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语言教育史之一章

    本书的话题是民国早年的女性语言教育。“五四”前后的中国，处于一个极特殊的历史时期。那时的一批有识之士深怀亡国之虞，意识到社会上下的变革已迫在眼前，势所必行。短短一二十年里，国人便得以藉晚清西学东渐之力，乘中西文化碰撞之机，大举割弃本土的旧统序，吸纳外间的新思维。伴随政体改制、学术创为而来的是教育体制的革命，在新式学堂里开始出现女性的身影。但她们岂止是第一代女学生？她们是中国全新的一代女性！

    关于那一代新女性、女性解放、女子学校与女性教育，学界已有不少探讨，却罕有人从应用语言学史的角度着手考察。当我们跟随著者返回“五四”时期及以后，便能观察到一幅多重复合的图景，由语文进步史、白话运动史、母语教育史、外语学习史等多个领域的画面牵联呼应而组成。卷入历史的是整个民族，书写历史的则是具体个人。于是我们看到一系列生动真实的个案：程俊英、黄英、徐亦蓁、鲁桂珍、张肖松，她们是时代知识女性的精英，行将导引男性主宰天下的旧中国走向男女平权的新社会。作为第一代接受新式教育和普及教育的中国女性，她们当中的一些人很快就将成长为推行新式大众教育的第一代中国女教师，施教于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就这样，不出三四代人，中国便彻底换了样。今天，当我们目睹许多工作领域里两性的担当不相上下，语言教育领域里女生、女教师的比例甚至可能超过男性时，有谁会想到，这一切就始于本书中描述的几个女孩子在百八十年前勇敢地迈出的第一步呢？

    古云“十五入大学”，所谓“大学”只是一方惠及小众的湖泊。现代高等教育很不同，是一片泽被大众的海洋。不过，湖泊也好、海洋也好，都需要假舟楫以渡水，而古今中外各形各色的教育机构便是渡水所赖的舟楫，缺少了它们就难以达到教育的目标。当社会步入现代，教育逐年普及，此时机构发挥的作用就愈加突显。著者告诉我们，20世纪上半叶中国拥有过一类专门的教育机构，它们为推动高层次的女性教育立有大功，那就是女子大学。

    女子大学有两类。一类属于国立，该时期只见一所，即以国文和国学为重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这所女校存世虽仅五年（1919—1924），却因为邀到胡适、鲁迅、周作人等名师任教，孕育了一小批女性精英，有的投身写作，有的从事学术研究或其他。另一类为教会兴办，诞生既早，维续也更久。截至20世纪50年代初，先后有过三所教会女子大学，均由美国来华教士创建：华北协和女子大学（1905—1943），金陵女子大学（1915—1951），华南女子大学（1908—1951）。教会女校之特殊，其余姑且不谈，与本书所论话题直接相关的便在于语言教育；而教会女校的语言教育之特殊，则体现在双语上面。依靠母语与英语相偕并举的学制，教会女校得以培养出中国第一代通晓英语的知识女性。她们有的出国深造，在某一专业领域获得骄人的成果；有的参与外交活动，在国际组织中留下干练的行迹；还有的留任母校，担负起教书育人的职责。今天，当人们为频繁出没于高峰论坛的女译员那优雅自如的谈吐而倾倒，被代表政府部门的女发言人那犀利的话语所震慑，对高校、研究院、管理阶层上上下下各类优秀女性熟见不怪的时候，有谁还会记得这一切的始倡者，正是一个世纪以前为争得社会认同而奋力拼搏的那三五个弱女子呢？

    亲爱的读者朋友，倘若你我对先辈尚怀有一份感恩，对近代中国教育史尚抱有些许兴趣，那不妨就翻开此书，随作者去往上个世纪初，一起来做一次女性语言教育史的远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