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读书非得在京都

    本书的名字取自江户时代儒者内山端庵的著作《岁华一枝》。岁华即岁时，白居易诗云：“人情依旧岁华新”，讲的就是时序风物。岁华也有草木的意思，故可称为一枝，观一叶而知春秋。内山的《岁华一枝》，就是一种岁时记。而本书是作者客居十年读书与所见所思的片段收藏，故而借用这个名字，也算贴切。

    副题叫“京都读书散记”。何以强调京都？陈子善先生说，读书是很重要的，在哪里读书也很重要。这一本读书散记，加上“京都”的前缀，并非只是闲话，确有实质的意义。

    今天中国人提到日本，尤其是京都，往往概而言之，是唐宋风雨片段。究竟是怎样的片段，又不甚了然，只好从建筑、服饰、风俗里找一点海东孑遗，一不小心就落入“祖上阔过”的盲目傲慢与惋惜。

    京都之于日本，也常常被目为是时代的活化石，仅供人赏玩旧日风雅，JR电车内的经典海报宣传语：“日本有京都，真好。”京都是可以反映日本华夷思想的中心地，京都人视自己是日本文化最高地。但作为漫长历史中的都城与文化中心，京都是日本与亚洲、与西方文化交流的发生地，是交融、传承与繁盛的舞台。其中的诸多历史的细节、文明交汇的沉淀，最终落在了书籍版刻之中。如作者所言，她更关注的是“书籍与出版背后反映的政治环境、社会风气及文化现象”。

    所以，这本《京都读书散记》中，固然还稍有京都风土人情的记录，但就我个人而言，更看重其中体现的、以京都为中心所见的文化流动。我相信这也是“京都读书散记”这个题目所想要呈现的意义，至少是很要紧的一部分。

    以下试举几篇为例：

    《从〈菩多尼诃经〉到〈植学启原〉》，梳理了江户时代宇田川榕庵的生平与著述，并以此为线索钩沉江户末期西方植物学在日本的传播。在西方植物学，包括分类法、形态解剖等“究理之学”传入以前，东亚的本草学停留在辨识草木之名，记录形色味毒，“不甚与究理相涉”。榕庵在1822年通过《菩多尼诃经》这部类似戏作的小书第一次介绍了西洋植物学。菩多尼诃，即植物学的拉丁文botanica音译。这本小册子仿照佛经体例，介绍动植物两分，以及植物器官之功能分化。因是仿照佛经体例，加入“如是我闻”“发大愿力，建大道场，设大法会，出大声音”“说无有上微妙甚深最胜真理”之类的“套话”。之后，榕庵刊行《植学启原》，第一次全面而系统介绍了西洋植物学，深刻影响了日本近代植物学、药学的繁荣。在此前后，又有伊藤圭介在1829年刊行《泰西本草名疏》，第一次介绍了林奈创立的界、门、纲、目、属、种之物种分类法。中国学者李善兰所翻译的《植物学》一书，也传入日本，在植物学、博物学中，成为东西方学问交融的一隅。

    《大阪震后壁中〈春秋〉小记》，是2018年大阪地震时一桩小事。新闻上说，大阪某乎人家墙皮震碎剥落，露出糊在泥壁上的字纸。起先有网民以为是符咒，后来辨认发现是《左传》的字迹，有“孝敬忠信为吉德，盗贼藏奸为凶德”等语，远离和刻本、早已不熟悉汉籍的网民纷纷提出各种离奇推测。作者推求考证，书页是江户时代汉学家秦鼎校本《春秋左氏传》。此版本存世量大，且印刷用和纸厚实，被从前的房屋主人当做糊墙材料。虽然是一则逸闻，也可见书籍在过去日本人生活中存在的种种痕迹。

    此外，关于傅增湘藏书与印书、宫崎市定著作等若干篇章，可见在时代大潮之下，中日学者间密切的文化交流和学问切磋。

    再回到书名所借的《岁华一枝》。岁时记的文化，可以推到中国南朝，清代又有《帝京岁时纪胜》《燕京岁时记》《吴郡岁华纪丽》等岁时记录。清道光年间苏州才子顾禄作《清嘉录》，记述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节令习俗，此书在日本大受欢迎。内山端庵应是熟读此书，《岁华一枝》不仅应是受到《清嘉录》的启发，还在其《补遗》中多次引用《清》书文句。作者另有一篇文章介绍顾禄与内山端庵交往：

    最迟在天保九年（1838），《补遗》已刊成，并随长崎商船抵达中国，寄到顾禄手中。随书附有顾禄友人、幕末西洋炮术家高岛秋帆的介绍信，向他转达了内山的求序之情。顾禄慨然作序，可惜的是，端庵已于1839年辞世，未及见到顾序，而顾禄则在1843年病逝。（《春季古书市第一日》，刊于《江海晚报》“京都通信”专栏，2018年5月15日）

    以上做文抄公，想要努力说明我所理解的“京都读书”这几个字的要义，既是作者身在此地，也是以京都为中心，观察文化的源头和流向，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展眼界。想必这种揣测与作者的想法不会偏差太远。

    文化从来是流动与融合的，并不存在某个时代、某种文化才是正统，也并不存在一种保存于琥珀之中，恪守古训而不变的文化样式。中国如此，日本文化也如此。即便是中国作为儒家文明中心，辐射东亚的时代，日本也是有选择地吸取了中国文化、艺术和技术中的部分，为自己所用，融合成为自己独特的日本文化。乃至到学问昌盛的江户时期，向中国反向输入考据学、版本学研究的著作。

    此种文化流动与交融，是世界范围内的常态。在涵养与传播上，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中心，但并不存在血统上的父母之邦。犹如日本樱花，起源虽然是东亚大陆，但日本对它培养、选育、赋予文化和美学的意义，已经造就了全然一新的审美对象。一定要争某国才是樱花之祖，不仅毫无意义，且显得狭隘可笑。

    有这样一个基本的认知，才能心平气和地去睁眼看世界，对世界的图景有起码的理解。如辛德勇先生在本书序言中所写：“从异国文化中吸收有益的营养，滋润自己，疗养自己，让身心不再那么贫乏，减少一点病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