崭新的视角　厚重的力作

    在今年的新书架上，有一部从“思潮与流派”这一崭新视角来探讨近现代史学发展的原创性著作，系作者及其团队历经30余年精心撰著而成，该书以其见解独到、史料丰富、创见迭现而引起读者的广泛关注——这就是著名的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研究专家胡逢祥教授主著的《中国近现代史学思潮与流派（1840-1949）》三卷本（全书约150万字）。

    1991年，胡逢祥、张文建合著出版《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是国内最早以思潮与流派为主要考察对象和论述框架的史学史专著，该书因研究视角新颖，“纲举目张，脉络清楚”，系统阐述中国近代史学变迁之大势，颇获学界好评，被誉为中国近代史学研究领域中一部具有“开拓性”的著作（见王学典主编：《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下册，第735页），国内（包括台湾地区）许多大学选为史学史性质课程参考书。时隔28年后，胡逢祥、王东等人在该书的基础上，不断充实延展，广搜博采各种类型的史料，以专题研究的深度，完成具有通论性质的专著《中国近现代史学思潮与流派（1840-1949）》，论述时段也由原先的1840-1919年延展到1949年。相较于当下学界同类专著，我认为该书有以下值得注意的特点：

    以专题研究的方式撰写通论性著作

    本书各主要章节的撰写，几乎都以作者坚实的专题研究为支撑，多年来，作者围绕此主题在核心期刊发表的论文不下50篇。即使是对过去学术界已有较多研究的某些史家或史学现象，本书的研究也能在充分发掘资料的基础上，既能展开对话，又有新拓展。如关于王国维，由于课题组成员长期参与国内第一部《王国维全集》的整理编纂工作，掌握了更为丰富的资料，故自觉对某些问题的认识，要较前人更深入些。而对陈寅恪史学的特征、胡适等人倡导的“科学方法”的论述，也能在与学界以往研究展开对话的基础上，提出一些新的见解。如陈寅恪堪称中国现代最具个性的史家，有关陈氏的研究，自1980年代末兴起以来持久不息，成果丰富。作者通过认真研读陈氏的论著之后，指出陈氏一生强调“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学术为本位，但其学又深含“淑世”精神。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作者做出了重点讨论，指出中国史学传统的“经世致用”与“直笔求真”是支撑其持久发展的双翼，两者相辅相成。但在具体的史学实践中，则往往各执一端，出现偏颇：过执意“经世”者，有时因此丧失学术本位立场，甚至成为某种政治的附庸；专以学术自娱者，则易遁入象牙塔中，不食人间烟火。而陈氏的学术实践对此却能保持一份难得的理性。即一方面要求坚守现代民主的理念，摆脱对政治权力的依附与各种外在压力的制约，以“独立自由”之人格，行实事求是之研究。另一方面，又继承了古来志士仁人以天下为任的“淑世”精神，笃信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之旨，自觉将忧心国事、关切社会的人文精神注入学术事业中。因此，本书虽是综合研究，但没有一般通论性著作常犯的浅薄之弊，各个专题皆力求有新推进和阐发自己的一得之见，在既有研究如此丰富的情况之下，要做到这点实属不易，需要很大的学术勇气。

    在既有的框架里尽可能涵盖更丰富的内容

    本书的论述虽以思潮与流派为主线，也兼及某些现代史学分支的兴起及其发展踪迹考察，如近代西北史地学和世界史地研究的兴起，王国维史学论述中对现代古史学（结合考古资料甲骨金文的研究）、敦煌学和简牍学的形成和发展，“食货”派与现代经济史学研究，“禹贡”派在现代历史地理学兴起中的作用等，不仅使全书内容更显充实而丰富，也从一个侧面为普通读者了解中国现代史学各分支学科的形成简史提供了基本线索。

