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予倩留给中国戏剧教育事业的宝贵财富

    欧阳予倩先生是中国话剧开天辟地的功臣，是新中国戏剧教育的奠基人，是戏曲改革、电影创作和舞蹈研究方面的集大成者，是中国现代史上罕见的通才大家。

    欧阳予倩先生是中国艺术研究身先士卒的开拓者和践行者。早在1929年，他就在广东戏剧研究所创办《戏剧》杂志，发表关于戏剧的种种主张和理念；他在这本由他主编的《戏剧》杂志上连载的《自我演戏以来》，是他从1907年第一次登台到1928年脱离舞台生活为止的自述。从春柳社的开场到新剧同志会、社会教育团、文社、春柳剧场，到作为京戏演员的时期、南通三年、国民剧场的经过等，都是中国现代戏剧研究的珍贵遗产和戏剧史的鲜活内容。由于历史原因，欧阳予倩先生1929年至1931年间在广东戏剧研究所时期主办的戏剧专刊《戏剧》《戏剧研究》及《广州民国日报》副刊《戏剧周刊》这批文献资料因故未能收入之前出版的《欧阳予倩文集》。这批珍贵资料终于要和读者见面了。这对研究当时岭南地区乃至全国戏剧教育、戏剧运动等方面极具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

    欧阳予倩先生作为中央戏剧学院首任院长，不仅是学院的精神气质，也是学术旗帜。他毕生从事戏剧实践和戏剧教育工作，为中国文艺的大众化做了大量的开路工作，培养了一大批戏剧艺术人才，为中国戏剧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欧阳予倩先生以他一生的艺术实践和经验积淀，成为了中国艺术研究的巨大文化存在，成为了可以支撑中国戏剧学学科建设的宝贵精神资源。

    欧阳予倩先生经历了“五四”以来话剧运动的所有过程，在他的戏剧实践中也不可避免地经历着话剧中国化的过程，即“中与西，新与旧，创新与传统，艺术与政治任务之间的撞击和斗争。”“戏剧的民族形式问题”是欧阳予倩先生戏剧观的内核，他本身就是传统戏曲与现代话剧之间的一座金桥。欧阳予倩先生希望看到的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和中国的艺术实践相结合，建立起以民族形式表现社会主义内容、为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新的戏剧艺术。老院长的这一理念正是我们当下取之不竭的精神资源。而如今，这一理念正在中央戏剧学院的办学方向中得以印证、传承和体现。我们希望通过对老院长的学术研究，沿着他开辟的道路继续走下去，在教学与艺术实践中不断地阐明和拓展戏剧的中国学派。

    中央戏剧学院遵循欧阳予倩老院长的治校和治学理念，坚持传承延安鲁艺的红色基因，以戏剧教育、艺术研究为抓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对民族传统和艺术新知，兼收并蓄，吐故纳新。

    欧阳予倩老院长常说：“我并不聪敏，我的办法是笨办法，一点一滴地去学，去做。”这也是我们这一代戏剧人应该继承的治学态度。本书的作者李歆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作为一名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李歆近年来能够潜心从事戏剧文献整理与研究，专注研究田汉、欧阳予倩等对中国戏剧艺术传播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作用的艺术大家，成果颇丰，值得祝贺。如今，李歆经过多年努力，坚持不懈搜集相关文章，不仅使得欧阳予倩先生上世纪20年代末创办的戏剧刊物得以重见天日，还对文献做了深入的研究，详细考证了广东戏剧研究所创办的缘起、历程与结束，并对广东戏剧研究所的创作与演出做了翔实考据，探讨了其与南国社的“和而不同”之路。李歆扎扎实实、一丝不苟搞学问的严谨治学态度值得肯定。

    实现“在传统的基础上创造最新最美的戏剧艺术”的理想，探索将是漫长的、艰苦的。中央戏剧学院愿做老院长这一理念的探索者和坚定的践行者与继承者，吸取世界先进的舞台影视技术、观念、方法与手段，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借鉴世界优秀文化成果，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艺思想，继续打造新时代国家戏剧教育的史诗剧场。这是欧阳予倩老院长留给中央戏剧学院的精神蓝图，也是留给中国戏剧教育事业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