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于是之塑造舞台上第一个毛主席形象

    于是之演毛主席是六十多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北京刚解放不久，人们经常有机会在各种场合中亲眼见到毛主席。可是在1951年，听说有一出戏里要出现毛主席，人们倒觉得这是件新鲜事，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有人想，让谁来演呢？怎么演？能像吗？……

    出现毛主席形象的这出戏，就是我们北京人艺的院长李伯钊和于村、海啸同志共同创作的三幕九场歌剧《长征》。伯钊同志是位经过长征的老干部，多年来她一直想写一部戏来歌颂中国工农红军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进行的这场艰苦卓绝的斗争。这个愿望终于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三十周年的1951年实现了。在这部戏里，她还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即要在戏剧舞台上第一次出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形象。

    歌剧《长征》的曲作者是贺绿汀、梁寒光同志，导演是焦菊隐、刘郁民和李伯钊同志。就在这个戏准备开排之前，伯钊同志正在考虑由谁来担任“毛主席”这个角色的时候，有同志给她提供了一个线索。那是1951年1月，剧院正准备上演老舍先生的话剧《龙须沟》，是之在这个戏里扮演程疯子（曾是一位唱单弦的曲艺演员）。为了更适合这个人物形象的要求，是之给自己设计了一个发型，即把自己额头上的头发剃掉了一些，留个背头，这样就显得脑门儿宽了一些，脸也长一些，像是当年梨园行的“老供奉”那样。事有凑巧，就在试装拍照时有一张相片没洗印好，模模糊糊的，不少同志猛一看都说像毛主席，于是就有人把它拿给伯钊同志看，她一看也觉得像。就这样，演毛主席的这副重担就落在是之身上了。

    其实，在《长征》这出戏里，毛主席只在第六场抢渡大渡河中出现几分钟，而且台词也只有一句，但观众并不管你是戏多还是戏少，关键是要在舞台上能看到“毛主席”就很满足了。为了让是之塑造好这非同一般的角色，上至剧院的领导，下至所有的演员，大家都非常关心，并想方设法帮助他做好准备工作。伯钊同志先是给他送来东北版的《毛泽东选集》上下两卷，让他认真读毛主席的书（那时还没有正式出版《毛泽东选集》，一般不太容易找得到）；接着又给他找来若干张毛主席的生活照，让他仔细研究，这些照片也是平时不常见的；她还拿来了毛主席给她丈夫杨尚昆同志的信的信封，让是之学着写毛体字……

    就在《龙须沟》演出告一段落后，4月21日歌剧《长征》建组了。在这次建组会上宣布了该剧的演员表，同时正式宣布由于是之扮演毛主席。大家听后都热烈鼓掌，并让他站起来。是之在演员日记中写道：“我有一种像是惭愧的感觉油然而生，在这个任务面前觉得自己距离角色是何其远啊！”也就是从这天起，他开始写演员日记了。他说：“扮演毛主席对我是一个学习任务，我将随着对角色的深入，随时检查自己的思想。我已经申请入党了，争取在这次工作中被批准入党。”

    在宣布《长征》角色人选的第二天下午，是之就去找导演焦菊隐先生，谈关于角色的问题。他说：“我原来是想从了解毛主席的思想及历史入手，然后再了解他的生活习惯等东西。焦先生说对于后者几乎可以放在最轻的地位上，最后最后再做。因为戏里毛主席在台上时间不多，主要的是表现他的气魄，重要的是了解毛主席的思想。应该读他在最复杂斗争环境中的作品，了解他的思想怎样运用。焦先生叫我在平日努力提高思想，关心周围事物，勤做分析，这样会逐渐地体会到毛主席。外在动作是很快就会找着的。”

    接着，是之就按焦先生说的，每天除认真读毛主席的有关著作外，还仔细阅读报纸，学着分析国际国内问题，分析自己对新闻的每一个情感反应，让自己成为一个多用思想的人。此外，院里还让是之看了一部毛主席的新闻纪录片，那是毛主席到火车站接宋庆龄到北京参加国庆大典的情景。是之特别注意到当火车还没进站前，毛主席在站台上来回踱步的样子。他回来后在院子里就练起来了。有的同志看他大踏步地走着，眼睛凝神的样子，就知道他是在体验角色呢，并鼓励他说：“有点儿味道了。”可也有的同志说：“你是不是病刚好，怎么显得没精神啊？”他一想，还是没有抓住毛主席那种精神，还要不断地读书、学习、多练。

