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与斯威夫特

    林语堂和斯威夫特（JonathanSwift，1667—1745）虽然分属于不同的历史和文学传统，但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我们依然能从中窥见二者的相遇。在语言文体和现实秩序的表达上，林语堂对斯威夫特不仅有实际的借鉴和参照，更与之有着某种隐性深层的联系，将他们拿过来相互观照是颇有趣味的。

    林语堂在文章中不止一次赞扬过斯威夫特，认为他的文体朴素简洁，不用“矫揉造作的语言”，英国的散文家谁也不能与之匹敌。林语堂的幽默小品是东西方文化融合的结果，但他在书写笔调中流露出的英式睿智、畅快与自由，无疑是受到包括斯威夫特在内的这些散文家的影响。甚至他的幽默文学观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英国作家的感染。他极度赞赏他们作品的背后“含有幽默意味”，“引文皆翩翩栩栩，左之右之，乍真乍假，欲死欲仙，或含讽劝于嬉谑，或寄孤情于幽间，一捧其书，不容您不读下去。”

    林语堂曾将斯威夫特与司马迁等观并论，在汉英两种语言的互观中体悟文学书写。在《英文学习法》（1931）一文中，他进行了跨语际的实践和思考，探讨何谓好的文章：

    真正的好英文还是多少带点街谈巷议或是文士雅谈的气味，英文谓之有SmelloftheSoil，正与司马迁之文相近。譬如Swift称为‘英文散文巨擘’（Master of EnglishProse），我们看他的小人国，文是如何的浅显流利，味同嚼菜根，并不吃燕窝鱼翅，然而真懂饮食的人才知道‘尝尽天下美味不如菜根甜’。

    斯威夫特对待文体书写也有自己的态度，在《致年轻人的信》（ALettertoaYoung Gentleman，1721）中他把好的书写定义为“将适当的文字置于适当的位置”（prop⁃erwordsinproperplaces）。在《格列佛游记》第二卷中，斯威夫特借格列佛之口，对大人国的文风进行了赞赏，这几句描述常常被人看作是斯威夫特对待文体风格的态度：“他们的文章风格清丽、雄健、流畅，但是并不华丽，因为他们最忌堆砌不必要的辞藻，最忌使用各种不同的说法。”书写和言说向来难分难解，斯威夫特在重视书写的同时，也很重视言说，他在《谈话的技巧》（HintsTowardsanEssayonCon⁃versation，1713）和《风雅的谈话》（PoliteConversation，1738）等文中都涉及了如何进行好的言说。

    在一些评论家那里，林语堂和斯威夫特笔下的幽默和讽刺有时很难分辨。作为“幽默”（Humour）一词的首译者，林语堂似乎有意在抬高幽默而贬低讽刺，他的笔下甚至有一种将幽默和讽刺对立的倾向。但贬低讽刺而提倡幽默的林语堂在杂文的实际创作中常常是讽刺多于幽默，他的一些杂文标题诸如《论政治病》《脸与法治》《奉旨不哭不笑》等看上去就是滑稽中夹杂着犀利的讽刺，就像鲁迅在上海时期对他的玩笑评论：“语堂总是尖头把戏的！”在《小品文之遗绪》（1935）中林语堂谈及英国散文也有流派之分，“若入木三分之Swift……此即吾所谓现代散文大家”，这里的“入木三分”恐怕更多的是指讽刺上的入木三分吧。其实关于斯威夫特文学风格的归类也曾出现过颠覆以往认知的观点，法国作家莫洛亚（AndréMau⁃rois）在《论幽默》的对话中谈到了两种幽默形式：黑色幽默和玫瑰幽默。“玫瑰幽默”是轻微地曲解现实，不含恶意，把其中荒谬滑稽的成分向世人显现。“黑色幽默”是假装将荒谬而且令人恐怖的事情看作是自然而然甚至使人欢愉的东西。最后，莫洛亚将讽刺大师斯威夫特归入了黑色幽默。实际上《法兰西学院 词 典》（Dictionnaire del'Académiefrançaise）对讽刺和幽默的关系本身就已经含混不清，幽默在此被定义为“一种既轻松又严肃，既具感情又带嘲讽的英国式的讽刺形式”。

