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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9年11月06日 星期三

    学术书架

    朝鲜王朝正祖朝官方史学的特色

    孙卫国 《 中华读书报 》( 2019年11月06日   10 版)

        《朝鲜王朝正祖时期的官方史学研究(1776-1800)》,张光宇著,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10月第一版,89.00元

        张光宇博士的《朝鲜王朝正祖时期的官方史学研究,1776-1800》即将出版,他希望我写几句话以作序言。回想他在南开四年博士期间,脚踏实地、勤奋学习之情景,如今毕业不到三年,就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完善,刊出这部相当厚重的书稿,故责无旁贷,愿意写几句话,以向学林推介。

        硕士阶段,光宇就读于中国海洋大学,在他即将毕业之际,给我来信谈及对中韩关系史的兴趣,且说可以阅读韩文论著,希望报考博士生。当时南开史学史专业正计划发展中外史学比较方向,而我则考虑培养中韩史学比较方面的人才,既然兴趣相投,自然他就成为门下第一位研究中韩史学比较方向的博士生。经过一年多的磨炼,尤其是在跟我合作完成研究《史记英选》一文之后,光宇的学术研究能力渐渐显露出来。他很快就选定博士论文题目,希望研究朝鲜正祖(1776-1800在位)一朝的官方史学。

        南开有研究中国古代官方史学的传统。尽管梁启超、金毓黻等都注意到中国古代官方史学问题,而对此展开全面系统的研究,则主要是由南开诸位先生推进的。在先师杨翼骧先生指导下,乔治忠教授的博士论文《清代官方史学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4年)打开了这个领域的研究之门。随之,杨先生关门弟子岳纯之的《唐代官方史学》(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乔先生指导的博士生王盛恩的《宋代官方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杨永康的《明代官方修史与朝廷政治》(人民出版社,2015年)等一系列成果相继问世,在中国史学史界有相当的学术影响。最近这些年,乔先生一直在拓展中国古代官方史学的研究,从理论上加以阐述,在具体研究中加以深化。他特别指出,中国古代史学是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双轨并行发展,中国古代官方史学的高度发达,正是中西史学根本的不同点。他总结出中国官方史学的五个重要特征:“1.制度化、(官僚)组织化的记史和修史机构;2.官方切实控制和管理下的史籍编纂;3.拥有相当规模和数量的官方史料和官修史书;4.官方的历史观与史学思想;5.官方史学的政治作用和学术地位。”(《古代中国官方修史视角下的中外史学比较》,《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2期)给我们以很大的启发。同时,他也关注到中国古代史学对周边朝鲜与日本史学的影响。张光宇的选题正是延续了南开史学史这样的传统,将官方史学的研究拓展到朝鲜半岛。

        古代朝鲜半岛历代王朝,自从统一新罗开始,与唐朝建立稳定的宗藩关系以后,就一直是中原王朝的藩属国。在一千多年的中朝宗藩关系中,尽管有过波折,但政治上的“事大”臣服,外交上的朝贡使行,思想上的“慕华”效仿,构成朝鲜半岛对华关系的基本要素。高丽末期政治家与儒学家李穑(1328-1396)言:“惟我小东,世慕华风。”(《牧隐文稿》卷11《受命之颂》)故朱云影指出朝鲜传统的一切以中国文化为本位,是其文化的一大特色。作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古代朝鲜史学,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史学传统的分支,是中国古代史学传统的演变与发展,但朝鲜古代史学在学习中有变异,在模仿中有创新。如果说中国古代史学是官、私史学双轨并行发展,私家史学担当创新与发展的话,朝鲜半岛的史学则可以说是由官方直接主导,私家史学一直处于从属与附庸的地位。而且越到后来,王朝对史学的控制愈加严格,甚至国王直接参与,亲自主导,朝鲜正祖国王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个案。

        本书《导论》和结论外,主体七章。首章介绍正祖时期的文化政策,将其政治文化背景加以介绍。接着依次介绍奎章阁的成立及其所编印的书籍;《日省录》创制的原因、体例、内容与评价;正祖朝对《朝鲜英祖实录》的纂修与《景宗实录》的修正;《国朝宝鉴》的续补;“义理史书”的编纂;最后选取《宋史筌》《史记英选》《陆宣公奏议》为例,讨论正祖君臣对中国史书的改撰;这些构成全书的主要内容。最后两个附表,《朝鲜正祖时期奎章阁参编书籍情况简表》和《正祖时期官方史学大事年表》,完整呈现了朝鲜正祖一朝官方史学的全貌和特征。综合而论,正祖朝官方史学的特点有三:

        第一,如果说中国古代官方史学中的“官方”,仅指朝廷,还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那么正祖朝的官方史学中的“官方”,则可以明确是指正祖国王本人。因为正祖国王直接主导,时常御撰,亲自审查,正祖朝官方史学就是正祖国王个人政治思想的体现,是以他为主导的一系列官方史学活动。某种意义上说,如果离开了正祖国王本人,正祖朝的官方史学无从谈起,这是毋容置疑的。

