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渊默而雷声》试解中国哲学史研究“范式之困”

    2019年7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渊默而雷声——〈庄子〉的哲学论证》一书，是以“哲学范式”研究《庄子》的专著，作者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章启群教授。诚如作者在该书“绪论”中所申明的，“如何用哲学范式范铸《庄子》是贯穿本书始终的思考”。基于对“哲学范式”的思考与探索，这部专著以形上学、知识论、存在论（本体论）、语言哲学、自然哲学、伦理学、美学等七个分支为架构，对《庄子》的文本进行解读，分析《庄子》中的哲学思想（概念、命题），重构其中的哲学论证，阐论了“《庄子》哲学”的体系和要点。简言之，以“哲学问题的体系”为纲领，建构性地研究《庄子》的哲学思想，着力于发掘、重构《庄子》中的哲学论证，是《渊默而雷声》一书的显著特点。

    一

    众所周知，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肇端于二十世纪初。尤以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等著作为代表，其中对“中国哲学史研究范式”的建构，影响深远。迄今看来，如下四项是当时即已确立、乃至如今仍属必要的“哲学研究”的要素：哲学问题、哲学思想、哲学论证、哲学体系。胡适之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导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哲学的定义从来没有一定的，我如今也暂下一个定义：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因为人生切要的问题不止一个，所以哲学的门类也有许多种。”随后例举了“一、天地万物是怎样来的。（宇宙论）”“二、知识、思想的范围作用及方法。（名学及知识论）”“三、人生在世应该如何行为。（人生哲学，旧称‘伦理学’）”等六个“人生切要问题”及其所属门类。《中国哲学史大纲》对其中的“名学问题”尤为关注，在该方向取得的成就也最显著。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同样对哲学问题及其所属门类进行了界说。此外，他还强调了哲学体系和哲学论证的重要性。《中国哲学史》区分了“形式上的系统”与“实质上的系统”，并指出：“中国哲学家之哲学之形式上的系统，虽不如西洋哲学家；但实质上的系统，则同有也。讲哲学史之一要义，即是要在形式上无系统之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这里，需加补充的是，中国古代哲学著述“形式上的系统”之欠缺是有程度上的差异的。关于“论证”，冯先生在“绪论”中以“哲学中论证之重要”为题，单立一节加以阐说。至于“哲学思想”（概念、命题），作为哲学的基础要素，历来是哲学史研究的重心，毋庸赘言。

    然而，一方面囿于中国古代哲学著作“形式上的系统”之欠缺，现代以来学人进行中国哲学史研究，多集中于概念、命题等哲学思想的阐发，成绩也最丰硕。但对中国哲学家、哲学著作的哲学体系之重构，则显得详略不一。对某些“哲学之形式的系统”相对显明的著述，体系的重构相对完整。对某些“哲学之形式的系统”相对隐晦的著述，体系的重构则显得不足。荀子哲学或可归入前者，庄子哲学则似可归入后者。如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对“庄子哲学”的阐述，或则聚焦于概念、命题，或则对哲学体系之部分分支——本体论、认识论，做出较为详密的分析，但就庄子哲学的整个体系来看，则似乎皆欠周备。另一方面，因时代不同，观念变化，彼时被视为哲学问题、哲学思想的问题和思想，此时看来未必仍是。如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以“生物进化论”作为庄子哲学思想的一目，以今日知识背景看，似宜归为科学思想了。

    《渊默而雷声》“绪论”有如下一番说明：“在对‘五四’学者所建构的中国哲学范式的反思中，当代学者提出了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总其要略，即认为‘五四’一代学者还没有彻底融会贯通中西哲学的内在思想和理路，从而将中西哲学思想进行比较简单、粗糙的对接。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研究都是基于19世纪的西方哲学观念。”（第14页）从“五四”学者的学术实践看，当代学者的这些反思，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不宜放大）。而且，及至当代，混淆概念，“将中西哲学思想进行比较简单、粗糙的对接”，也是时有所见的现象。但这些不足，并不能否定“五四”学者所建构的哲学研究范式。前引当代学者的反思中，所言哲学观，究其实际是针对“哲学的不同门类及其所属哲学问题”而言，并非针对哲学本身。例如，20世纪初的研究者，基于19世纪西方哲学的门类及问题展开中国哲学研究，是时代的选择。21世纪初的学者，立足于20世纪西方哲学的门类及问题展开中国哲学研究，也是时代的选择。如果说，此间存在差异，那也是哲学问题、哲学门类随时代发生改变的结果，而非哲学本身的特性（如强调“论证”“体系”等）发生变化所致。