    林语堂和斯威夫特二人的文学创作跟从事报刊杂志的编辑撰稿工作是分不开的，这也是知识分子参与社会的一种重要方式，但在对待政治和审美的态度上，二人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

    早年的林语堂曾加入语丝社，他在政治上是活跃的，将不满诉诸笔端，甚至亲身参与“首都革命”的斗争。后来，林语堂开始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文学趣味，并先后参与《论语》（1932）、《人间世》（1934）和《宇宙风》（1935）等多本杂志的创办和编辑工作。也正因为如此，林语堂与左翼文人之间产生了疏离和矛盾，郁达夫曾用“消极的反抗，有意的孤行”来评价他。面对左翼作家的各种批评，林语堂依然强调文章笔调“无关社会学意识形态鸟事，亦不关兴国亡国鸟事”，他认为自己提倡的小品“不能兴国，亦不能亡国”。从这个角度说，林语堂和政治的关系是疏远的，政治是政治，审美是审美，他“只想办一好好的杂志而已”，“提倡一种散文笔调而已”。

    斯威夫特的一生充斥着政治和审美，他曾参与托利党（Tories）刊物《考察报》（TheExaminer）的撰稿和编辑工作，1710—1711年期间在上面发表大量的文章抨击辉格党（Whigs）。他比同时代的大部分作家都要更接近政治，在1711—1713年间他频繁地参与托利党的政治，他的大多数创作都因时事而作，他更愿意将自己的创作视为一场历史事件的发生，而不是一件艺术品的问世。他的小册子像《同盟者的行径》（TheConductoftheAllies，1711）和《辉格党人的公众精神》（ThePublicSpiritoftheWhig，1714）在伦敦街头广为传阅，甚至成为了政治的一部分，为托利党发挥了极大的效用。当然，我们要把他的政治、宗教小册子和文学作品区分开，前者是历史事件的组成部分，后者是文学文本。作为一个野心勃勃的政治家，在1714年英国政局发生动荡之后，斯威夫特的政治前途也随之变得穷途末路，因此有人质疑文学只是他的副业，因为他在别无选择的时候才想起来进入文学领域。针对这样的理解，历史学家普拉姆（JohnHaroldPlumb）和卡拉姆尼克（IsaacKramnick）分别在其著作《政治稳定的根源：1675—1725年的英格兰》（TheOriginsofPoliti⁃calStability:England,1675-1725，1967）和《博林布鲁克及其同党：沃波尔时期的还乡政治》（Bolingbroke

    andHisCircle:ThePoliticsofNostalgiaintheAgeofWalpole，1992）中对其进行了辩驳。即便文学是他的副业，他也将这个副业做得有声有色。在《布商的信》（TheDrapi⁃er’sLetters，1724）中斯威夫特将一个奸商铸币的行为当成一桩政治阴谋来抨击，引起爱尔兰人民对英国政府的抵制，导致铸币计划破产。因为这场文学上的胜利进而带来了政治的胜利，他被誉为爱尔兰的民族英雄。

