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治”的制度史遗产

    制度演变以社会文化为基础。两者犹如植被与土壤的关系，什么样的土壤长出什么样的植被，不同的政治制度适应不同的社会环境。天底下没有放之四海而皆活的植物，同样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制度。同时，政治制度会反作用于社会文化，正如植被落叶归根，化为腐殖质反作用于土壤，政治制度也缓慢地改变社会结构、形塑人群心理。割裂社会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关系进行的任何分析评解，都是没有意义的。

    钱穆先生指出，谈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要保持“温情与敬意”。我们谈历史，就是在评论我们的祖宗。先祖们的物质资产或许荡然无存，但我们肯定在享受着先祖磨砺凝结而成的精神财富。一旦丧失温情与敬意，就容易偏离全面、真实的历史，乃至数典忘祖、滑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深渊。

    中国历史的发展，有两大突出的成就不容忽视。第一，中国传统社会保持了超稳定结构。不仅社会和人种没有毁灭过，而且当今中国人的心理和一千年前的北宋官民的很多思想观念还是相通的，我们民族的心理和记忆也没有断层或者重启。第二，中国在千百年发展历程中，尽管有动荡有快慢，但总体趋势是螺旋式向前的。我们先辈在诸多方面取得了不俗的发展成就。在世界各个文明古国中，中国是唯一一个保持了未曾间断的、持续发展的国家。承认这两大成就，是讨论“中国之治”的历史与现实的前提。作为国史的一个发达的分支，中国政治制度史在其中贡献良多。

    一

    科举是中国人的政治发明，对当今而言或许依然是最有价值的制度史遗产。孙中山先生认为科举是近代西方文官制度的基石。科举蕴含的政治智慧和现实启示，超越了狭义的制度范畴，洋溢到了国家治理和社会稳定等诸多方面。

    科举的“举”是典型的中国政治概念，在传统语境中指众人推举贤能之士上位。统治者在受推举之人中选出执政人选，称为“选”。两者合称“选举”，是上下结合的、小范围的、权重不同的选拔方式。近代西方政治涌入中国之后，西式的一人一票、自下而上的选票制度套用了“选举”一词。这个概念被赋予了完全不同的涵义。一个概念的变迁，恰恰说明了制度与社会背景密切相关，不能脱离背景套用概念。

    科举的“科”指选拔人才的规范，科举就是运用明确的规范，公开、公平地选举人才。它的精髓是最大限度地取消了选拔限制，不拘一格降人才。科举最显而易见的好处是增加了社会流动性。“朝为田舍翁，暮登天子堂”的传奇，只有在科举制下才能实现。在同时期的西欧封建体制和日本的幕府体制下是不可能有这样的阶层跃升的。

    中国传统社会的流动是稳健、持续的流动，不是疾风骤雨般的革命。科举制在北宋得到推广后，两宋和明朝的新科进士中祖宗三代没有官爵或功名的比例超过50%。这便意味着，有一半人提升了家庭的阶层，而另一半人保持了阶层不坠。在这之间，传统社会实现了缓慢、有序的阶层流动，既保证了政治传统和惯例的延续，又选拔高素质者补充到上层来，它不是暴力式大清洗，而是缓慢的置换。到了清朝，三代没有任何官爵或功名的进士比例还维持40%左右。通过一代人努力就实现阶层跃升的家庭少了，但新科进士中上三代人举人、秀才的功名比例在上升，说明清朝社会的流动呈现出递进式的上升，更加稳健。

    流动性是社会保持活力、长治久安的主要因素。缺乏流动的社会最终无不阶层固化、结构板结，不得不通过暴力革命来刺激流动，重启社会。而“重启的代价”是整个社会牺牲发展成果，无数的个体家破人亡、生灵涂炭。

    其次，科举塑造了数以百万计的乡绅，构成了传统社会“共建共治共享”治理体系的关键力量。北宋以后乡绅主要以科举功名为标准，杂以部分在籍或致仕官员。财富并不是乡绅的充分条件，富裕人家需要通过科举的转化才能跻身乡绅群体。乡绅身份介于官民之间，今日的乡绅或许明天就入仕为官了，今日的官员也可能明天就回乡为民了。他们熟悉国家治理的规章制度和话语体系，很多人拥有直接的行政经验、不俗的政治资源。乡绅与官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他们的根始终扎在乡土里。地方乡绅父母坟茔、祖产田亩都在当地，搬不走离不开，自己也将落叶归根葬在乡里，自己的子孙后代不出意外也将继续在本地繁衍生息。部分乡绅早年贫寒，是依靠乡邻宗族的资助，甚至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艰难崛起的。所以，乡绅阶层与本地百姓的利益又是完全一致的，在情理上不会祸害本乡本土。老百姓推举乡绅代表自己与官府打交道，也基本听从乡绅的号召与安排；父母官奉行“为政不得罪缙绅”，注意协调官府与乡绅的关系，就地方政务咨询请教或干脆委托后者出面经理。

