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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百义，河南商城人，当代著名编辑出版家。自1987年大学毕业到长江文艺出版社做编辑开始，他已经在出版事业上整整奋斗了三十年。在这三十年的出版岁月里，周百义从出版工作基层的编辑做起，历任湖北新闻出版局图书处干部、长江文艺出版社社长、长江出版集团总编辑和副总裁、长江出版传媒股份公司副董事长，成长为湖北乃至全国出版界的领军人物。他亲自策划并担任责任编辑的图书获得过包括河南省政府优秀文学艺术成果奖、茅盾文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等各级各类多个重要出版奖项。在经营管理方面，其治下的出版单位也都松茂竹苞，蒸蒸日上，呈现双效俱佳的良好局面。正因这些出色的出版成绩和出众的经营业绩，周百义获得了诸多奖项，2002年获第三届“湖北出版名人奖”、2009年荣获湖北省政府首届优秀出版人物奖，并于次年入选了“新中国60年100名优秀出版人物”，2014年被授予湖北省“文化名家”称号，并获得出版业个人成就最高奖项——第十二届“韬奋出版奖”。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作为职业出版人，周百义对中国出版事业持续地关注、思考和探索——既有宏观的出版产业观察和图书市场瞭望，也有微观的编辑经验总结和书业品牌运筹；既有条分缕析、全面客观地对出版态势的深刻洞悉，也有暴风骤雨、声色俱厉地对市场乱象的批评；既有理想满怀、踌躇满志的改革设计，也有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对策分析。研究、总结其出版活动的主要特征，对出版机构的生产和经营创新，政府管理部门的政策和规章调整，社会各界对出版业发展现状、趋势的认知和理解等，有重要的影响。
出版本质论
与同时代的许多编辑出版人类似，周百义也是从文坛转战出版界的，把对文学的热爱倾注于书籍出版，将出版当成自己文学初心的进路和安身立命的归宿。在三十多年的编辑出版历练中，他对出版活动本质及出版产业发展规律的认知和理解步步深入，确立了自己的出版观念和工作思路。作为一个文人，周百义在骨子里天然地认为出版业是“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高尚而特殊的行业，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出版，“它是一个很小的行业，也不是一个能带来丰厚利润的行业，但是，它为这个社会架设了通向文明世界的天梯，给这个社会送来了光明和放置灵魂的殿堂”，“它不是暴发户的掘金场，也不是钻营者理想的朝堂”。同时，周百义也反对过分拔高出版业的非经济属性，将出版活动当成是远离人间烟火的象牙塔，而是充分尊重现实，强调出版业的“产业”属性，主张在做大做强、增加收入的基础上体现出版业的价值和地位。基于此，周百义不断阐述他对出版本质的观点，“图书尽管作为特殊商品具有其二重性，但首先它是一个商品，具有商品的一般属性……出版社本来就是一个既有文化传承的责任但同时又创造财富的机构”，“出版工作者，要有使命，要积累传播人类文明的优秀传统，能够让中国的文化得到传承，当然，也要为出版社带来经济效益，这样出版业才能够发展”，“出版社不同于工业企业，也不同于商业企业，出版社生产的产品既有物质性，更附载的有精神性，所以出版社可以直接为发展经济做贡献，也可以影响或决定读者的价值取向”，“出版社的产品是特殊商品，它有一般商品的交换属性，又是积累和传播信息的载体。出版社的产品既可以娱人益智，还可以引导世道、敦风化俗”。
其中《商业化时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一文集中展现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该文开篇就提出了一个尖锐的事实，“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时代的全面降临，人们更多地关注码洋、利润等可以量化的数字，对出版业的精神属性渐渐遗忘”，“出版界越来越多的急功近利甚至见利忘义的行为不禁让国人担忧”。进而指出这种现象是与出版的本质与使命相悖离的，“出版是一种经济活动，是一种具有二重性的经济活动，我们无形的精神追求是附着在可触可感的经济活动上的”。在周百义看来，出版是商业性的经济行为，但并不等同于纯粹的商业活动，经济效益并非是唯一的目标。出版家和
