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奶奶诉说——纪念祖母张静宇

    回顾起来，自己最能跟着奶奶享受亲情的那段时光，无论对于我们这个家族来说，还是对于我们这个国家来说，也正是最为艰难困苦的时段。一方面，这也就限定了当时的生活条件，而更多地只是在相濡以沫和相依为命。另一方面，这又正是彼此最需要亲情的时候，那是一片惊涛骇浪中的最后一个港湾。

    奶奶对我来说，就意味着这样一个停靠的港湾。甚至有一段时间，由于在当时的样板戏《红灯记》里，也有这么一个可以倚靠、停泊的奶奶，还有一个同样被抓起来了的爸爸，我就特别喜欢跟着剧中的台词与唱腔，大声地喊出“奶奶”和“爹爹”来。在那个特殊年代，唯有跟从着这种腔调才算“政治正确”，才能无所顾忌地大声讲出来，一般也不会有人再来追问你，你私下里喊的到底是哪个“奶奶”和“爸爸”，——是革命舞台上的，还是你那个反动家庭的？

    实际上，由于在更小的时候，爷爷主要是住在我家，奶奶主要是住在三姑家，而徐州和长春又相距遥远，我对奶奶还是比较生疏的。后来，记得爷爷在书信中表露过，他盼着能跟奶奶再团聚起来（他按娘家排行称她为“老六”），而且，他为了实现这样的心愿，不知往房管局跑了多少趟，才要来了风化街的那间平房，这离我们在易俗巷的居所，顶多也只有两三百米远。这样，奶奶才从遥远的东北，走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不过，这毕竟是自己的亲奶奶，我并没有感到多少的生分，更不会感到任何的隔阂，随即就同时接受了这两个家，一会儿朝这边走走，一会儿往那边走走。甚至有一段时间，由于爷爷在脖子后边，生出了很凶险的恶疮，手术后需要长期住院，我就被派到医院去陪床，每晚都在他床前打个地铺，由此就更少回到易俗巷的家了。——倒是风化街的那个新家，由于总要回来找奶奶拿饭，我反而回去得更勤一些。

    后来，他们又搬到旭光商店楼上了，具体原因或机缘是什么，我已经记不清楚了，或许当时就没怎么弄清楚，只记得那楼房的条件，由于既有了上下水，又有了合用的厕所，还不用担心有老鼠洞，肯定是比原先更好了。——唯一相当不方便的，就是当时烧的蜂窝煤，人家只管配送到楼下，需要我再用洗衣的搓板，一趟一趟地端上三楼来。

    这可真是个力气活儿！每次帮奶奶往楼上搬煤，等拼尽力气干到最后，我都累得直如水洗一般，心脏在胸腔里砰砰狂跳，真觉得快要喘不过气来了。每逢变成这副狼狈相，奶奶总会讲我是个“汗鳖”，大约石龟背上每逢阴雨天，也总会率先渗出汗滴来。——的确，我的汗腺也实在过于发达，哪怕在是大冷天里吃饭，都能吃出满头大汗来，由此还曾被别人嘲笑过，说我是“吃饭淌汗，一辈子白干！”

    然而或许不过是，我那时候的胃口太好，吃得也太急了一点吧？一说到这里，也就想起奶奶的厨艺了。真的，奶奶虽然自己胃口很小，却能烧出一手很好的菜来，而这种本领在那个年月，要比现在意味着更多，因为当时下不起馆子，自己有多大的厨艺，才能享多大的口福。至今我都还垂涎地记得，奶奶最会做“炸肉蛋”。——她会慢慢地在油锅中，先炸出圆形的酥肉来，再拿它跟蔬菜（好像是韭苔或蒜薹）来煸炒，无论其味道还是口感，都绝对让你食指大动。

    不消说，每当搬完了蜂窝煤，我总算是“有功之臣”了，也总会受到奶奶的犒赏。而且，除了吃她下厨的炒菜，我们也会一起包顿饺子。一说到这件事，恐怕外国人就弄不懂了，其实包饺子的文化功能，并不只是在忙一顿美食，更在于聚在一起乐融融地，你剁馅儿来我和面儿，你擀皮儿来我包馅儿，并且东拉西扯地聊着闲篇，从而建立起和修复着感情。——这不，我这点擀皮儿的手艺，就是被奶奶给训练出来的，而且，由于当年只负责擀皮儿，我竟是直到了现在，包起饺子来还会露馅儿。

    每逢进入这样的场合，我们看似随意的闲聊，就总会指向一个话题，那就是我父亲的病情，也是因为，他当时还关在“学习班”里，从体力上接受“劳动改造”，自然会牵出我们的思念。父亲早在七岁那年，就患上了严重的哮喘病，发作起来实在惊心动魄。正因为这样，奶奶顺便也会回忆起，父亲会因此受到多少优待，以致专供他享用的点心，连小妹妹们都不能碰。据说，有一次有哪位姑姑——我忘了是三姑还是四姑——斗胆动了抽屉里的点心，竟让父亲觉得这“太犯规”了，公然地大声告起状来，还觉得理由都是他自己的，足见他被奶奶何等的娇惯……

