洙泗濠濮，松柏桐椿——记厉以宁著作外译，并祝先生九秩寿辰
厉以宁先生作为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重要亲历者与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的提出者，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具有深刻的见解。他那些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改革的演讲和论文则是对历史转折处最生动直观的描述。厉以宁先生的经济学著作将有助外国读者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发展路径和内在逻辑拥有更为清晰的理解和参考。正如厉先生2012年在剑桥大学版《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之路》新书发布会上所作的主旨演讲中所总结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转型是一个双重转型的轨迹——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现代社会的转型，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相信国外学界从厉先生“中国道路”“双重转型”等充满智慧的理论创见中也会深受启发。抚今追昔，距严几道先生将亚当·斯密《国富论》译成《原富》在中文世界流布，已将近两个甲子的光景。在这两个甲子的时间里，伴随着中国的富强和复兴，更多具有中国气派、中国气象的经典学术作品也走向世界，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产生世界性的影响。
（详见18版）
北大逻辑教研室的大师们
有一次，哲学系的教师分两个大组学习讨论，逻辑教研室编在郑昕先生领导的组里。沈先生虽然天天到会，但他似乎不太明白运动是怎么回事。一天，会场上冷场了许久，没人发言。这时忽然鼾声大作，大家都楞住了，一看，沈先生歪在椅子上睡着了。大家一阵哈哈大笑。当然，沈先生挨了郑先生一顿批。不过他似乎并没在意，好像在批别人似的。沈先生有点怪。不修边幅。他一年四季都披着一件黑色旧呢大衣，呢毛磨损，有的地方油光发亮。他一年都不戴帽子，头半秃，有几缕长发撩过头顶。还有是，他一年四季都拿一把破芭蕉扇。从后面看他走路，有点跛脚，左肩低，右肩高，走得慢，似乎一拐一拐。他这副装扮在北大可属第一份，像是在世济公。
（详见7版）
阅读敦煌学学者樊锦诗
我特别特别敬重莫高窟人。这是因为：我深知他们背负的重担，我自己背负不动；他们承受的艰辛，我也承受不起。而且，我敢断言，在座的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承受不起。我说这些话，在座的多数人应该会同意，凡是读过《我心归处是敦煌》的人也都会同意。但我这里要强调的是，要想真正读懂这本书，要想真正懂得莫高窟人，需有一点实际的体验。没有体验，你读的只是故事，故事背后莫高窟人背负、承载的东西有多重，你根本就掂量不出来。最近40多年来，中国的敦煌学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改变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局面。完全取得了国际敦煌学的主导权和话语权。我国的敦煌学所以能够形成今天这样的局面，根本原因是我国的敦煌学家在最近数十年来创造了一大批为国际敦煌学界公认的原创性成果。而这些成果的出现，就是因为我国敦煌学界有一批像樊院长这样不图名利默默奉献的学者。
（详见9版）
史实清楚了，道理自然会明白
史实清楚了,道理终究自然会明白。”这句话深得我心，和我近年依据日本国会图书馆和关西大学内藤文库所藏的书信讨论晚年罗振玉与内藤湖南关系的日文论文中所写的最后一句话完全一样，可谓不谋而合。即在伪满时期，身为博物馆长的罗振玉不甘拜郑孝胥总理的下风，在筹划出版清实录时不愿向国务院申请拨款，而企图通过内藤说动与其私交颇好、同住京都的元老政治家西园寺公望，以及在东京的总理斋藤实，由上而下来施展其对驻扎伪满的关东军的影响，从而达到将没收来的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部分“逆产”充作出版费用的目的，并让溥仪满足其在登基成为伪满“皇帝”时穿龙袍祭天的心愿。厘清这样复杂的关系绝非轻而易举，而是要经过长期追踪和严密考证才能使事实水落石出的。
（详见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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