出版商的区别就在于有没有文化理想和文化追求。市场经济大潮中的出版者需要秉持理想主义，像杰出的出版家张元济、陆费逵、邹韬奋那样充满着文化追求和责任担当。那么在时代环境发生了巨变的今天，出版家以及出版机构的文化追求和责任担当体现在哪里呢？按照周百义一贯的“编辑出版工作的评价要看产品”的观点，他认为在当前图书种类繁多，良莠不齐和浅层的快餐式阅读盛行的状况下，出版、传播高质量的经典书籍是出版工作文化特性和责任精神的集中体现，“出版社不仅要出版经典，更要主动‘建构’经典。建构经典是作家‘经典化’的过程，需要出版单位在这个长长的链条中发挥主体作用。”古今中外许多的例子说明了出版是经典书籍的助产士，周百义建议出版机构可以采用创办选刊、出版选本、编纂丛书、建立评奖机制等手段主动出击，树立经典品牌，引领社会阅读。在担任长江出版集团总编辑后，周百义更是重任在肩，积极呼吁对历史文化的总结、梳理和抢救，并推动文库出版这项宏大文化建设工程在各个省市落地实施。他将文库出版称为“找寻文化的根和魂”，并站在专业编辑和出版行家的角度梳理、分析了文库出版的基本思想和基本措施，并指出了相关的注意事项，强调质量意识和合作观念，让文库真正成为文化的支点和文化的高地。
对出版本质的深刻洞悉和精准把握，是周百义一切编辑实践和出版工作的基础，也是他作为出版人的一个“心灵奇点”，所有的擘划战略、因应措施都由此生发并不断拓展延伸和改革创新。
对编辑工作的再认识
周百义出版工作的起点是图书编辑。从1987年长江文艺出版社的一名普通编辑，到2004年任长江出版集团总编辑，中间几经换岗，但编辑是他贯穿始终的“头衔”。几十年来的一线编辑经历，让周百义累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对编辑精神的体悟与理解更加深入、深切和深远。他继承了中国传统编辑致力于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感，对于当下如过江之鲫的错讹百出、制作粗糙的图书嗤之以鼻，认为这都是编辑不专业、不尽职造成的恶果。他始终强调编辑的专业精神和职业素质，推崇弘扬邹韬奋、周振甫、珀金斯等编辑大家们认真、细致、执着的工匠精神。同时，因为以前是业余作家，有过多次投稿的经历，周百义认为编辑在严格把关，追求品质实现筛选取优职能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尊重作者，尊重文稿，主张编辑要有宽容的心态，“宽容绝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态度，而应是一种职业要求，在某种程度上，宽
容是一部伟大作品的出生证”；因为“一个编辑的一封信，一句话，对一个作者而言，都是十分重要的，有时可能会影响他的一生”。也正是凭着厚重的历史使命感、扎实的文学专业背景和热情宽容的态度，周百义在自己的编辑生涯中，与《雍正皇帝》《张居正》等精品图书，与“跨世纪文丛”“九头鸟文库”等出版品牌，与二月河、熊召政、张一弓、周大新等著名作家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周百义善于总结编辑得失经验，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具有鲜明市场化、网络化时代特色的新编辑观。首先，周百义认为编辑在出版工作中的核心地位并没有随着出版技术的进步和出版方式的变化而发生动摇，“编辑工作不仅是出版业发展的‘源头’，也是出版工作的‘龙头’”，编辑是出版机构挺拔主业的内驱力和建设者，是出版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的主体力量。在任何一部出版精品中，编辑的价值仍然是居功至伟的，“一部作品的责任编辑，其对作品的鉴赏、选择、加工、提升、宣传等环节上发挥的主体作用则至关重要”。其次，周百义重视和强调编辑的市场化职能，力主树立编辑的现代营销意识，培养营销型编辑，将编辑和营销统合起来，改变过去出版机构中编辑、发行、宣传等各个岗位之间职能分割，流程断裂所导致的不能形成一致的规划和协调的行动的弊端。在《〈雍正皇帝〉一书编辑谈》《咬定青山不放松》《“九头鸟长篇小说文库”策划始末》中，他详细分析了以《雍正皇帝》《坚硬如水》《上官婉儿》等精品畅销书籍的编辑过程，提出新时代编辑应该是复合型人才，“策划+营销”是必备的技能和必需的工作内容。作为图书的责任编辑，不仅是沟通作者和修订文稿，更重要的是“需要在市场拓展上做一些工作”。
