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记性与回忆录

    对于人的生命个体，大脑记忆的重要性怎样高估都不过分。我们评价某人是否天资聪明，记忆力往往是个重要指标，一个人拥有超强的记忆力，类似于拥有出众的颜值，实属幸运之神眷顾，可视为上苍赐予的礼物，可遇不可求。

    一些文豪正是因其“过目不忘”“耳闻则诵”的禀赋，而成为佳话。雨果活到83岁，对自己经历的事永远一清二楚，直至晚年，他从不曾对同一个人重复讲过同一个故事。博尔赫斯的“博闻强记”令人惊叹，他只是不经意间听过某教授读一首诗，两周后，朗读者本人都忘记了，他却仍能一字不落地背诵下来。

    也有相反的例子，同样为人津津乐道。据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回忆，与丈夫初次见面开始，他便一再问到她的名字，随问随忘，令人尴尬，陀翁的健忘症是患癫痫的结果，他一生总也记不住有些相识者的姓名和相貌，因此被误解为目中无人，狂妄自大。蒙田的记性同样糟糕，当别人当面引述他的文章内容时，他总是茫然，据说蒙田每次去书房查找资料，穿越庭院后就忘了去书房的目的，只好让仆人随身相伴，时时提醒他。

    既然记忆力属于天赋，我们便不必因记性差而自卑，也不能对记忆力好的人盲目崇拜。人非神，也不是人工智能机器——为确保记忆的准确无误，最靠谱的方式还是“白纸黑字”。中国有句老话，“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养成勤动笔的习惯，就可以弥补记性差的不足。我猜想，蒙田或许正是因为忘性大，才不敢有所懈怠，充分利用“烂笔头”，才写出那么多的传世随笔。

    记忆的真实，不一定就能保证“回忆”的准确。记性是一回事，“回忆”又是一回事。特别是当事人所剩无几，唯一的知情者就具有了某种“话语权”，这时候，对一个人的诚实度便是极大考验。不同的人回忆同一件事，由于角度、诉求点和利害关系不同，会出现盲人说象，各执一词的情况，毫不奇怪。1950年，黑泽明拍摄的悬疑电影《罗生门》，一鸣惊人，一举获得了第16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和第24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奖。罗生门即日本京都的正南门。一天，云游和尚、砍柴人和乞丐偶尔凑在在城门底下避雨，三人闲聊，话题开始，故事的序幕拉开：一个武士和他妻子路过荒山，遭遇了不测。妻子被侮辱，武士被杀害。惨案如何酿成？真相只能有一个，凶手、妻子、借武士亡魂来做证的女巫，都各有说法，案情莫衷一是，扑朔迷离。凡事一牵涉到人，往往就不简单。历史学研究强调孤证不立，遵从的是逻辑学原理，逻辑学称之为“弱命题”。法律层面上，孤证不能一概否认，但要做具体分析。

    写作领域，往事一旦成为纸质的回忆录，必然经过一个主观筛选的环节。任何一部回忆录，多少都会有失实成分。回忆录是否真实，与人之记忆力的好坏并无太大关系。说到底，回忆录是选择性记忆的产物。骨子里，人都有优胜劣汰的惯性，扬长避短的天性，趋利避害的本能，决定了回忆录中的往事，可以被屏蔽，可以被改写，也可以被强化和升华。不是说，谁一定要蓄谋说谎，而是人的记忆在时间的冲刷过程中很容易节外生枝，扭曲走样，甚至面目皆非。

    其实，回忆录对自己略施薄粉，只要不伤害他者，不误导世人，不颠倒黑白，不撒弥天大谎，也还可以接受。但问题并不这么简单。究其缘由，不一而足。时间是流动的，具有冲淡、模糊、溶解的作用，年深日久，发生一些张冠李戴、事实混乱、情节颠倒的记忆失误，也是正常的。有的回忆录，一开始就与事实有出入，久而久之，说着说着，自己都以为是真的，就如何满子先生所言，“有些长久在脑子里设想的幻景，存想既久，多次重复，当事人也就以为恍若为真事了”。孙犁曾在《谈照相》中回忆了一段往事，“一九五二年吧，中国作家协会召开大会。临结束那天，通知到中南海照相”。因为是与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照相，遗憾的是，“一生中只有这样一次机会，也没能弄到一张值得纪念的照片”，这件事，对于孙犁应该肯定是难忘的，但他还是把时间记错了，这次大会召开于1956年，与他记的“一九五二年”，差出去了整整四年。还有，情感使然，也会对其回忆形成干扰，以至于有所取舍、褒贬、扬抑，读者很难辨明。同时，具有将暗影中的真实晾晒于日光之下的勇气不大容易，有意识、下意识地自我美化或自我保护时有发生，似乎亦无可厚非。此外，时过境迁，物是人非，负面情绪逐渐淡化，对许多过去了的事情不再较真儿，约翰·韦恩说“童年记忆是诗意的谎言”，也有这层意思。

    利用特殊身份，无中生有，巧言虚构，毕竟少见。更多的忆旧文章，之所以有各类硬伤，多出于“想当然”，虽无伤大雅，却因与事实不符，让当事人不舒服。一位我尊敬的老作家在其不同文章，曾反复提到40年前一件往事，绘形绘色，如数家珍，却笔墨失真。次数一多，读者不明就里，真应了戈培尔说的“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那句“名言”。我读此类文章，最初苦笑，后来就笑不出来了。那并非事实，我是直接当事者，而作者只是一位现场旁观者，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但我不好纠正，毕竟作者没有恶意，也无关是非，即使以讹传讹，也就随他去吧。

    孙犁对于忆旧文章的细节一向在意，他在《朋友的彩笔》中谈到，一位叫老季的作者总爱写关于自己的文章，常有误差，“最近一次，我是这样和他谈的；‘老季，读了你写的关于我的文章，总有这样一种感觉；说它没有根据吧，根据还是有的；说它真实吧，里面又总有一些地方不那么真实。举个例子吧，比如你在日报写的文章，说我在长仕下乡的时候，与一匹马住在一个屋子，其实，是一匹驴。和马同住一个屋子，是在于村的时候。’”不过，在特定的年月背景，孙犁自己也曾有过言不由衷。1947年，孙犁在博野县大西章村参加土改试点，曾住在一位寡居的大娘家，相处非常融洽。1952年，孙犁专程到大西章村看望当年的房东大娘，之后写了散文《访旧》，提到全家人见到他都很惊喜，“大娘把我当做天上掉来的人，不知道抓什么好”。不料过了二十几年，孙犁在《〈善闇室纪年〉摘抄》中却说，“不知何故，大娘对我已大非昔比，勉强吃了顿饭，还是我掏钱买的菜”，并承认此文“非记实也”。

    此中奥妙无穷，也算是一门烦恼的学问。无怪乎有着惊人记忆力的英国文豪约翰生，认为记忆未必比忘记更有意义，有人请教如何掌握记忆秘诀，他解嘲道，“还是教我学习忘记吧”。个中意趣，值得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