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黄永年先生

    笔者于黄永年先生亦并不相识，只在差不多二十、十五年之前，旁观过黄先生两次，得闻其謦欬，而在脑海留下些许印迹。

    第一次亲见黄先生并聆讲讲座，时间为2000年5月19日。黄先生着的是件灰色西装，胸前口袋且插着一支自来水笔，那时候早已不同于畴昔，不作兴在上衣口袋插笔了，而黄先生还是插着；这似乎表示着他的“异数”。而黄先生的脸又刮得很光，从其褶皱较深的外形看，是见得出其有湛深的古学问之修养气息的。现在作此文字，闭目略一思之，还是可以浮现得出彼一时空中之黄先生的样子的。

    这一次讲座的主体内容，是介绍他本人做的史学论文，说是专门为纠陈寅恪先生的。他说自己之于《魏书》之类的正史，原本并没有读过，只是看了陈先生的论文引起兴趣，于是就去读，一读，就读出问题来了，发现陈先生不对了，于是便做文章。听他这么说之前，笔者当时是有些想当然地假定他这个级别的学者，是经史熟贯在胸，如他所服膺的吕思勉那样，且并非为作论文而临时去读某书的，所以虽对此老之率直大有好感，却在他说了这番话后，于其本人的学问，却不如他之佩服吕思勉那样佩服他了。

    比这还要坏的，是后面的答问。当时正题讲完，尚留有时间，予听讲者随便提问。有一位古籍所的同学，本科是从北大过来的，那时快毕业了，也赶过来听，其毕业论文做的是陈澧《东塾读书记》。黄先生甫一讲完，主持人说可以提问，此君就站起发问，先是问关于关学的问题，大概是关学与洛学之关系，问黄先生的看法，黄先生答云：“不知道。”那同学不甘心，于是又问：先生对于汉宋合流之问题，是什么看法？如清之吴派经学大师惠士奇所手书楹帖云：“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那是否表示在乾嘉时期，汉宋合一之势已见？这几句问话的音调颇抑扬顿挫，并且引经据典，言之侃侃；而结果呢，黄先生又答云：“这个更不知道。你所说的这些，我是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的。”笔者当时听了，心里吃了一惊，因为此显是普通的问题，并不需要大学问就可以对付过去的；难道此老连《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及《汉学师承记》之类书都未寓目，而居然说“不知道”？（按：据传清代最博学的学者之一俞正燮，人问其古事，而皆云“不知”；近人王国维在清华为导师时，人问其问题，所答亦然。此固非短处也。恐读者误会，聊识数语。另请参观《蒿庐问学记》〔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46页黄先生《回忆我的老师吕诚之先生》之所言。）

    过了三四年，2004年的6月2日，笔者又再次见到黄先生，这次是华师大古籍所请的了，来听讲的同学坐了一间教室，挤得满满的。笔者去听时，几乎已无位子，可见得此次的盛况。黄先生这时已八十岁，样子却并没变，矍铄如故，精神如故。这次黄先生讲的是唐史，据《黄永年先生编年事辑》第319页所载，则正式题目是“纵论唐玄宗时期的宰相”。但他正题似乎并没讲多少，反而是讲了不少别的，依稀记得他是从批武则天入手的，他对于此位《无双谱》中的人物的作为，也不大看得起，所用的口气依然是夹带式的，听起来很好玩。但后来不知又怎么的，提起复旦大学的杨宽先生，那时杨先生尚健在，他把杨先生大骂一顿。杨先生的《战国史》，是有大影响的书，笔者在大学读书期间，也曾取阅一过，至于黄先生也瞧得上，说“可以看看”，则彼时听了，亦颇有亲切之感。但此老的话里，又是不无轻视之意在的，这在当日也听得出来。只是有些不堪的是，杨先生的弟子王贻樑老师，就坐在第一排听讲。而当着弟子之面大骂其老师，果然，贻樑老师坐不住了，在黄先生说话后，就从座位上站起来，直接出去了；后来直至黄先生与古籍所诸师合影，也再没有回来。

    在讲座的中间，因有一同学带了本黄先生的《唐史史料学》，放在面前的桌上，不知如何就被黄先生之锐利的电眼一扫，就扫见了，于是其眼中顿又光芒乍射，便用手遥指着那本书，快然地说：那是讲义，不是我的著作，著作和讲义不同，著作必须是自己的东西，讲义可以不是；但要编好讲义，却也大不容易，但我的这本是好的。那个带他讲义的同学，是坐在靠教室中间的，并不在前排，而在其前面还有许多的人头在乱动着，不知黄先生的眼光，何以一扫而如此之准也？

    讲座结束，黄先生与所里诸师合了影，这一张照片不知是谁也发了与我，我还保存着。又过了三年，即2007年1月16日，黄先生遂下世，那时我已从古籍所毕业了。

    （本版内容摘自《掌故》（第五集），徐俊主编，严晓星执行主编，中华书局2019年10月第一版，56.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