    另外，领导还让是之听毛主席的讲话录音。那时能找到的就是1949年第一次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毛主席致开幕词的那段讲话。

    当时既没有录音磁带，更谈不上光盘，只有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的唯一的一张唱片。这张宝贵的唱片，也被领导给借了过来，让是之在手摇留声机上听。他一遍一遍反反复复地听。这件事给是之留下的印象是极深刻的，直到他晚年生病期间，很多往事都淡忘了，但偶尔仍能讲出毛主席的这段讲话。

    是之在不断地听毛主席讲话录音的同时，还找来一些同志听他用湖南口音读毛主席的著作。他说主席有的文章，比如像《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几乎全用口语，很适合朗读，他从中能够琢磨出主席生动而伟大的性格来。

    5月24日对是之来说是一个极特殊的日子，也是难忘的。这一天，他亲眼见到了毛主席。那天，毛主席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签订西藏和平解放协议的代表。他们要向毛主席敬献哈达。这一仪式需要有乐队奏乐，而乐队用的正是我们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军乐队。于是领导就给是之创造了一个机会，让他扮成军乐队队员和另一个人一起提着一面大鼓走进了勤政殿。他们站立的位置离毛主席距离很近，所以整个活动过程是之都看得清清楚楚，亲身感受到了伟大导师的风范，这让他久久不能忘怀。是之在这天的日记里写了很多，有他的感受，也有一些细节，如对主席走路、手势、眼神的记忆。他认为：

    都说毛主席气魄大，有分量，但这是概念，我觉得他的气魄大，主要表现在他总让人感觉是在想着一件更久远的大事情。他有一双凝视远方的眼睛。

    毛主席的有分量表现在他的注意力高度集中上，若有三个人围在他身边，他不像我们东一眼西一眼地看个不停，他先招呼完一个，再招呼一个，握手的时候眼睛凝视在你身上，听你说话。……他是那么诚恳地听完你所说的话。

    他时常手抚下颚。……他时常两手背在后面。

    在5月28、29、30日这三天，排到该是之上场的第六场抢渡大渡河了。他是在这场戏的后半场出场的。这段戏的剧情是这样的：师长、政委陪着毛主席从山洞里出来（从台左侧上场），他先是向准备强渡大渡河的十八勇士挥手致意，然后走上高坡，师长向主席报告河对面敌方的情况及我军的部署和决心。毛主席听后，转过身来注视着这十八名英勇的战士，勇士们向毛主席庄严宣誓，主席用坚定而信任的目光看着宣誓的每一个人。宣誓毕，毛主席说：“同志们，祝你们成功！”战士们再次给主席敬礼，然后就毅然出发了。毛主席目送他们远去，大幕徐徐落下。

    第一天排这段戏时，是之记道：“大家一向着我宣誓，我紧张得要死，手也僵得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好了。排完戏一手汗，腿也哆嗦得厉害，心将破咽而出。”他简直就不知道人家向他宣誓时他该怎么办。

    第二天，是之就去找剧院的副院长欧阳山尊讨教。山尊同志是从延安来的老同志，他帮助是之分析说，战士那是对党宣誓，对解放事业宣誓。是之觉得自己还是没有进入角色，当时只想“我”怎么办，所以紧张了。下午再排戏时，当战士宣誓时，他想“我们应一同向党宣誓”，于是他认真倾听……这样，感觉好多了。

    两天的戏排下来，是之又读《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他发现《决议》里反映的正是“大渡河”这场戏的思想基础，戏里主席在听十八勇士宣誓时，也正应该是《决议》中当时毛主席的思想情况和感情状态。他觉得这段时间只是读毛著或做各种模仿，没有和具体戏结合起来，是个遗憾；但剧本给提供的东西又太少，所以必须要由演员把它填充起来，丰富起来。否则只有外表的“像”，而实际人物还是个“空壳壳”。

    排过三天戏以后，直到6月中旬便都是演员自己做准备了。他仍是学习毛主席著作，读反映长征的有关文学作品，听主席的讲话录音，看有关主席的纪录片等。他觉得还是很有收获的。