        朝鲜王朝以儒学立国,在五百年的历史之中,出现过数位对文化建设极为热心的国王。朝鲜世宗国王(1418-1450年在位)喜读诗书,指令郑麟趾、申叔舟等创立谚文,亲自颁布《训民正音》;督令完成纪传体《高丽史》的编纂。世宗时期朝鲜文化蓬勃发展,影响深远。正祖也是一位世宗式的国王,他自幼好学,每日手不释卷,竟有“读书大王”的雅号。从王世孙时期开始,他就开始编书,当了国王以后,御制各类书籍甚多。正祖即位年(1776)九月,创立奎章阁,主导朝中藏书、编书、刊印书籍等事务,一大批“北学派”人士如朴趾源、朴齐家、李德懋、柳得恭、成海应等都任职于奎章阁,随侍正祖左右。他们倡导“北学”,呼吁改革,既是朝鲜“实学”文化的倡导者与践行者,也是官方史学的参与者与编纂者。

        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御撰史书,梁武帝曾主持编撰六百卷《通史》,“躬制赞序”;唐太宗也曾御撰《晋书》四篇论赞;乾隆皇帝也有过《御批通鉴辑览》,但都只是偶尔为之。而正祖国王对于书籍编纂,则可以说是一生痴迷,贯彻始终。他广涉经、史、子、集四部之学,留下了卷帙巨大的个人文集《弘斋全书》,不仅在朝鲜王朝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他自编大量书籍,御制目录书《群书标记》,按“御定”“命撰”等分类,收录他参编的153部近四千卷的书籍;晚年成《四部手圈》,乃是他编选的若干部中国经典的结集。正祖朝几乎每一部重要官修史书,都与国王分不开,很多史书正是因为正祖的倡议,才编刊出来。正祖就是当朝官方史学的主导者、组织者、编写者和监督者,他是官方史学的核心。这是任何中国皇帝都无法比拟的,是绝无仅有的。

        第二,正祖朝官方史学,并非纯粹的史学活动,是正祖国王日常政事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是他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一环。正祖之所以如此看重修史活动,有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原因,就是他对自己的处境,很有危机感。他十一岁时亲见父亲思悼世子饿死于木箱之中,此种强烈刺激,影响终身。朝鲜后期党争激烈,两班政治相当黑暗,国王一直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正祖的政敌随时想加害于他。外戚金氏虎视眈眈,他在加强提防的同时,更要从思想上进行教育,以强化王权,这给他编史以强烈的动力。

        朝鲜王朝英、正时期(1724-1800)被誉为“朝鲜后期的文艺复兴时期”,他们二人都致力于文化事业的建设,推行荡平政治,打破人才任用的门第观念,重用下层中人。正祖深受英祖的影响,通过修史活动,亲自主导对儒生、百姓的儒学教育,加强日渐式微的朱子学教育。英祖时期就编修了很多史书,正祖效仿之时,予以补充、修正,如修正《景宗实录》,修订《文献备考》,续补《国朝宝鉴》,都是完成英祖未竟之业,所以正祖重视修史,某种意义上也是弘扬英祖以来的文化政策。

        同时,在处理对清关系时,“尊王心法,列圣相传”。尊周思明是朝鲜王朝臣服清朝以后,相当长时期内的基本国策。仁祖被迫臣服,孝宗倡导“北伐”,肃宗建造大报坛,英祖时期大量编修明史、宋史等中国史书。正祖时期则延续这样的思想,尽管其对清意识已经改变,与清关系也日益融洽,“北学”思想也在流行,但祖宗之法不可变,于是就编修义理类史书,既保存列朝尊周史实,亦表明正祖时期继续弘扬,故《国朝宝鉴别编》《尊周汇编》《明义录》《庄陵配食录》,一系列史书亦得以编纂,以表达其“尊明”义理。

        第三,跟中国明、清官方史学相比,朝鲜史馆机构更为健全,这给正祖朝官方史学以制度上的保证。明、清时期中国专职史馆机构已经不存,被并入翰林院之中,或者设立临时性的机构,朝鲜王朝则完全不同。春秋馆、艺文馆为专职史馆,其他相关机构如承政院、备边司、成均馆、奎章阁等等,都有修史任务。朝中几乎每个机构都有纂修本司职掌的义务,修史成为他们日常不可或缺的工作。朝中史官众多,活动频繁,这样也就留下了数量庞大的各类史书,《时政记》《承政院日记》《备边司誊录》《日省录》等等,都是朝鲜王朝相应机构所编。相比之下,《朝鲜王朝实录》不像明清实录那么重要,因为在实录编修之前,众多原始史料都得以留存。加上还有临时性编修的众多官修史书,数量极为庞大,史料价值亦高,这是朝鲜私家史学无法比拟的,所以朝鲜私家史学只能是官方史学的附庸和补充。

        这样的特点,也就决定了正祖朝官方史学的独特价值,受到韩国学术界多方重视,成果甚多,但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尚阙,中国学术界则几乎是空白。本书在爬梳丰富的原始资料基础上,又关注到中韩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在中朝史学比较视野之下,并不拘泥于具体史实的陈述,也避免限于一国史研究的狭隘,展开相关论题的研究,因而提升了本书的价值。中国学术界对中朝史学比较与朝鲜史学史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本书的出版,将极大推动这个领域的研究,由此也充分体现出本书的学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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