这些市场拓展的工作在周百义的眼里，就是对“编辑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创新开发。他在《编辑对作者资源的开发与建立》《作者资源的开发与维护》《再论编辑对文化资源的再创新》等文中，都论证了编辑需要以市场为导向，培育、开发、维护、创新作者资源、渠道资源、文化资源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周百义深化了网络化时代对编辑本质特征的认识，他提出“编辑作为一种蕴含了极高文化含量又不易被读者察觉的社会工作，中介性质往往被认作为其本质特征”，“而实际上，中介性质只是编辑的特征之一，编辑工作的本质特征在于创造性。”特别是在全媒体时代，新材料、新技术、新平台、新渠道的不断涌现，对编辑主体既是挑战，更是机遇。挑战向机遇转化的关键就在于编辑的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新的技术手段让人类的文化资源得以更加丰富多彩，也使得编辑的创造性特征显得更加重要”。从这个角度来
说，在数字化环境下，编辑对各类资源的创新性加工、制作是实现出版业向全媒体转型的一个重要倚靠。
宏观出版观：析出版变革浪潮
从周百义涉足出版界的1987年算起，迄今已逾三十年。三十年里，中国出版业历经转企改制、资本上市、跨地区经营、集团化整合、全媒体融合、国际化竞争等变革浪潮，周百义也从图书编辑成长为地方出版社的掌舵人，并担任了大型出版集团的主要领导。他审时度势，顺应潮流实行的很多改革措施和制度也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关于出版业转企改制，周百义认为很多出版社仅仅是在形式上完成了手续，让外部名称发生了变化，而实际上并没有从意识上实质性的转变。出版业的企业化改制需要从领导到职工上上下下一同转变观念，结合出版业的特点真正落实改制措施，可以从产权、管理团队、机构设置、生产效率、规模品牌、企业文化等六方面着手，做到“把握出版导向，恪守职业道德；解开‘事业情结’，增强企业意识；注重以人为本，保证持续发展；探索取胜之道，有所为有所不为；注重微观改造、锻造企业活力”。
对于出版创新，周百义高度重视，认为“创新是一个民族不竭的动力，是成就天下英雄的利器，更是一个企业永恒的追求”，“是一个企业基业长青的保证，也是一个企业从优秀到卓越的前提”，提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版业需要从观念、机制、流程、产品、体制这五个方面进行创新。在如何打造属于中国的出版百年企业，实现出版社可持续发展方面，周百义认为关键是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将改革与发展的重点放在“出版社的产权制度设计、出版社的战略构想、出版社的团队建设、产品线的构建与更新、渠道开发与维护”上，另外“流程再造、投资融资，资金的控制与利用，也都是十分关键的环节”。
对于数字化对图书市场的冲击和出版人“纸媒将亡”的悲观与哀嚎中，周百义也在探索出版机构的应对方法，思索着出版业的新媒体运营战略，从目标、模式、内容、资本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在承认数字化具有“拓展了图书的蓝海，架设了作者、编者与读者沟通的桥梁，让单一产品的形态变得丰富而生动”的独特优势，而且“互联网+”是不可逆转的趋势的前提下，他坚持认为“出版人的价值在于选择，在于对人类思想和智慧，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和社会实践活动的经验与成果进行加工和升华。至于我们采用何种载体，无论是物质的还是虚拟的，在本质上，其区别只在于传播的效率与速度，而不会碰撞出新的思想火花”，呼吁出版人要增强自信，“作为人类灵魂的引导者，我们不要盲从和妄自菲薄。我们不要将现象当成了本质，不要将技术武器当成了精神长矛。对于出版而言，要拥抱互联网的春天，插上互联网的翅膀，该转型的可以转型，该融合的就要融合，但该坚守的一定要坚守，不能用眼花缭乱的说辞去代替扎扎实实的耕耘，用碎片化、娱乐化去冒充知识的系统与缜密”。近年来，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融合发展，两翼齐飞的态势，也充分地证明了周百义的这些预判与建议、观点及断言的可行性和前瞻性。
