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校证本《演繁露》书后

    许逸民撰《演繁露校证》一书用力的地方，如书名所示，一是校勘，二是笺证。这两个方面皆有很好的成绩，读来大快人心，多有收获。

    一

    宋儒程大昌（字泰之，1123-1195）的学术笔记集《演繁露》在他生前已经刊刻面世，是一个六卷本（收入《儒学警悟》丛书），后来又有十卷（《续古逸丛书》本）、十四卷加续集六卷（《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本）诸本，而最为世人所知者则是其族裔孙程熙在明朝嘉靖三十年（1551）刊刻的十六卷加续集六卷的新本。此本之所以内容更丰富，大约是根据其家族内部流传的稿本、钞本有所增补，其间在编次上也多少有些变化。后来的《四库全书》本和流行甚广的《学津讨原》本，也都是这种十六卷加续集六卷的格局。

    许氏《演繁露校证》取清儒张海鹏校订之《学津讨原》本《演繁露》为底本，通校以《儒学警悟》《续古逸丛书》所收的两种宋本，以及万历四十五年（1617）邓渼重刊之程熙本，又取传世的几种钞本来参校。这一最新刊本工作思路清晰，取材一网打尽，操作精细不苟，校记简明准确。手上有了这个校证本，先前各本就都可以不再去一一拜读了。

    本书的校勘严格按规范进行，改字相当慎重，只有查明有据的错字才径加改正，其余则姑仍其旧而加以说明，即使原文确实错了也轻易不改。这种工作态度展现出一派斫轮老手的风范，而恰恰最见其高妙。试举一例来看，书中卷八有一则说起“練裙”，有道是——

    晋王献之书羊欣練裙，朱公叔《绝交论》谓西华之子冬月葛衣練裙，盖古人不徒衣袴，必以裙袭之，是正上衣下裳之制也。（上册，第518页）

    古代的男子在裤子之外还要加一道裙子，有一种用未经染色的熟绢做成的裙子即谓之練裙，乃是料子比较低级的“裳”。这些都不难理解，而问题在于，东汉人朱穆（字公叔，99-163）怎么会在他的文章里提到南朝齐梁间著名文人任昉（字彦升，460～508）的儿子西华？

    这里《演繁露》肯定是弄错了，但没有办法替他改。原先是朱穆写过一篇《绝交论》，讽刺有些人一阔脸就变，大摆其架子，连老朋友也不认了。这样的朋友还有什么意思，不如绝交拉倒。到南朝梁，任昉曾经奖掖栽培过不少青年才俊，而不大管自家的孩子，后来他死了，家里很穷，四个儿子（东里、西华、南容、北叟）都没有多少文化，“坠其家声”，生活困窘，而那些曾经得到过任昉恩惠的人们却不肯出来帮他们一把。有一次刘孝标在路上遇到任家老二西华，大冬天的还穿着单薄的葛衣練裙，非常同情感慨，很快就写了一篇《广绝交论》（《文选》卷五十五）来讽刺批评任昉那些忘恩负义的旧交。文章从“朱公叔《绝交论》，为是乎？为非乎”写起，论述世界上有各种交道，他写道：“组织仁义，琢磨道德，欢其愉乐，恤其陵夷。寄通灵台之下，遗迹江湖之上，风雨急而不辍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贤达之素交，历万古而一遇。”人们经常看到的乃是种种不高明的“利交”，其间又可以分为势交、贿交、谈交、穷交、量交五种，刘论一一为之画像，加以评判讽刺，最后才转入当下，笔锋直指任昉那些不讲道义的旧交小人，迎头给予他们沉重的一击。

    可知程大昌实在是记错了，但是如欲将原文中的“朱公叔《绝交论》”改作“刘孝标《广绝交论》”却仍然不合适，因为“西华之子冬月葛衣練裙”这话并不见于《广绝交论》，这是《文选》李善注引用的刘璠《梁典》中介绍的背景材料，晚出的史书中亦有之。所以许逸民宁可写了一段很长的说明，介绍有关情况而不去改动原文。这种谨慎的办法是可取的。

    除了一般的文字校勘考订之外，许书又颇致力于篇目的校勘和编次的整理，这里下过许多水磨的功夫，集中了前有诸本之长而避免了其中的遗憾，做出了非常之好的工作。

    老实干活，与时俱进，后出转精，取代前修——这些正是从事古籍校勘整理最应具备的品格。可惜现在浮躁急就之风甚烈，每见仓促立项，一哄而起，多拉快跑，出版了不少垃圾书——各种伪整理、劣校勘的新书纷纷出台，其外观相当精美以至于豪华，而打开一看，则印错的字、点破的句子，纷至沓来，层出不穷，令人头昏眼花，一筹莫展，只得束书不观，闭目养神。这一类大部头的速成之书，虽不堪拜读而宜于专供插架，盖以其整齐壮观，用作装潢颇足以忽悠来客以及主人自己。