    6月17日第一次彩排。是之记道：“第一次彩排，意见雪片飞来，足见群众关系之好。”我看同志们提的那些意见，都说明戏看得很专注仔细，意见也非常具体：“手背得太高了，像程疯子”“走路时脚离得太远”“团长报告时就听团长的，不要看谢富贵，那样人就轻了”“上坡前看师长一眼，似是犹疑不定，不好”“年纪太大”“太文了”“没有气魄”“真成了儒将了”，甚至还有人说“眼睛没神”“像刚睡醒”……

    根据大家的意见，从6月23日起，焦先生决定每天晚上抽出二十分钟，单独给他“磨戏”，然后再让他自己去练习。他俩排戏的那间屋子就在我们住的房间对面。我当时觉得，就那么几分钟的戏，怎么排呢？可每次看是之回来都觉得他很有收获，有时还沉浸在“领袖”的氛围中。他大踏步走进屋来，也不说话，坐在桌前或写些东西，或是看书，这时我也不和他说话，不去打扰他。

    这种二人的单独排练大约进行了六七次。我后来才知道，焦先生主要是帮他把“气派”培养大，要有一种伟人的气魄，去掉那些不符合人物的“于是之”的想法、动作。譬如，他开始上场时看见十八勇士向他敬礼，他不必有什么“抱歉”“叫你们久等了”的想法，主席想的都是战斗打响之前如何考虑得更周密，好下最后的决心，所以他看到勇士们敬礼只是习惯地还礼，然后急于和师长走上高坡，面对江水，和师长继续研究问题。诸如此类，焦先生帮他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抠”，以便使他的表现更接近于人物。

    这时，是之在生活中随时都想着他心中的那个人物。他觉得“自己见的大场面、大山大川太少了，演员胸襟的狭窄限制了角色”。他有一篇日记写道：

    “七一”以前，一个欲雨的傍晚，我自己跑上北海白塔站了一小时，上面幸好没人，我把与师长的一段戏在上面自己练习了许多遍。

    乍一上去还有些腿软呢！试着引起毛主席的心情，逐渐不害怕了，腿也不软了。——这很有意思。愈发证实自己是个小人物，在大场面面前，方寸便随之乱了，大渡河的事件若摆在我的面前，一定会急死……

    我飞扬浮躁，毛主席不。……“镇定”也是毛主席的特点，他平静得像一面大湖。

    是之这几天仍在酝酿这场戏。他不断地看材料、学习、思考，找老同志请教。人物在他心中的形象逐渐“活跃”起来，信心也增强了。同时他还把人物出场前都做了些什么事情一一写了出来。如他所了解的敌我双方的情况是什么，师长向他都汇报了什么，他和师长带来的老艄公又是怎么谈的，最后怎么下的决心等等。这样一写，他觉得很有收获，让人物上场时思想更为丰满。

    7月6日，排练一至六场。伯钊同志把聂荣臻和杨尚昆同志请到了排练场。当看到“毛主席”上场时，觉得他走路还像主席，他们就都乐了。最后，杨尚昆同志说是之的湖南话还不够味儿，话还要说得慢一些。是之在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同时，经过自己不断地揣摩，觉得又有些新的感悟，焦先生也不时地对他进行个别指导，并要求他应有“自觉的领袖神情”。

    随着上演的临近，伯钊同志经常请来一些领导看戏。7月21日那天来的人最多，记得有彭真、聂荣臻、肖华、江青、刘亚楼、胡乔木、李富春等，他们看了是之那段戏后，提了不少意见，总的说是还不够自然，比较紧张。

    1951年的8月1日，歌剧《长征》终于正式上演了。这一天，刘少奇同志、周恩来总理，还有朱德总司令等中央领导同志都来看戏了。大家在后台听到这个消息都既兴奋又紧张，而导演焦菊隐先生似乎比演员还紧张。他坐立不安，总是在那里来回踱步，一直等到“毛主席”上场后，听见观众热烈的掌声，再从侧幕看到那些领导同志，他们不是鼓掌而是哈哈大笑时，焦先生悬着的那颗心才算放了下来。这个“毛主席”算是被观众认可了。

