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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0年01月15日 星期三

    大书

    国际文化人、诺贝尔奖和性丑闻:《俱乐部》成为瑞典全国畅销书

    中华读书报记者康慨 《 中华读书报 》( 2020年01月15日   04 版)

        马蒂尔达·古斯塔夫松。摄影:埃里克·西曼德

        让-克洛德·阿尔诺

        《俱乐部》

        一本记录“文化人”丑闻的新作不仅成了瑞典全国的畅销书,还获得了各大媒体几乎一致的好评。

        揭开盖子的人

        《俱乐部:一次调查》(Klub⁃ben.Enundersökning)在去年年末上市,畅销于圣诞和新年假期,并入选瑞典多家大媒体评出的年度好书。

        在《每日新闻报》文化部评论员集体投票选出的好书榜上,《俱乐部》至今排在头名。

        这本二百二十七页的调查报告由阿尔贝特·博尼耶社出版,全面回顾了文化人丑闻的演进过程。作者是三十二岁的瑞典青年记者马蒂尔达·古斯塔夫松(MatildaGustavsson),她也是最早曝光此事的人。

        2017年11月21日,古斯塔夫松在《每日新闻报》刊出调查报道,以十八位受苦妇女的证词,有力地指控某著名“文化人”在1996年到2017年间对她们多次性骚扰,亦曾借瑞典学院位于巴黎的公寓实施强奸。

        中华读书报在同年11月29日的报道中确认,文化人就是学院院士卡塔琳娜·弗罗斯滕松的法国丈夫、斯德哥尔摩论坛当代文化中心艺术总监让-克洛德·阿尔诺(Jean-ClaudeArnault)。

        对院士家属利用学院声望、资金和场地实施连环骚扰一事,瑞典学院多年来奉行的是压制和隐瞒的策略。古斯塔夫松成了第一个掀盖子的人。她的报道像一颗炸弹,丢进了多年不能见光的黑暗世界,一起国际丑闻因此得以曝光,继而引发了一系列轰动瑞典乃至世界的事件。

        激烈的内部斗争在瑞典学院爆发,多位院士离席或辞职,学院陷入行政瘫痪。该机构及其主持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声誉受到了严重伤害。

        受丑闻所累,诺贝尔文学奖未能在2018年颁发。

        同年,古斯塔夫松获得了瑞典“大新闻奖”,瑞典杂志出版人协会也授予她2018年“年度新闻工作者”的称号。

        黑暗笼罩学院

        《俱乐部》的书名指的既是阿尔诺和弗罗斯滕松共同拥有的私人会所——论坛当代文化中心,也让人想到阿尔诺所属的斯德哥尔摩精英圈子。经由此书,读者可以一窥瑞典文化生活中腐朽、肮脏和黑暗的一面。

        在书里,古斯塔夫松追踪阿尔诺从摄影师、院士丈夫到连环强奸犯的堕落轨迹,揭露自诩“瑞典学院第十九位院士”的文化人如何假艺术之名弄权逐色,毁坏一个个文学女青年的身体、心灵和人生,而同一圈子里的众多名流又是怎样对恶

        行视若无睹,甚至与之沆瀣一气,分享受害者,对她们捂嘴,对作恶者歌功颂德。不仅如此,弗罗斯滕松夫妇还涉嫌利用这个俱乐部搞经济犯罪活动,有证据表明,他们可能从事了欺诈、骗取公款和偷窃艺术品的活动。

        二十二岁的米拉在书中告诉古斯塔夫松:

        有时我鼓起离开他的勇气,要求结束这段关系。但每次开口之后,我都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他疯狂地约我,给我打电话。他说我的事业会被“烧尽”,我相信他的话。没有他的同意我就无法思考。

        我记得我们去一个著名文化人家里吃晚餐。人人明白我的角色,只有一对老夫妇不明就里。“我不知道卡塔琳娜和让-克洛德还有个女儿呀。”那女人说。所有人都乐不可支。

        在这个圈子里,大部分人都对这种情况习以为常。有些男人从让-克洛德手里得到了姑娘。他经常形容他本人是最好的女青年学校。他发现并“培训她们”,让她们为下家接手做好准备。

        到那时,我已经接受了他的世界观。所以在思考怎样脱离这种处境时,我能想到的主要途径就是:成为他可以赠与朋友的一件礼物。也许他会把我送给一个好人家。

        我之所以终于离开让-克洛德,是因为我已一心准备结束生命。我什么都不在乎了。我只求脱身。

        当他明白我是认真的,就说我是必须予以清除的“癌”。他要阻断我的每一条路。他打来电话,对我发出了口头威胁。

        社会在进步

        阿尔诺已因强奸获罪,入狱服刑。弗罗斯滕松去年年初辞职,春末出书,以《K》为名,暗指席勒《阴谋与爱情》剧名中的“阴谋”(kabal)二字,借以指控古斯塔夫松和《每日新闻报》出于对瑞典学院根深蒂固的憎恶,与十八位妇女共谋,联手伪造受害经历,以图搞臭学院及其代表的先进文化(finkulturen)。

        不仅如此,弗罗斯滕松还对受害者开火,将她们的证词贬低为“极度的夸张、谎言和诽谤”。又说她们是“恶毒或沮丧的”,个个揣着一颗报复的心。驱使她们说谎的原因一是嫉妒,二是要站到舞台上一举成名的欲望。她说她们想变成歌队里的领唱,军团里的先锋,有些人还对瑞典学院怀着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要破坏稳定,要夺权,要篡位。要变天。”(attdesta⁃bilisera,atttamakten,attintaplatserna.Attbytaregim.)

        阿尔诺的朋友、仍在学院视事的霍拉斯·恩达尔院士也公开表示,某些妇女寻求对阿尔诺复仇。

        古斯塔夫松说,这种阴谋论纯属无稽之谈。弗罗斯滕松和恩达尔利用伪资讯惑众,散布无法证实的消息,他们如此铤而走险,实在令人震惊。

        不久前,古斯塔夫松告诉瑞典一家妇女杂志,她在少女时代也曾遭到性骚扰,却作为社会惯例而予以接受。只是长大一些并受到“#我也是”运动的感召后,她才以性骚扰重新定义原来的经验。但年轻一代必将不同。今天,像阿尔诺那样有权有势的惯犯,活得一定不会像过去那么轻松。

        从这一点来看,我们的社会确实在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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