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为一冷门学科默默奉献毕生的前辈

    在共和国的科学事业中，既有做出惊天动地之事而隐姓埋名的两弹一星元勋们，他们为增强国威，为我国科技攀登世界高峰做出重大贡献，值得人们敬佩；同时，也有为冷门学科默默探索，贡献终生的学者，他们也为共和国的科学事业添砖加瓦，同样也值得我们敬佩，文焕然（1919-1986）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学者。

    我从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地理所，即与文先生相处20余年；在他驾鹤西行时，我与他家人、所内外同事、故旧一同送别；此后，我亲身经历、感受、目睹历史自然地理学的兴衰。在文焕然先生百年诞辰之际，我作为诸多事件的亲历者与见证人，更加缅怀这位不同寻常的前辈学者。

    文焕然先生从事研究的是历史自然地理学，是研究几千年乃至一万年以来地理环境诸自然要素（包括气候、河流湖泊、沙漠、海岸线、植被以及动物等）的空间分布及变化。虽然早在上世纪20年代，我国著名学者竺可桢先生就利用我国极丰富且不间断的历史文献记载，从事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乃其滥觞，但由于这些自然地理要素的资料在历史文献中并没有系统、集中记载，而是散见于各种文献之中，而这一领域的研究，要从汪洋大海的中国历史文献中大海捞针，沙里淘金，其研究难度极大，因此对这一学科少有问津者，或偶有蜻蜓点水，浅尝辄止者，致使这一学科发展缓慢，成为一冷门学科。此后，在上世纪40年代，年轻的文焕然先生便立志于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并从此踏上这一不归路，在这一领域默默地勤奋地探索，虽然历经诸多磨难，却矢志不移，锲而不舍，为这一学科诸多领域的发展做出卓越贡献。

    在1947年，尚是青年时期的文焕然先生，就发表了《北方之竹》与《从地理学之观点论我国核心区域之转移》两篇文章，开始了他的历史自然地理研究。

    然后，在50年代，文先生又发表《从秦汉时代中国的柑、橘、荔枝地理分布大势之史料来初步推断当时黄河中下游南部的常年气候》和《汉代黄河中下游气候的初步研究》两篇文章，尝试通过喜暖植物地理分布的变迁，来探讨历史时期气候变化。1959年，文先生出版了被称为中国第一部历史气候专著——《秦汉时代黄河中下游气候研究》。

    文先生的这一系列研究成果，受到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先生的重视，1962年将他从福建师范学院（今福建师范大学前身）调到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今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前身）历史地理组（独立学科组）。60年代初，为配合黄淮海平原综合治理，他又开展历史时期黄淮海平原盐碱土地理分布变化的研究。以这些研究为基础，文先生把他的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与此同时，他还开展了历史时期竹林分布北界变迁的研究，为此进行了广泛野外调查。文先生把柑、橘、荔枝、竹等作为研究对象，是很有见地，因为它们都是对气温很敏感的喜暖植物，分布广泛，和人们的生活关系密切，在历史文献中有较多记载，它们的地理分布与变迁可以反映不同时期的气温状况和变化。他对这些植物的研究，不仅为历史气候研究获得更为丰富的史料与较可靠证据，而且还为历史时期植被变化研究奠定基础。文先生不仅关注竹林地理分布与变迁，还涉及一些诸如禾本科竹亚科（Bambusoideae）、棕榈科（Pal⁃mae）、芸香科（Rutaceae）、无患子科（Sapindaceae）等一些植物属、种的地理分布与变迁。

    1972年，周恩来总理做出中国科学院要进行基础理论研究的指示，在竺可桢先生主持下，中国地理学会和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组织全国地理学界编著《中国自然地理》系列专著，系统全面总结中国地理学研究获得的成果，《历史自然地理》是该丛书之一，这是中国第一部涉及历史自然地理较成熟的各分支领域专著，其中把《历史时期植被变迁》作为一章，这也是第一次正式把全国性历史时期植被变迁作为研究对象。而在此之前，中国历史自然地理研究则主要关注历史时期河流的变迁（更确切地说，主要在是关注黄河和海河等少数几条河流以及少数几个湖泊的变迁）。《历史时期植被变迁》一章主要由文焕然先生撰写。由于这一部分此前几乎没有什么研究基础，基本上是从零开始，因此，这部分的撰写难度很大，具有开创性。其时正处“文革”期间，“四人帮”横行，极左思潮泛滥，科研工作面临诸多阻力，并且科研经费也极少，文先生克服种种困难，奔波于各大图书馆，有的图书馆中午闭馆，无处休息，文先生竟在外面露天打坐，其情其景，令人感动。

    文焕然先生在为《中国历史自然地理》这一章撰写收集资料的同时，还特别关注历史时期森林地理分布的变化。如果考虑到当时在中国生态意识远没有今天这样强烈，文先生对历史时期森林地理分布变化的研究是相当超前的，他开创了历史时期森林地理分布变迁研究的先河。为了进行这一研究，他不仅查阅了大量历史文献，还进行广泛考察，足迹踏遍了中华大地的很大部分。通过实地考察，他不仅对不同生态环境产生更直观、生动、深刻的印记，而且综合各种要素做出更科学研究与推断。