    那么，何以肇端于“五四”迄今已有一世纪的学术实践，未能如理论设定那般，发掘、重构出相对完整的中国古代哲学著述中的思想体系呢？前述冯先生对中国古代哲学体系“形式上的欠缺”的说明，提供了一条重要的解答线索。中国古代哲学著述“形式上的欠缺”，会直接导致发掘、建构中国古代哲学体系的困难。中国古代哲学著述，其所采取的写作方式、所使用的语言，与现、当代的研究者已有疏隔。尤其是先秦时代的著作，即或对宋代以后的古人，也会产生理解上的困难。这一点从古今学者对经典著作的注疏之繁即可管窥。解释中国古代哲学著作中语词、句子的含义，阐发概念、命题所表达的思想尚且不易，重构哲学论证、发掘哲学体系就更为困难。缘此之故，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是：学者每每将研究的焦点定于概念、命题（哲学思想），间或及于“论证”。而对哲学体系的发掘和重构，则终欠理想。

    二

    如前所述，中国哲学史研究范式存在着困局。“范式之困”关系到学科的成立与否，更与研究者的学术实践发生直接联系。

    不难看到迄今有些著述，以哲学研究为名，其实质却近于抒情散文；有的著述则以翻译代研究。不一而足。凡此种种，某种程度上会导致后学者无所适从，以至于制约学科的有序发展。由此可见打破这一“范式之困”，有着重要意义。然而，如何打破困局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前文述及，由于研究对象——中国古代哲学著作在“哲学之形式上的欠缺”、在语言、表达方式等方面的古今疏隔，导致成体系地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困难。这意味着，研究者如欲阐论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体系，需要对古代哲学典籍下切实、深入的注释、诠解的功夫。与此同时，还需要明确一个相对完整的、由不同分支、方向的哲学问题构成的体系。进而有望以此“哲学问题的体系”为参照，从哲学典籍中抽离出可与之相应的哲学思想（概念、命题），重构“哲学论证”，继而可以哲学问题的体系为纲领，整合哲学思想与哲学论证，重构哲学思想的体系。

    《渊默而雷声》一书以具体的学术实践，为上述研究理路提供了极佳的蓝本。该书以哲学问题的体系为纲领，一方面对（西方）哲学不同分支所思索和试图解答的普遍性问题（哲学问题）做出谨细的划分和说明（详见各章开篇部分的“解题”），另一方面从《庄子》中抽绎、概括出可与这些哲学问题相合的哲学思想（概念、命题）。例如，在既往的著论中，研究者多将宇宙论等同于本体论，进而在阐述《庄子》的哲学思想时，每每将“道”“气”等概念或范畴放在一起讨论。这样的做法虽然有助于人们对《庄子》的思想获得大致认识，但不免失之笼统，更甚者，不利于展开后续的深入研究。《渊默而雷声》一书则对形上学、存在论（本体论）和自然哲学所涉的普遍性问题做出细密区分，同时，从《庄子》中勾索出“道”“性命”“气”等概念或范畴，与形上学、存在论（本体论）以及自然哲学的普遍性问题相契合。进而在前述工作的基础上，重构相关的哲学“论证”，并将哲学思想、论证整合到同一体系中，使之得到系统性的阐释。不得不说，这一学术探索与实践，为“中国哲学史研究范式”之困的突破，提供了富有建设性的成果。

    三

    《庄子》有内、外、杂三篇之分，其中文献，有的是庄子自撰，有的是庄子后学的补充，有的则孱杂了其他材料。一般认为，内篇是庄子的自作。但实情是，内篇之中不乏他人的表述，外、杂等篇，亦间有庄子的作品。即或同一篇章，其中也可能混有他人的文字。因成书过程复杂、漫长形成的这一特点，在先秦时代的其他著述中也是常见的。这给庄子哲学的研究带来了一定障碍。有的学者专以内篇作为研究庄子哲学的材料，但如此则容易遗漏外、杂等篇中的庄子思想，甚或是其思想中的精妙部分。有的学者内、外、杂篇兼收并取，但可能将庄子思想与非庄子思想，甚至是与庄子思想相扞格的思想混同杂糅。总之，不管采取上述哪种做法，都很难较为恰当地呈现庄子哲学的真貌。胡适之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曾指出，“凡能著书立说成一家言的人，他的思想学说总有一个系统可得，决不致有大相矛盾冲突之处。”《渊默而雷声》一书大抵受此观点影响，将《庄子》内、外、杂篇视作一个整体，以思想体系的统一性作为标准取舍材料，避免了前述两种做法的不足。（该书称“《庄子》哲学”而不称“庄子哲学”，即与此材料取舍的原则有关。）关于研究材料的取舍、使用情况，《渊默而雷声》的第一章有详细说明，兹不赘述。