    慢慢地，虽说那个年代也不可能读到多少书，我总还是逐渐地长大了，也就在十五岁那一年，就被分配到工厂当学徒。我每月能挣到十五块钱，开始有能力向奶奶尽孝了。于是盼啊盼啊，等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我就先给她买了两条牡丹烟，——那在当时就算最好的烟了，一包的价钱都顶多半斤猪肉了。

    奶奶抽起香烟的样子，不知道有没有留下照片？那实在是很有风度的，而她又带着斯文的眼镜，剪着新派的短发，像个出身不俗的念书人。的确，无论是衣着打扮、行为做派，乃至见解谈吐，她都给人带来这样的印象：这是个见过大世面的人，远比一般的同龄人大气。据说，奶奶还当过陪审员呢，不知有没有爷爷的影响，毕竟他曾是著名的律师。可无论如何，奶奶的那种通情达理，恰正是陪审团所需要的常识，是值得去托付与信任的。

    奶奶的老家在台儿庄，后来成了抗战的著名战场。去年清明回徐州祭扫时，我们集体包车去奶奶故里，方知道那地方竟如此之美：由于刚好坐落在运河之畔，这座小城充满了意外的水韵，到处是依依的垂柳、款款的游船，再加上青砖、白墙和石板路，完全不像位于干旱的华北，反而俨如哪个江南的小镇。——面对着出乎意料的美景，我在诧异之余又恍然大悟，难怪奶奶会如此灵秀，原来她就生长在这一方水土中，生长在这一片秀色里……

    于今回想起来，自己当年跟奶奶的亲近，也跟她的心胸比较开阔、见识比较开明有关。她还总对我说，父亲是她的“大儿子”，而我又是她的“大孙子”，这就更唤起了我的责任心，希望能像个“长房长孙”的样子，甚至，由此有时会咬紧牙关，去做对一个孩子有点艰难的事。我当然不敢说，自己天生就是“做大事”的人，那毕竟需要时机的等待，而且也有可能会等得绝望，说不定就将终生都未等到。——可无论如何，即使在如此艰难的日子里，自己的心志和抱负却未曾泯灭过，无论对于我本人，还是对于外部世界，都抱持着不可抑制的渴望。

    终于熬到了文革结束。我几乎随即就负笈于省城，然后又辗转于杭州和北京，轮流任教于著名学府、乃至最高学府，又常要去各国的名校去讲学，这样一来，回家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事实上，如果那场浩劫迟迟未了，那么我还会蛰伏在徐州，并且乖乖守候在奶奶身边，就像当年尽心服侍爷爷一样。然而，一旦看到这次苦难的尽头，我心里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一定不要再吃这样的苦了，尤其是，不要再让下一代吃这样的苦了。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心结，虽说都是出于内在的责任感，我却从一个曾经相当顾家的孩子，变成了一个专注于外部事业的学者，或者说，是成长为一个立于天地之间的大丈夫。

    记得我还让父亲跟奶奶转达过，既然是“忠孝不能两全”，那么，她反正还有这么多孙子，就把我这一个贡献给国家，贡献给“追求真理”的事业吧，这就像当年的“几丁抽一”，把“大孙子”送上了搏杀的战场。虽则搏斗到了今天，潮起潮落、反复拉锯，还有很多的不满之处，可不管怎么说，又无论是智商还是情商，才情还是毅力，灵性还是耐性，我在这一代学人中总还堪称翘楚，尤其是，我对真理和正义的强烈渴求，更赋予了自己绵绵不绝的治学动力，和相对长久的学术生命，——所有这一切，都来自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的遗传，在我的身上流着他们的血！

    现如今，自己作为奶奶的“长房长孙”，通过四十年的苦读与精思，还算差可符合她起先的期望吗？要不，她就宁愿要那个原先的我，仍然厮守在一起包包饺子、说说闲话？可无论如何，要是她能来看看现在的我，让我还是用以往的自行车推着她，逛逛我所任教的清华园，看看我在清华学堂的办公室，那该有多么好？——要知道，我就是在这里，教出了大批的学生，也同样是在这里，写出了大量的著作，而在所有这一切中，都寄寓着我们这个民族的未来！

    不过，虽然她老人家没有亲眼看到，可总算爸爸还是看到了一些，那时候我尚在北大教书，他还来到我们中文系门口，系好领子上的风纪扣，郑重其事地照了张相。所以，爸爸到了九泉之下，应当会把这里的一切，代我向奶奶深情诉说的，——是的，他一定会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