    特别是文焕然先生亲自到宁夏贺兰山、宁夏南部山区的6县、青海省东部地区以及内蒙古阴山与大青山地区实地考察，取得有关这些地区历史时期森林分布变化的一系列重要认识。如文焕然先生在宁夏贺兰山考察，见到贺兰山针叶林中每每可见到残留着的众多粗大的伐根，伐桩有一人多高，直径在1米以上，伐桩分布广，甚至在分水岭也能见到伐桩。据此，文焕然先生认为，贺兰山高山部分原始森林历史悠久，并非自古以来就是以中、小径材为主的残破林区；贺兰山中低山部分林线的上升、林相残破，平均立木直径缩小，林木生长率低，应该是过伐林；贺兰山低海拔的山杨等森林，应是次生的天然林。文先生在宁夏南部山区，了解到这里出土的大量古木，他认为，这些古木并非外来木材，而是当地历史上生长的林木，这些出土古木，树种有云杉属、冷杉属、落叶松属，以及连香树、圆柏、油松、辽东栎、桦等，文先生认为历史上，宁夏南部山区的森林是以云杉、落叶松为优势的针叶林，其中云杉连续分布于宁夏南部山区高海拔处，北部以圆柏占优势。文先生还到内蒙古阴山考察，了解到仅乾隆年间，呼和浩特至少已有召庙40余个，大的召庙有数百僧人；而召庙的大量木料取自阴山上数百年古木；他还在大青山了解到山下的许多称为“板升”的古村庄，其早期房屋是用大青山的木料建造的；16世纪的蒙古阿勒坦汗为自己建造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城郭和宫殿，其梁、柱、门、窗所用木料也都是取自大青山。根据阴山岩画中的野生动物与现气候、土壤等及残存的山地森林、灌从等推断，那时阴山及大青山一带森林远较今天繁茂，范围也远较今广。

    文先生不仅撰写了全国性历史时期森林变迁的专文，还特别为生态环境较脆弱、研究力量较薄弱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等分别撰写了历史时期森林变迁的专文。他的这些研究，不仅得到林业部门和相关省、自治区的重视，为我国林业建设，特别是为“三北”防护林建设，提供重要历史依据，还为后来其他学者撰写的《中国森林》和《中国植被》两部大型重要著作所采纳和吸收。文先生对“三北”地区历史时期森林地理分布变迁的研究，只是他新出版的《历史时期中国森林地理分布与变迁》一小部分。

    更值得称道的是，文先生在进行历史时期植被变迁研究的资料收集过程中，还关注收集一些珍稀野生动物在历史时期地理分布与变迁的资料。他最初关注的是野生亚洲象和犀牛的地理分布与变迁，因为它们都是生存于温湿的环境，是喜暖动物。文先生尝试通过这些对低温敏感（具备代用指标特征）动物地理分布的变迁来研究气候变化，撰写了相关文章，引起很大反响。也使他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兴趣，而不能止步。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身体多病，特别是患有严重糖尿病、静脉曲张，双脚溃肿，举步维艰，步履蹒跚，每走几步，就要停下来休息一会，但仍以孱弱抱病之躯笔耕不辍，又撰写了有关大熊猫、扬子鳄、麋鹿、长臂猿、野马、野骆驼等动物历史时期地理分布变迁的多篇文章。他的这些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即历史动物地理学，为历史自然地理学增添了一个新分支学科。

    文焕然先生研究视野广阔。他从历史气候研究到历史时期植被变迁研究，再到历史时期动物地理分布变迁研究，涉及领域之广，可以想见。不仅如此，他还善于将各种自然、人文因素联系起来，通过相互之间关系来研究历史时期自然环境的变化。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进行的《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的研究，主要是利用植物和动物的有关史料，作为“代用指标”，来探讨我国冬半年气候冷暖的变化，并撰写出专著。把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变化作为研究对象，以前还没有任何研究者予以关注。由于在冬半年气温的变化对于那些喜暖动植物的影响尤为显著，文先生能瞄准这一研究视角，足见他具有独到的科学眼光。这一研究，也是为中国历史气候变化研究开拓一条新途径和新的视角。

    文焕然先生能够虚心向其他领域专家学者学习，取长补短，这是他能在学术上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的一个重要原因。他的好学精神也是值得后学者学习的。据不完全统计，文焕然先生曾经向数十位不同领域专家学者学习，其中有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动物学家、植物学家、动物学家、林学家、水土保持学家、生态学家等，并与其中许多学者结成关系密切的朋友，相互切磋学问，相辅相成。

    文先生的研究成果，曾获得中科院和国家出版部门的多项奖掖。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今天人们的生态意识越来越浓厚，他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令人欣慰的是，文先生之子文榕生先生子承父业，在文焕然先生仙逝之后，继续其父亲的研究，尤其是30余年来，在体制外单枪匹马，完成通常需要团队通力合作的成果，难能可贵。文榕生先生不仅将其父亲的已发表的著作进行整理和选编，而且将文焕然先生尚未能来得及发表的未定遗稿加以整理、改写、出版/发表，还为已发表的论著及未能发表的论著配置和绘制新图。新近汇总结集为三部巨著，即《历史时期中国气候变化》《历史时期中国森林地理分布与变迁》（由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及《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由重庆出版社出版），集中展现了文焕然先生毕生为历史自然地理学探索和开拓取得的成绩。

    2019年是文焕然先生百年诞辰，这三部著作的出版，既是对先生工作的传承，也是对先生的很好纪念。我们永远怀念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