    《渊默而雷声》计分八章，除第一章“《庄子》与庄周——文本与作者”是对研究对象的整体界说外，第二至第八章是全书主体，它们既相对独立又互有关联，形成一个结构完整的体系。第二章对《庄子》哲学中占有核心地位的形上概念“道”进行阐说，并取比照的视角，对《老子》《庄子》中“道”的异同做出说明。第三章“知识论——‘齐物’学说”，对《庄子》有关世界不可知的五个论证的重构，则表明《庄子》对哲学思想的阐发，不同于《老子》的“独断”，而是进行“论证”。第四章“语言哲学——‘指—物’之论”，分析了《庄子》中涉及语言哲学的“言”“物”“文”“意”等主要概念，并分析了《庄子》对“言”与“物”“文”“意”的关系的认识，阐明其中所蕴含的语言哲学思想。第五章“存在论——性命学说”，通过分析《庄子》一书中“生”与“死”，“觉”与“梦”，“性”与“命”等范畴的内涵，揭开《庄子》的性命学说与现代西方哲学“基础存在论”之间的内在联系。第六章“伦理学——养生论”，揭出《庄子》“全生保身”即是善的观念，并对《庄子》所做论证加以重构。第七章对《庄子》以“气”的概念为核心的自然哲学思想进行阐发，进而由“气”及人，在阐明“气”与人的形质与精神关系的基础上，对“行气”“修炼气的功法”及“游”的概念与“行气”的关系等论题进行阐发，提出很多新见。第八章“美学”，一方面以前述本体论、知识论、伦理学的研究结果为据，推证《庄子》视野中，“作为一个哲学问题的美的问题是不存在的”，并由此推出“严肃的科学的建构的‘《庄子》美学’这一命题是不成立的”。（按：此处引文中的“命题”一词，似应表述为“称谓”或“表述”）另一方面，又从《庄子》对中国艺术影响的角度肯定了“论述《庄子》与中国古典艺术的关系，进而论述《庄子》与中国美学的关系，仍然是一篇宏大的文章”。为《庄子》美学的研究指出了可能的方向。本章对《庄子》中“美”“大美”等概念的涵义及20世纪较为重要的中国美学史著作中的研究误区也都做出中肯的分析，打破了很多陈陈相因的“成说”。书末“余论”概述了全书的内容，并对各章间的逻辑关系进行说明，从中可见作者在结构安排上投注的匠心。

    《渊默而雷声》的作者之能做到匠心独运、如此成体系地研究《庄子》哲学，重构其中重要的哲学论证，实得益于多年来从事中、西哲学（史）研究的经验，及对中国哲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的反思。这可从该书的“绪论《庄子》研究：从诸子学到哲学”和“跋”中得到较为详确的说明。从作者的其他著述，如《意义的本体论——哲学解释学的缘起与要义》《新编西方美学史》《论魏晋自然观——“中国艺术自觉”的哲学考察》《星空与帝国——秦汉思想史与占星学》等，特别是对于《庄子》全部文本进行注释、解读的《庄子新注》，亦可窥见《渊默而雷声》的写作，有着相当扎实的研究基础和广阔的研究背景。正因集此前研究之成，以强调哲学体系与哲学论证为特征，《渊默而雷声》为《庄子》哲学研究的新体例确立了一个极好的开端。

    四

    《渊默而雷声》对“中国哲学史研究范式”的研究理路的拓展与实践，不仅可为中国哲学及其下属分支学科的研究者提供参考，而且足资其他现代学科建制下、不同专业的研究者借镜。如果说，《中国哲学史大纲》以“名学问题”为中心展开的中国古代哲学史研究是纵的方向的研究，那么《渊默而雷声》所展开的以“哲学问题的体系”为纲的“《庄子》哲学”研究，则属于横向的研究。《渊默而雷声》立足于经典的注释，引入严格的现代学科的范式，对经典展开研究，其中所展现的“从诸子学到哲学”的研究路径实为中西贯通、古今融汇的研究进路。本文以寥寥数千字的篇幅对一部内容丰富的专著妄加评骘，显然是浅薄的做法。但作为一篇真实的读书感，或可供其他读者参考。篇末再引书中的一句切当之言，作为尾声：“倘若我们不能设身处地回溯《庄子》所属时代的社会生活，摒弃用‘体验’去做具体的社会生活现象之考量，则《庄子》关于气的理论之独特论说可谓皆无解”。（第430-431页）或许可以说，“设身处地”回到文本所处语境中理解文本，这一解释学思想，是可与“用哲学范式范铸《庄子》”等而视之的另一条贯穿全书的宝贵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