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秦哲学史》：在学术史构成了中间环节

    陆懋德，山东历城人，是民国时期颇有知名度、当下却无人问津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他少年时师从桐城派学者姚永朴，1911年由清华学堂选派至美国攻读教育学、政治学。他是清华历史系首位系主任（1926—1928年）。

    《周秦哲学史》由陆懋德1922年在清华学校上课的讲稿编成，并于1923年在京华印书局出版。该书叙目、正文、附录均为竖版、铅印、线装，印刷于竹纸之上，有句读符号而无标点，夹有作者的双行注，每页双面计二十四行，共九十六页。叙目和正文之间夹三页铜版纸，分别为老子、孔子和管子像。首页第一行书“周秦哲学史”，第二行为“济南陆懋德著”，第三行始为第一章的内容。此书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及国内多所高校均有馆藏，其中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当年陆懋德赠送给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31年并入北师大）的版本。《周秦哲学史》脱胎于一学期之讲稿，章目构成整齐有序。全书凡十一章，各章之篇幅亦较均衡，前有叙、目，后附参考书。首章概论，陈述了陆懋德基本的哲学观、哲学史观；二、三章论周秦哲学的思想起源及勃兴原因；四至十一章论列道、儒、墨、名、法五家的主要思想，以及著作佚失但有哲学价值的其他周秦诸子的概况。

    陆懋德作此书，是借在清华学校讲授周秦哲学史之机，“明古代道德政治学说之精旨”，兼补宇野哲人和胡适中国哲学史著作之不足。陆懋德原本治儒家、道家之说，在美学习政治学的经历极可能引导了他切入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角度，从而很自然地将道德、政治学说视为中国古代哲学最有价值的部分。这直接决定了《周秦哲学史》的问题意识和论说重点，为初创的现代中国哲学学科提供了一种尝试。当然，这本书也兼顾了当时中国乃至世界的学术动态。他在自叙中提到，“读日人宇野哲人《支那哲学史讲话》，未尝不喜其简明而病其缺略”，又说“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取材较广，立论较严，然其书除墨学、名学外，于道家、儒家、法家之说，又有‘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之病”。这两本分别出版于1914年和1919年的书，于陆懋德而言都是新著，也是当时为数不多的中国哲学史著作，自然成为他授课和写作的参照。在正文中，陆懋德提出与胡适观点相左者达二十余条，以批评胡著误解、缺省或不逮为主，颇为审慎。但是，他未在正文直接回应宇野哲学史的任何观点，也没有对此作说明。陆懋德在正文还若干次提到和他同时代的克鲁朴金、罗素、柏格森等思想家的观点，可见他对世界的学术潮流亦有所了解，而非闭门造车。

    与陆懋德的哲学观相应，哲学史作为记录哲学思想发展过程的载体，亦应选取于人生问题有意义的思想，考究原貌，辨析谱系，衡量价值，这正构成了《周秦哲学史》的三个主要任务。为此，陆懋德所采用的方法有三层次：第一，以“阴阳儒墨名法，皆务为治者也”为前提，将道德、政治问题作为主要关注点，与西方相关思想进行比较、对话，乃至于针砭彼时中国、国际社会的现实问题，使这部哲学史的终极关怀和他所梳理的古代哲学谱系高度契合；第二，延续传统的六家结构，从中选取道、儒、墨、名、法等文献足征的五家重点论述。取材严谨且广泛，反对过分疑古，主张审慎信古。以道德、政治问题为线索，淡化时间顺序，突出周秦诸学派各自的主体性和内部谱系，描绘了周秦各家紧密联系、各有侧重的整体面貌；第三，在具体哲学观点的理解上，引述并平议汉儒、清儒之说，务近本义，也一并指出胡适在相关问题上的错误之处。

    陆懋德在中国古代哲学框架中思考贯穿古今的道德、政治问题，便会自发地建立比较的意识。他在《史学方法大纲》中说：“吾人切近之目的，（一）在乎支配现在，（二）在乎预计未来。吾人与禽兽、野蛮人大异者，即在能支配现在。而于支配现在之外，又须预计未来，此为人类切近之图。”可见，陆懋德认为历史学之价值系于人类对自身命运的理解。而在近代中国这一特殊的年代，这种历史观投射到哲学史研究中，便表现为更多注意西方文明及思想与中国之异同及高下，以此切近中国社会的发展。陆懋德仅在第一章中简略比较了古代中国哲学和古希腊哲学的性质、发展异同，没有专门论述中西哲学比较的意义和方法，但是在他对道、儒、墨、名、法五家的论述中，显露出通过中西比较、从传统的六家谱系中寻找思想资源的意图。其采用的比较方法有三：第一，述评式。对中西具相似话题或立场的思想进行直接比较，评判其高下、先后，如提出孟子的民本思想可以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抗衡，也会使用“暗合”“媲美”“相似”等表述；第二，格义式。直接使用西方思想的框架解释中国哲学的概念、观点。最典型的是运用善恶可以透过历史遗传、积累的理论来解释孟荀的性善、性恶论，从而将孟、荀作为直觉和经验两种不同取向的代表，构建了先秦儒学内部的思想脉络。这或是受到达尔文、斯宾塞、柏格森等人的影响；第三，融合式。阐述中国古代思想被西方思想家所赞许、采纳之处，如特别引用了罗素对老子的积极评价。这三种方式，由表及里地表达了陆懋德希望中国思想能够和西方进行对话乃至得到认同的迫切愿望，当然也附加实现了关照时局大势的效果。尽管他的中西比较尚处在探索阶段，但其问题意识及研究方法和当今比较哲学并无根本差异。

    需要注意的是，陆懋德所关注的道德、政治问题，其主体是整个人类社会和抽象的、不具个性的社会成员，鲜少关注具体的、独特的个人。他所说的人生问题指的也是社会及社会中的个体，与如今人生哲学的论域不同。他所要切近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而非个体精神世界的转变。他在论道家、儒家、墨家时分别提到中国人“安静自守，知足不争”“不趋极端”“勤苦耐劳”等，指的也是在周秦诸子影响下中华民族整体的国民性。柳诒徵在为《周秦哲学史》撰写的书评中，质疑陆懋德解儒家、道家专说表面、不重实行，是公允的。他在书中确实未将工夫论独立地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他所讲的道德也偏向在社会关系和社会风俗等范围内讨论，这和他重社会、轻个体的理论偏好密切相关。从本书外部来看，这种偏好可谓陆懋德之失；从内部来看，亦可算作他的治史特色。读者自能对此有所分辨和评判。

    以上就《周秦哲学史》的成书以及陆懋德的哲学史观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如今，此书虽鲜为人知，但柳诒徵、冯友兰等重量级学者都曾对其有所回应；华东师大哲学系陈卫平教授称该书“在学术史上构成了从胡适到冯友兰的中间环节”，亦可略见其价值。陆懋德生活的年代充满了战争和动荡，其生平已难以详考，这或是他被淡忘的重要原因。然而，他的确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中的遗珠，其著作短小却不失分量，具有很高的学术史价值，他的治史方法至今仍具有启发、借鉴意义。北京师范大学是陆懋德任教时间最长的学府，前后长达二十余年。经北师大图书馆提议，商务印书馆将陆懋德的几部主要著作进行编校、出版，郑重地向学术界和全社会推介这位被湮没已久的文史学者，以期唤起更多人能潜心思考中华文明和中国社会未来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