喂养敌人。这可是桩十分残酷的事情。
“要是天上啥地方能升起一点点希望帮我们一把，那就好了！”一天，他对二儿子说，“哪怕只有巴掌大的一点也好。可是，没有谁会帮助我们的。这世界上，无论什么地方，人们只想着他们自己。”
就连他这样的人也知道，在这场殊死决战中至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站出来支持他们，或者给他们一些援助。他和他的同胞们听说：甚至就在那些自诩为朋友的国家，人们为了得到高价，照例把武器和战争物资卖给敌人。他和像他一样的人真是伤心透了，因为在人世间再也找不到一点仁义了。人都是一样的，不过是各自的做法不同罢了。有的人虽说不像别人那样发动战争，但如果他们贪图暴利，把战争物资卖给了发动战争的人，等于把他它塞进战争元凶的手里去残害无辜的老百姓，难道说因为他们自己的手里没有武器，他们就比发动战争的人好些么？所有这一切，林郯心里一清二楚，他厌倦了等待援助。根本就找不着援助，因此，当战争的第五个年头挨进秋天的时候，他的希望也渐渐破灭了。
林郯只是一个与《大地》中的王龙一样的中国农民，如果我们回想起王龙面对西方传教士时所表现的无知和恐惧，就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林郯对西方有多少了解？他对西方援助的渴望与失望的心理活动又有多大的可能性？由此我们不得不认为，《龙子》不是纯粹的文学创作，而是搀杂着宣传目的。《龙子》虽然发表于1942年，但却集中写于1941年，当时珍珠港事件还没有爆发，美国还处于观望阶段。赛珍珠对中国的前途忧心如焚，对美国的观望态度极为不满，所以她力图通过小说来批评美国，同时更希望美国等西方国家能够立刻给予中国援助。林郯的心理活动正体现了赛珍珠本人的渴望和诉求。
赛珍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龙子》的文学和美学价值，但是却实现了自己的宣传目标。事实表明，《龙子》为赢得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并且对于美国取消排华法案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一位研究者甚至认为，《龙子》对中国人的价值可以等同于《汤姆叔叔的小屋》对美国黑人的价值。这虽然有过誉之嫌，但也足以说明《龙子》的影响力。
文学可以宣传，但宣传并不等于文学。对于这一点赛珍珠也有清醒的认识，她在与中国记者杨刚谈论文学时曾说：“一宣传，就没有文学了。”（《访问赛珍珠夫妇谈中国近代文学》）但是赛珍珠为了帮助中国抗战，太着重于《龙子》的宣传功能，从而损害了作品的艺术价值。
这一点也可以从《龙子》在四十年代中国的接受情况得到证明。正如赛珍珠三十年代的英文作品一样，出版于1942年的《龙子》很快便有了中译本，题作《龙种》，王家域译，版本情况如下：重庆正中书局1943年8月初版，1945年11月沪一版，1946年2月沪五版，1947年7月沪七版。在短短的几年内，该书就印刷了八版，应当说是相当不错的成绩了。由此《龙子》也成为赛珍珠四十年代作品中最受中国人瞩目的一部。但是与三十年代最受欢迎的《大地》比起来，却要逊色得多。特别是评论界和新闻界对这部作品反应冷淡，完全没有了当年众人评说《大地》时的热闹场面。《龙子》在艺术上不及《大地》显然是一个重要原因。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赛珍珠受到了与她同时代的美国作家海明威强有力的挑战。海明威素以写战争出名，在中国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他的作品受到格外的关注是不足为怪的。茅盾甚至认为海明威是那个时期“最出风头”的作家，《战地钟声》（现译为《丧钟为谁而鸣》）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部小说”。（《近年来介绍的外国文学》）为什么《战地钟声》比《龙子》更受欢迎？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因为1941年海明威有过中国之行，特别是《战地钟声》的电影在上海放映过，这些都提高了这部作品在中国的知名度。另一方面主要恐怕还是作品高超的艺术性。
最后顺便讲一点。《龙子》中对林郯的描写固然有些失实，但在描写异国的真实性方面，《丧钟为谁而鸣》并不更高明。经历过小说中所写的那场战争的西班牙学者阿图罗·巴雷亚说，“读了《丧钟为谁而鸣》，你确实能了解西班牙性格和生活的某些方面，但是你对更多的方面会发生误解，而这更多的方面是更为重要的方面。”（《不是西班牙，而是海明威》）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要写出一部有关异国既真且美的作品，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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