    传统社会造桥铺路、抢险赈灾、征收赋税、兴办文教、息讼调停等方面都活跃着乡绅的身影。保留至今的地方碑刻文献，主事者几乎都是乡绅，即便有地方官员列名在先，也是官府在给乡绅行为盖章背书。这种治理模式官民两便，在协调资源、化解矛盾、保护百姓等方面都有可取之处。乡绅成为了沟通官民的桥梁纽带，是国家治理的蓄水池、稳定器、减压阀。

    再深入一层分析，科举普及并巩固了儒家意识形态，构建了古人共同的理想信念、政治理念和道德观念。儒家学说是科举制度的教学和考试内容。取得科举功名的士大夫十年寒窗、层层过关，一定是从心底里信服、力践儒家学说的，是拥护建立在儒家学说之上的国家政治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再经由士大夫的宦游执政和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儒家学说扩散为全民的精神意志。共同的思想，是统一安定成为中国历史演变常态的主要原因。

    唐末黄巢科举落第，最终选择造反推翻朝廷。但是，作为科举考试的失败者，他并不想推翻科举制度，而是设想“他年我若为青帝，教与桃花一处开”，从心底里是赞成科举的。

    科举制并非单纯的人事制度，而是内涵广泛、影响深远的社会制度，嵌入了中国社会机体。当然它也存在问题，尤其是进入近代后没有及时调整。1905年清廷废除了科举，可惜没有做好制度衔接，乡绅群体丧失了制度支撑，迅速飘零。传统社会共建共治的力量消亡，乡土社会的主流建设力量和统一思想缺位，基层随之动荡，其他力量群体争夺基层话语权。这是近代中国动荡不安的原因之一。

    二

    郡县和流官制度保障了政治的集中统一，维系了国家的安定团结，是“中国之治”的第二大制度史遗产。

    与流官相对的，是“土官”。任官不出乡土，是为“土官”，在中国古代通常是独霸一方的世袭土司、酋长等。流官的产生是与郡县制紧密相关的。秦汉之前封邦建国，中央政府并不直管地方，各地贵族受封食邑，世卿世禄，世代治理这方领土与百姓。秦汉之后贵族政治色彩日渐淡化，贤德与才能取代血缘成为获取权力的要素，贤能政治兴起。整个趋势当然是在秦汉中央集权制度创建的背景下发生的。郡县制取代了世袭食邑。朝廷流官代替了世代土官，成为强化国家团结统一的有力武器。

    流官没有食邑，只能依赖中央朝廷，食君俸禄忠君之事。秦汉前，朝廷和地方之间存在权利义务关系，相互制约；秦汉后，流官完全转为国家治理的工具，任由差遣。古人一旦选择当官，就意味着一辈子颠沛流离。大多数官员不得在乡土任职，不得在任职地婚配。“宦游”几乎成为仕途的代名词。宦游内容是士大夫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

    每个地域的政治人才都有优劣、有多寡，流官制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调配政治人才，取长补短、以盈填亏。这对地方治理和个人发展，可谓两全其美。当然，官员在接受统筹调配的过程肯定会有不适甚至是浪费。硬生生将政治精英与孕育他的土壤割裂开，看似残忍，对国家安定却有积极意义。精英与乡土的结合，容易产生“地头蛇”，尤其是那些出身世家大族的精英。流官制度在一个人年富力强、最有权力欲望的时候将他频繁游离于陌生的他乡，阻隔了地方势力的壮大，有利于维护安定统一。世族势力在唐朝的烟飞云散，科举与流官二者功不可没。而当暮年的精英致仕回乡后，精力衰减、心态平和，基本倾向于运用大半生的阅历和资源造福桑梓，少破坏之害而多建设之福。古代的制度设计，实现了人才功效的最大化，以及个体发展与政局安定的平衡。

    流官的本质上是回避，包括地域、血缘、科名诸多方面的回避，在制度层面隔绝了异常力量的集结，斩断了地方自行其是、割据称雄的源头，维护了中央集权。它和郡县制是一对孪生兄弟。郡县制攻破了裂土而治的贵族堡垒，将全天下都直辖于朝廷。流官适时接掌了封建贵族们的权力，灌注了郡县治理的血液。在古代中国，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从秦汉到南北朝，封建贵族和流官势力此起彼伏，郡县和王侯封地并存多个时代，直到隋唐封建贵族才彻底落败。唐朝以后，中国的封爵更多只是一个荣誉称号，这点与中世纪的欧洲迥异。“职散勋爵”，封爵只是中国官员的其中一道身份。欧洲的爵位大多意味着领土、税赋及独立军事力量。当大一统观念早已融入中国人的血液，欧洲要进入近代后才在资本和枪炮的双重作用下建立统一的集权的民族国家。