    现代学术制度的建立，对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产生无远弗届的影响。此书的另一特点，是对中国现代史学形成与发展中的制度层面给予了充分关注，除较详讨论了现代史学专业人才培养机制的形成过程，于高校本科与研究生历史教学革新与课程的设置、新体历史教材的创编、历史教学方法的更新等内容均有较深分析外，还对现代科学观念主导下史学研究机构、学会的出现，史学成果评鉴机制的形成等都做了相应考察。如民国以来，以北大国学门、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为代表的现代专业史学研究机构的陆续建立，史学研究呈现专业化、集众化的发展趋势，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作者详细梳理近代以来的主要史学研究机构，根据这些机构的运行体制的不同，将其分为地方和高校两大基本类型，并指出这些以现代技术理念为基础运行的专业史学研究机构，其主要职能不仅为学人之间互相砥砺学问、发表出版学术成果及参与学术交流提供一个专业技术平台，涵养现代民主意识观照下的学术宽容度，更为重要的是，为身处这些机构中的研究人员营造一个相对稳定的物质支撑体系（主要是经费的稳定问题），从而为聚集和培养符合现代学科发展方向的人才机制与学术研究提供物质保障。显然，这些论题已突破传统史学史研究的范围，成为当前史学史研究中新的学术生长点。

    充分注意中国近现代史学发展的域外背景

    众所周知，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深受西方（包括日本）史学的影响，举凡新学术热点的产生、研究方法和路径的改进、史学观念的革新、现代学术制度的建置等，无不有域外思想资源的支持，因此，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学史，如果只取“在中国发现历史”视角，其实无法真正认识近代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的特质。胡教授的著作在这方面有充分的自觉，表现出宽广的国际视野，曾在《中国近代史学思潮和流派》一书已有不少章节处理这方面的议题，如“来华传教士的史书编译及其影响”“西方近代史学的输入及其影响”等，现在这部三卷本专著对西史东渐议题仍然保持高度的关注，如“科学方法热与西方现代史学的输入”“唯物史观在中国早期传播及其史学意义”，将20世纪中国史学放置于国际学术发展语境中加以考察，动态呈现中外史学交融互动的面相，这与同类著作相比实为一大特色，也是该书的优势之一。当然，有关中外史学交流以及对中国现代史学影响，这方面研究还有很大的开拓空间，如欧洲汉学和日本汉学，今人可在胡教授著作的基础上展开更有深度的专题研究。

    在材料的发掘上具有重要的突破

    作者努力改变过去大部分史学史论著材料不出史学专著或论文等专业出版物的局限，根据近现代史学本身的特点，注重发掘档案、近代史家的书信、日记、报章新闻报道，乃至广告等材料和大学内部发布的概况与课程材料等，加以筛选运用，不仅丰富了史源，也使整个研究得以建立在更为坚实的史实基础之上。像一般同类著作，往往主要用力于框架的建构，而在材料方面大多凭借他人专题研究加以通盘整合，于新史学披露无所称道。然而胡教授的著作无此弊，兼顾两者，在新史料的发掘上有不少推进，这也是他的著作之所以能经得起时间检查的重要保证之一。如关于抗战时期战国策派与国民党的关系，既有研究通常认为战国策派与国民党当局关系密切，前者为后者行为辩护，但胡教授在云南省档案馆发现一封国民党复兴社成员刘志寰给时任云南省图书杂志审查处处长陈保泰的信，再结合其他史料，证明原来国民党一些高层人士对战国策派的某些言论也无好感，嫌其过于“出格”而有所忌惮，说明战国策派和国民党当局之间事实上并不存在着外界所想象的那种“默契”关系。这就是因新史料发现带动对历史的新认识，诸如此类的例子在胡教授的书中还有不少。

    总之，本书的成功，不仅显示出作者与时俱进，具有开阔的视野和新颖的视角，而且以坚韧的毅力尽其所能地搜集、发掘和辨析、梳理史料，言必有据，在此基础上才能做到提出了系统的创新见解。这对我们同样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当然，即使是再好的著作也难免存在研究盲点，该书以思潮与流派的方式处理中国近现代史学史，其优势在较清晰地呈现出中国现代史学兴起发展的生动态势，局限则因受论述架构的制约，有时显得比较拘谨，不少有价值的议题应感觉无法置于某思潮或流派的适合位置加以论述，竟至暂付“缺席”。如与思潮与流派的核心问题交集较少的史家蒙文通、刘咸炘等，便无法顾及。再如南方中山大学以朱谦之为首的现代史学运动，是当时颇有声势的一股力量，并产生过不少具体的史学作品，但在该书皆无说明。因此，若从全面反映中国近现代史学发展史的角度看，该著仍存美中不足。此外，该书涉及面颇为繁杂，某些细节处理尚不够精细，如第300页，曾鲲化的字是“抟九”，不是“博九”，当为笔误。此类的瑕疵若能扫除，当可使该著更臻于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