    现在回想，是之当时只有二十三四岁，一个毛头小伙子，参加革命也不过只有一年多时间，既没参加过重大的政治斗争，也还不是一名共产党员，让他完成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也实在是难为他了。但那时的政治环境还是比较宽松的，大家都没有更多的顾虑，敢于放开手脚去做。领导重视、关心是很重要的，像院长李伯钊同志就给他创造了各种机会，帮他提高政治思想；导演也比较有经验，想出各种办法叫演员逐渐接近人物的内心；而周围的同志热心关怀、鼓励，也给了他信心。当然，不可缺少的还是他自己的刻苦努力，这才使得这次的任务能基本完成，达到了一个及格的水平。

    对于是之扮演的毛主席，当时观众的普遍反映是“像”，是之对这个评论还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他在日记里这样分析道：

    1.有力地告诉我只要内在精神掌握住了，是有办法说服观众的。内在精神愈充沛，对观众就愈发雄辩！他们会从你的眼睛里、从整个的气氛中感到这是领袖，像不像他已经来不及仔细考虑了。而且每个人心目中有一个不同的毛主席，与其多追求毛主席的生活细节，倒不如多追求群众怎样爱戴自己的领袖。

    2.只是“像”还不是“是”，这是一个有良心的演员所应该感到不满足的。……我们的责任是应该把主席的思想情感介绍给观众，使人得到感染。不应该是只重现（copy）一个形式，叫人曰“像”就完了的。努力吧，这是许多演员一辈子的事情。

    《长征》这出戏，那么多中央领导都看过了，唯独毛主席没去看。是之跟我说，后来有人把他演毛主席的剧照放大了拿去给主席看，并告诉他：“就是《龙须沟》里演程疯子的那个演员演的您。”毛主席听后风趣地说：“干革命就是疯子嘛！”（话剧《龙须沟》曾在中南海怀仁堂演出过，毛主席去看了。）

    《长征》自8月1日上演后，场场爆满，开始是在青年宫剧场，演了一个月，约有三万多观众，但等着登记买票的观众还有四万多人。这样，从9月份以后我们就改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演出了，一直演到10月初，估计观众人数超过了十万。坦诚地说，这个戏从剧本到演出都还不够成熟，但为什么那么火呢？一个是那时的群众政治热情高；另一个，是有不少人就是要去看“毛主席”的。

    六十多年前，一个演员为了在舞台上塑造领袖的形象，哪怕是只有几分钟的戏、一句台词，却勤勤恳恳地准备了半年多的时间。现在说起来，可能不太被人理解，这值得吗？是不是太“傻”了？的确，那出戏早已被人们淡忘了，但我觉得，那时有一种精神是非常可贵的，那就是人们对工作极其负责，对事业认真、执着的追求，这种精神是不能被遗忘的，是不能被抛弃的，而应永存。

    没想到的是，在过了几十年后还出了这么一件事：在2000年3月15日的《中华读书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是《“文革”前于是之演过毛主席吗》，作者是另一刊物的编辑。他看到《北京青年报》上有一文章提到于是之曾在“文革”前演过毛主席，他对此表示怀疑，认为在主席还健在时，舞台上不可能有人扮演毛主席，甚至以为是文章的作者在编造。

    时隔近一个月，4月12日，《中华读书报》上又出现了更为醒目的大标题：《“文革”前于是之确实（这二字是黑体字——李注）演过毛主席》，标题下用了大半版的篇幅，除刊发了那位质疑者的一篇《感谢指正》的文章外，还刊登了五篇读者来信，他们都是在1951年亲自看过歌剧《长征》的观众，有的描述了戏中毛主席上场的情景；有的是说自己在日记中记录了观看这次演出的情景；还有人手里还保留着当年的演出说明书，演员表中明明白白地写着“毛主席——于是之”；最后是顾骧同志，他不仅说他看过当年的演出，而且为了进一步证实，还特意给我打来电话询问。我看了这几位老观众的“证词”，心里特别感动。时隔五十年了（1951—2000），他们对当年看的那场演出仍记忆犹新。可爱的观众啊，我向您们致以崇高的敬礼！

    现在看，1951年对于是之来说是过得很有意义的：年初上演了《龙须沟》，以后从春到秋就是学习、排练和演出《长征》，接着领导又决定让他去湖南参加土改。这一年他无论是在政治思想、艺术修养，还是生活锻炼方面都有很大提高，在成长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本文摘自《我和于是之这一生》，李曼宜著，作家出版社2019年10月第一版，定价：58.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