    郡县制下的行政区划，既照顾到了“山河形变”的客观因素，可又划得“犬牙交错”，没有一个完全独立、封闭的行政区。如汉中属于陕西，钦州古属广东，湖南晃州突入贵州。这都是为了钳制地方、增加分裂难度。中央还将重要政务，比如漕运、河务、盐务等独立出来，设置直辖的专门机构，和地方行政区划条块并列，更勿论地方无法染指的关隘要地的驻军了。种种措施都保证了中央政令畅通，国家统一安定。

    古代官员到任陌生的辖区，正常的想法是推行中央政令、完成朝廷任务，以此来博取政治前途。他们是站在朝廷的立场来治理地方的，但是很快会发现中央的普适性指令与千差万别的地方实际存在出入。如何找到中央政令、本地实际、自身利益三者的平衡点，考验古代官员的治理能力与水平。而古代官员的能力与选拔，则是中国古代制度史的第三大遗产。

    三

    中国古代诞生了强大的官僚政治。官僚是中性词。“官”有决策权，“僚”意为僚属。僚没有决策权，属于辅助性官员。几千年来，各个层级、各个地域的千万官僚在支撑着历朝历代的正常运转。官僚集团产生了独立的行事逻辑、群体利益，强大到即便皇帝几十年不上朝国家政务也能正常运转的地步。西汉和南宋都发生过官僚集团“更换”皇帝的大事件，至于在“挑选”皇帝时，官僚集团更是具有相当的分量。官僚集团的力量，来自于制度的保障，更植根于一代代涌现的治理人才。这其中不乏立德立功立言的千古圣贤，也有政务与文学俱佳的传世文臣，更不乏从一介寒儒成长为高效官僚的普通子弟。其中蕴含的培养和选拔机制，是给当代治理课题遗留的宝贵财富。

    与现代人相比，唐宋以后官员参加工作的时间普遍偏晚。明朝新科进士的平均年龄在35岁上下，唐宋和清朝的进士均龄大致相同，考虑到守选、候补等情况，初任官员的均龄要再大几岁。年近四旬对于职场新人来说，确实算不上年轻，但对起步就是知县、主事级别的官员来说却是比较合适的年龄。他们普遍拥有十几年的考试求职经历，具有相当的社会阅历，知道了人世间的冷暖得失，又没有沾染暮气。这些都是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从政不具备的优势。

    进入官僚体系后，官员需要接受一套完整的培养。一个人要经过多岗位、多区域、长时段的历练，层层过关才能位列三公九卿。培养的过程也是挑选的过程，筛除了那些不合格的或主观不愿意的人选。这套体系培养出来的官僚，不能说人人德才兼备，但肯定淘汰了劣质人选进入高层。这和通过选举或者某次机缘就成为领袖的西方体系是非常不同的。

    唐朝《封氏闻见记》指出了唐朝的仕途捷径：大体上，三十岁出头进士出身，从校书正字起步，四十岁前后达到御史郎官的中层，五十岁跃升中书舍人和侍郎等高层，位列公卿。明清两代的理想的仕途路径是：三十岁出头中进士入翰林，累官到御史郎官后于四十岁前后外放地方道府，五六十岁升迁至地方督抚后再竞争内阁军机高位，或者继续为京官至内阁学士京堂侍郎后外放地方督抚，最后谋求宰辅高位。其中的选拔是个复杂工程，仅以清朝为例就有出身、历俸、班位、顺次、考课等硬性要求，又有考核奖惩、铨选制度、人地相宜等动态因素。古代政治史最重人事，吏部为六部之首，则例繁多。但制度千万条，目的就一个：把合适的人放到合适的岗位上去。

    官员选拔尤其注意兼顾中央和地方两方面行政经验。晚清王文韶新入内阁，清流攻击他的一个原因就是王文韶入阁前只担任过一任湖南巡抚，地方行政经验不足。如此锤炼出来的官员，能够坚持到最后的，素质都有基本的保证，他们既有宏观视野又有微观经验，既有相当的声望又能处理复杂的问题。

    古代没有行政学院、没有现代通讯，甚至没有普通话，却能持续不断地将一代代的“田舍翁”塑造成朝堂上的“衮衮诸公”，人才选拔和培养制度功不可没。

    四

    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最常用的形容词之一，便是“独裁”“专制”。事实上，中国古代并不像评价的那样独裁专制，还含有丰富的权力制衡遗产。