    二

    同校勘相比，许氏校证本《演繁露》用力更多的地方是笺证。程大昌这部书涉及大量名物制度，要把这些现代人很不熟悉的东西一一交代清楚，相当费劲，非腹笥极富、杂学旁收者无从下手。我读此书，就得以弄清楚了许多过去不知道或模模糊糊知道那么一点的东西，这样的例证简直举不胜举，请随机略举二事以概其余。

    其一，“卿”是一个古代常用的比较客气的词，君王可以用来称呼臣下（至今在电视剧里还经常出现，更客气的话还有“爱卿”），主人可以用来称呼客人（“我醉欲眠卿可去”），恋人可以用来互称（“卿卿我我”）。为什么喜欢用这个词？程大昌解释说：

    此语当出战国。战国之士，其陪臣之贵者，至卿而极，故其国君目其人之为卿也，是致极不可加之礼也。及其呼唤已熟，故秦汉以下，人主亦遂循而目之，是以无问官之高下，概命为卿也。

    《赵广汉传》：“事推功善，归之于下，曰‘某掾卿所为。’”此时广汉为尹京兆，身为九卿，不开国，不立臣仆，其属官安得有卿耶？特取时人相尊之语，以为之礼耳。广汉又尝对劾苏回之贼而言曰：“京兆赵君谢两卿。”又语亭长曰：“京兆不忘卿厚意。”王尊为太守，出教告属县曰：“愿诸君卿勉力正身。”意皆类也。后世呼之为卿如春秋时呼人为君为公也。(卷五《卿》，上册，第331-332页)

    就这一则许书连出五六条笺注，原原本本地介绍程大昌言论的出处。读程氏原文与许氏笺证，可知古代流行通用的美称，根底无非是官本位——这在中国古代是深入骨髓的一种观念。由此又可以推知，现在很流行的对成年女子一概称为“美女”的办法，无非是认为女人的价值主要表现于颜值。这种颜本位虽然相当狭隘荒谬，但要改变它，却也大非易事，正如要抛弃官本位非常困难一样。

    其二，续集卷四《半夜钟》条云：

    “夜半钟声到客船”。或疑半夜非鸣钟之时，非也。《南史·丘仲孚传》：“好读书，常以中宵钟为限。”僧语亦云“分夜”。（下册，第1350页）

    许书连出四条笺注：第一条引出张继《枫桥夜泊》诗全文；第三条引《南史·丘灵鞠传附丘仲孚》；第四条引《大智度论》卷四八《释四念品》，介绍“夜亦三分”的提法；第二条涉及本文的核心内容，文字也最长：

    或疑半夜非鸣钟之时：欧阳修《六一诗话》:“诗人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语病也。如‘袖中谏草朝天去，头上宫花侍宴归’，诚为佳句矣，但进谏必以章疏，无直用稿草之理。唐人有云‘姑苏台下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说者亦云句则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打钟时！”按《苕溪渔隐从话前集》卷二三《半夜钟》：“《石林诗话》云：‘此唐张继题姑苏城西枫桥寺诗也。欧公尝病其半夜非打钟时，盖未尝至吴中，今吴中寺实夜半打钟。继诗三十余篇，余家有之，往往多佳句。’” （下册，第1350页）

    欧阳修引“说者”的意见并不正确。有些地方有些时段庙里是不打夜半钟的（例如现在一般也是如此），但另外一些地方一些时段庙里是夜半打钟的，情形复杂，不可一概而论。例如唐代安史乱后确有夜半钟，那是为追荐丧乱中的亡灵而敲的所谓“幽冥钟”，后来成为一种规矩；大历时人李子卿且有《夜闻山寺钟赋》（《文苑英华》卷八十）。到了欧阳修的时代，天下承平已久，已经不大听到这种钟声了。笔者曾经考察过这个问题，结论是“佛教寺庙里的规矩与时俱进，常常在变化中，对此只能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但欧阳修这一段话仍然有它的意义，那就是可以据此推知，到此时已经不流行打这种夜半钟了。”（详见拙作《〈六一诗话〉的意义》，《书品》2008年第1辑;又《“江枫渔火”与“夜半钟声”——张继〈枫桥夜泊〉诗案》，香港《文汇报》2006年5月5日）那时我没有读到程大昌《演繁露》，不然应当加以引用，说明南朝时已有夜半钟（中宵钟）了。《石林诗话》的意见亦颇重要。书海无边，非认真多读不可。

    今年（2019）夏天特别热，读《演繁露校证》可以心定自然凉，有助于防暑降温，进德修业，因将收获和感想拉杂书于其后，如可供同好者参考，则幸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