    在对乌托邦的建构上，林语堂的长篇小说《奇岛》（TheUnexpect⁃edIsland，又名LookingBeyond《远景》，1955）与《格列佛游记》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精神联系。《奇岛》最初于1955年以英文发表，后由译者张振玉翻译成中文出版。小说描写服务于“民主世界联邦”的美国姑娘梅瑞克与未婚夫保罗一起驾驶飞机进行科学考察时迷航，迫降在南太平洋神秘的泰诺斯岛上的故事。当梅瑞克从昏迷中醒来，却发现时间已经是公元2004年，她所看到的一切都仿佛是她重生后的世界。此时的芝加哥与曼哈顿都毁于战火，只有这个古朴自然的泰诺斯小岛还卓然超群地存在着。泰诺斯岛是林语堂创造的一个乌托邦，东西方文化在他笔下汇聚成了美好和谐的世外仙境。而慧骃国（Houyhnhnms）也是斯威夫特建构的乌托邦，充满着友爱、平等和仁慈，格列佛把理性的慧骃视为人类的楷模，将统治自己家乡的那些人视为耶胡（Ya⁃hoo）。耶胡是与慧骃相对立的一群劣等动物，它们身上充满了淫欲、卑劣和粗野，而慧骃则是理性和美好的化身。所以当格列佛回到英国后无法找到像慧骃那样理想化的人时，恨世的情怀就表现出来了。

    在对现代性的反思上，我们似乎能从《奇岛》和《格列佛游记》那里读出以古典反思现代的精神：批判现代文明，回归宗法社会。这在林语堂本人身上表现得很明显，从他返归老庄道家这一点就足以说明。在《奇岛》中，对现代文明的不满让岛上的精神领袖劳思决心建立“快乐共和国”，他这种对西方文明的逃离正说明了现代文明给人带来了异化，他说“现代文明的整个问题就是使人健全，寻回自我。……现代社会太复杂了，使他无法做到这一点……在巨大的社会和政治组织中迷失了。”梅瑞克和保罗起初十分渴望离开这个远离尘嚣的小岛，保罗甚至为了保护能让他们离开的飞机而身亡，但梅瑞克后来融入了岛上的生活，不愿意再“为一个浩大而无思想的机器工作”，便在岛上留了下来。同样，在格勒大锥岛（Glubbdubdrib）格列佛宣称现代历史令其作呕，并表现出对古罗马政治的艳羡，他这时的赞美完全出于对宗法社会的向往。接下来格列佛对慧骃国的描述也同样如此，他抨击英国文明对人的腐蚀和戕害，认为只有自然状态下的人才是高尚纯洁的。

    尽管对科学价值的反思到后来的浪漫主义那里才变得强烈而集中，但斯威夫特对勒皮他岛（Lapu⁃ta，又名飞岛国）的科学主义早有讽刺，而在《奇岛》中林语堂对现代科技文明也持一种令人玩味的态度。《奇岛》中以阿山诺波利斯为代表的西方人起先要用现代武器对泰诺斯岛进行征服统治，后来在梅瑞克和劳思的劝阻下放弃了武力征服，但他们还是选择用探照灯、火箭和烟火等现代文明的器物把岛上的土著人弄得神魂颠倒，使他们对其臣服，并让土著人保证不再干涉西方人在岛上的生活。斯威夫特的古典主义立场让他对现代性的东西持一种排斥态度，勒皮他岛的人总是乐此不疲地忙于各种异想天开的科学研究，而他们的科学研究又是那么荒唐可笑。这个代表着科学理性的勒皮他岛同样对人充满了理性的规制，岛国首相的妻子和无趣的丈夫在一起并不幸福，她宁愿和一个酗酒的老男仆厮混在一起，也要逃离这种规制。斯威夫特笔下偏激的讽刺和域外情调，都让他身上闪烁着对现代文明的反思。斯威夫特在1712年给斯黛拉的信中描绘了在草地上的一次野餐，并说这是一次自然而美好的经历，也许这点粗浅的表达大致能代表他想远离现代的心境。

    尽管林语堂对斯威夫特的接受主要体现在语言风格和散文文体的创作上，但我们却在对待政治和审美的态度上找到了二者的可比之处，甚至还通过互文性理论在《奇岛》和《格列佛游记》里找到了某种精神联系。影响研究的深化和平行研究的拓展让林语堂与斯威夫特的比较研究逐渐走向多元化，两位作家所代表的中西传统在跨文化比较中更加凸显各自的意义与价值，比较研究也成为我们全面深刻认识中外作家的有效途径。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乔纳森·斯威夫特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研究”［18YJC751020］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