众所周知，出版业是典型的“内容为王”，高质量的内容是一家出版社的生命线。长江文艺出版社在竞争激烈的图书市场里脱颖而出的杀手锏是畅销书的运作，几乎每年都能推出一款“爆卖”图书，《雍正皇帝》《张居正》《狼图腾》《我把青春献给你》《小时代》都曾长期驻扎在畅销书榜单的前列。周百义作为畅销书生产和营销的亲历者，对于畅销书这一出版现象感触很深，着笔甚多。在对中国畅销书市场进行了调查后，周百义指出“少量的畅销书创造了主要的销售额”，市场分化的趋势明显，由“二八定律”走向了更为集中的“一九定律”，“在很多图书门类中，产品集中度越来越明显，品牌书、品牌社的图书越来越受到读者的关注，优秀图书集中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下，出版社要生存，要发展，就必须制造畅销书，打造出版品牌。在出版实践中，周百义逐渐形成了“以畅销书为龙头，以常销书为后盾，兼顾小众市场”的图书运作和建设模式，为出版同行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成功样板。更为难得的是，周百义在打造诸多畅销书，创造辉煌市场业绩的同时，还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并不讳言失败，坦诚地“自暴家丑”。在《得失三章》中剖析了自己经历的图书策划和营销的败局，有出版流程回顾，有教训梳理归纳，有总结检视鉴戒。全文井井有条，一目了然，虽然只是个别图书的案例，但却是一篇见微知著的预警之文，为职业出版人的规范运营、防范风险提供了生动而理性的“反面教材”。
作为全国出版行业领军人物，丰富的出版实践让周百义对中国出版业的历史、现状、优势、问题、走向都洞悉于心，对出版法律、法规、政策、规则有着行家般的理解和认识，特别是对占据中国出版重要一隅但并不被重视的民营书业，周百义因为在出版体制改革的实践中有过密切接触而生发深切感触。在他眼里，民营书业是“新兴出版生产力”，所以中国出版业的高质量的全面进步，不能落下民营书业，“在税收政策、经营环境、人才认定、银行资信等方面，在全行业实行一视同仁的政策”。在出版“走出去”国家战略中也不能忘记民营书业，“支持民营书业在其他国家兴办出版机构”，“鼓励民营书业输出版权”。在为民营书业鼓呼添力的同时，周百义还清醒地意识到民营书业面临着“产品结构、产权结构、资本结构”三大亟待解决的问题，主张国有出版和民营书业加大合作力度，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做大做强。
针对出版业存在的某些问题或乱象，周百义会进行有针对性地揭露和批评。他敏锐发觉书业博览会上征订码洋注水，批评这是败坏书业甚至社会风气的造假行为，直呼“希望看到一个真实的产业链的运转情况”，“给出版人一个真实的书市数字吧”。对于转企改制中出现的人员分流一刀切乱象，他表示强烈愤慨，认为这是“买椟还珠”的举措，“一方面说要尊重人才，另一方面又将在市场中摸排滚打多年的业务骨干遣散回家，这岂不是人才的极大浪费？”对于出版业面临的重大且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周百义擅长由感性材料出发，描述经验事实，将其进行有目的、有方向的类比、贯通、概括与总合，最后阐发观点和意见。《论出版社可持续发展》《民营书业发展要迈的三道“坎”》《关于图书库存问题的思考》《出版人才的培养、引进与使用》等文都是见解独到，论证完备的洞悉之作。
周百义从事文学创作多年，形成了“周氏”印记的叙述话语和言说方式。民营书业的利好政策是“春风已度玉门关”；文学出版市场是“U型的马鞍”；图书流通环节是“酒香也怕巷子深”；领导倡导阅读是“大王之风”；作者和编辑是“太阳与月亮”；国有出版与民营书业的合作是“恋爱和结婚”，可能是“恩爱好合”，也可能是“劳燕分飞”；并用“谷贱伤农”来表达对图书低定价低折扣幕后黑手的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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