    就表象而言，中国的皇帝符合独裁专制的诸多特征：法律的制定者，掌握最高司法权，可以任免官员并直接干预行政，甚至在理论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不是独裁帝王是什么？这样的分析还是利用西方政治框架在分析中国古代政治。现代人分析古代政治，最大的尴尬或者说困惑，就是我们已经无法回到古代政治的情境中去思考、评价。我们只能尽可能地靠拢古代政治。即便如此，我们推论时尚且战战兢兢，生怕出错。不知道用西方政治框架评判中国古代政治的人，是浑然不觉呢，还是无知者无畏？

    中国古代皇权也呈螺旋式上涨。大分裂时代，冠冕落地，皇权低落；紧随其后的大一统王朝，皇权迅速复兴，并且在制度护航下稳步向前。西汉君臣议事，相互席地而坐，公卿辞行时皇帝起身相送；清朝君臣议事，军机大臣“跪听圣训”，辞行时垂身哈腰倒退而出，皇帝安坐如初。但是，皇帝始终不能随便用人、杀人，不能裂土立政，不能对无聊的奏章置之不理，还要提防被大臣推翻。皇权受到各种力量制约，远谈不上独裁专制。

    不论是作为个体的皇帝，还是作为制度或机构的皇帝，客观上都无法做到独裁专制。每个个体或机构的精力与能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处置所有政务。汉武帝一天批阅上百斤竹简，明太祖一天处置上百封奏章，雍正皇帝每天除了睡三四个小时外其他时间都在工作，天天如此，每年只在生日时休息一天。这三位皇帝都“爱岗敬业”、精力旺盛、权力欲超强，他们执政时尚且在为乾纲独断而努力，更毋庸论那些能力与态度都萎靡得多的子孙后代了。皇帝施政必须要借助其他力量，后者自然分割了皇权，对皇权构成制衡。

    制衡皇权最大的力量是以宰相为首的官僚集团所代表的相权。皇权和相权的相爱相杀，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古代政治制度，尤其是中央制度。皇权最终在斗争中胜出，但相权依然保有着匹敌皇帝的能量。此外，柔弱的皇帝往往催生外戚势力。作为皇帝的母系，外戚天然亲近皇权，又与皇帝的利益不尽一致。外戚专横后宫干政，是古代史的常见剧情。皇帝要想打压相权、外戚，只能利用更亲近的身边人。宦官作为独立政治势力，就此登场。可是宦官也有独立利益，势力膨胀后往往反噬皇帝。主仆同归于尽。这是宦官势力不智之处。皇帝可能又需要重复借助相权、外戚等来消灭宦官。俗语说，唐朝与藩镇共天下、宋朝与士大夫共天下、明朝与宦官共天下、清朝与胥吏共天下，说的就是权力制衡的现象。

    除了有形的制约力量外，思想观念，尤其是主流意识形态也时刻制约着皇权。皇帝自称天子，代天牧民，就要承担敬畏天意、礼拜上天的义务。天意自古虚渺难测，旁人也可解说天意来抗衡皇权。自古借皇天上帝、谶纬预言立论的大臣和造反者，不乏其人；皇帝宣扬以道德治国、文治天下，他就要符合礼仪道德。台谏清流们就可以用仁义道德来评判皇权。譬如，皇帝想加赋增税（有时确实是必需的），文官就可以孔夫子的仁政之说立论，主张轻徭薄赋；皇帝要大兴土木，文官可以立论点就更多了。与之相比，皇帝反驳的论据少得可怜。可见，思想观念是政治史的“终南隐士”，是权力所有者斗争的宠儿；思想观念拥有超脱的地位，行使着“公正”仲裁者的角色。

    权力制衡的另一面，表现在政治体系内部的制度设计上。监察制度是中国最古老的政制之一，既监察百官，又劝谏帝王。台谏言官是政治自我纠错、自我革新的重要力量；系统内部权力制衡设计是中国的一大发明，既有地方官制的分割与合作（比如行政、财政、司法、军事等的分离），又有中央部门按照决策流程的分立（比如三省六部制的设计理念）。皇帝与官员治国理政的要害是“权衡”。种种制度设计促进了古代政治的健康发展。

    大自然是一个平衡的生态系统，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仿佛也是一个仿生系统。这个系统是与古代社会背景紧密相连的。古代中国取得的政治成就有目共睹，证明存在丰厚的制度史遗产，其中合理部分泽被至今。

    “中国之治”包含“中国智慧”，展现“中国风采”。挖掘古代制度史遗产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之治，有助于我们增强“四个自信”，更加坚定地在中国道路上迈步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