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嘉略与他的三个法国朋友

    黄嘉略原本就像大海中的一滴水，戈壁滩上的一粒沙，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然而，历史的机遇却把他打造成了一个人物，以至于如今当我们说起18世纪的中法文化关系史时，他竟然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角色。由于诸多原因，他长期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只是近一二十年来，才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他从1706年开始定居巴黎，1716年病逝于巴黎。在这十年中，作为当时生活在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唯一华人，他受法国王家学术机构之托，做了许多向法国人介绍中国的工作。在工作和生活中，他结识了许多法国学术界的朋友，他们相互取长补短，彼此既有付出，也有收获。本文所要讲述的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三位。

    1706年3月，中国教徒黄嘉略随其恩师梁宏任自罗马返回巴黎，此后再也不曾离开这座城市，直至1716年10月在贫病交加中黯然离世。在整整十年的巴黎的岁月中，他广泛交游，结识了许多各界法国人士，上至亲王，下至小民，仅姓名可查的就有数十人。这些法国人士中包括多位学者，其中与黄嘉略交往密切，彼此影响较大的朋友有三位，他们是弗雷莱、傅尔蒙和孟德斯鸠。黄嘉略生于1679年，傅尔蒙生于1683年，弗雷莱生于1688年，孟德斯鸠生于1689年。在他们交往的1710年至1716年间，他们都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其中年龄最大的黄嘉略也不过三十刚刚出头。

    三个法国人中最早认识黄嘉略的是傅尔蒙。大约在1710年前后，黄嘉略被王家学术总监比尼昂看中，向国王路易十五举荐，国王授予他“国王的中文翻译”之职，最初的任务是整理王家图书馆所藏中文书籍，翻译书名并撰写简介。不久，比尼昂指令黄嘉略编写《汉语语法》和《汉语词典》。正是这项编写任务成了黄嘉略结识傅尔蒙的契机。傅尔蒙就此写道：“1711年，由于黄先生（的工作）进展很慢，大家觉得应该找个语言方面的行家对他进行指导。于是我奉国王之命担起了指导他的任务。”比尼昂对此也有记述：“从1711年开始，他与已故黄先生共同致力于汉语研究……”

    傅尔蒙此时28岁，比尼昂看中他的原因并非他通晓汉语，而是因为他此时已是小有名气的东方语言学家。

    傅尔蒙与黄嘉略合作编书始于1711年，头两年进展甚微，原因不难想见：黄嘉略对语法没有任何概念，傅尔蒙对汉语一无所知，在这段时间中，他们与其说是在编书，毋宁说是在相互学习：黄嘉略向傅尔蒙介绍汉语，傅尔蒙向黄嘉略传授语法知识。自1713年弗雷莱参与这项编写工作后，傅尔蒙对于这项工作的贡献远逊于弗雷莱。弗雷莱于1714年被投入巴士底狱，傅尔蒙此后独自继续与黄嘉略合作，直到黄嘉略去世。

    黄嘉略与傅尔蒙这两位交游并合作长达六年之久的朋友，其实不太像朋友，请看黄嘉略1716年5月25日写给傅尔蒙的信：“……奉上国王图书馆的中文藏书目录，这是我荣幸地奉您之命编写的。……先生，与您赐予我的荣誉相比，我做的这一切微不足道；我是一个可怜的来自七千里之外的外国人，在这里没有任何依靠。先生，如果您觉得我还能为您效劳，做些更重要的事情，您只管吩咐，我时时准备听命，把您的吩咐视为荣耀，愉快地为您效劳……”

    这封信像是下级向上级报告工作，黄嘉略的态度相当谦卑。须知，此时他们相识已经将近六年，彼此说话使用的竟然是这样一种口气，由此不难猜想，两人之间是公事公办的关系，谈不上有多少私人情谊。

    在黄嘉略留下的文字中，迄今未发现他对傅尔蒙的评论，所以我们不知道他如何看待傅尔蒙。不过，傅尔蒙倒是在他的遗稿中多次提到他的这位中国同事：“他如同所有中国人，性格看来有些沉闷，可是在朋友面前却判若两人，他的忧郁消失得无影无踪。令他常常陷入沉思的，是他在这里看到的许许多多让他感到诧异和稀奇的事，他常常与我们谈及这些令他惊异的事，时常对我们说他怀念中国。……他喜爱富有哲理的谈话，而且喜欢把所见所闻记下来，或许是出于习惯，或许因为他打算在回到中国后整理成书。有时他还写下自己的看法，若是拜访了某人，听到了什么消息，或是下雨、打雷、结冰、下雪，尤其是与节气相违时，他立即记录下来。他的这种习惯也许是中国的教育使然，不过，这与他个人的性格也不无关系，事无巨细，他一概关心；不过，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习惯。在工作和学习方面，他对普通中文书籍驾轻就熟，由于他的父母都是基督教徒，加上他是在外方传教会的先生们指导下成长的，所以，他在中国没有取得任何学位，也许他从来没有想过要考个秀才什么的。然而，这并不妨碍一个富有才华的人研读经典著作。”

    傅尔蒙的这段记述不但非常生动，而且平实而公允。但是，傅尔蒙在黄嘉略死后谈及他本人的汉学成就时，却一再强调他全凭自己的努力，黄嘉略对他没有提供任何帮助；他不但否定黄嘉略向他进行了汉语启蒙，带领他走进了汉学殿堂，而且声称黄嘉略未完成的《汉语词典》书稿，对包括他在内的任何人都毫无用处。他这种忘恩负义的态度，当年就受到正直的法国学者的指斥。黄嘉略死后，傅尔蒙奉命接管了黄嘉略的全部遗稿，他虽然利用了这些资料，但是保管不善，一些珍贵的资料如今不知下落，其中包括黄嘉略的一本日记，殊为可惜。

    弗雷莱对于自己何时结识黄嘉略有精确的记述：“大约在1713年年初，我有幸刚刚认识的瑟万教士向我建议，见一见原籍福建省的中国人黄嘉略先生，并且审阅一下他所做的工作。这项有关中国语言的工作，是比尼昂教士根据国王的命令策划的，他希望有一个人能向他谈一谈，黄先生所采用的工作方法以及他的工作成果是否对欧洲人有用。我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因为这项工作能够满足我的好奇心，而当时大家对于一切来自中国的事物都十分好奇。我于是承担起了这项审阅任务。”

    弗雷莱接受协助黄嘉略编写《汉语语法》和《汉语词典》的任务后，发现黄嘉略几乎没有任何语法概念，依据黄嘉略的实际情况，弗雷莱一边向他学习汉语知识，一边向他灌输语法知识。弗雷莱与黄嘉略的合作卓有成效，同样是在两年时间中，即1713年年初到1714年年末，黄嘉略在弗雷莱德协助下，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工作。在弗雷莱德建议下，黄嘉略着手编写《汉语词典》，起初采用同音为序的编排法，弗雷莱很快发现，这种编排法不适用于对汉字目不识丁的法国人。于是，黄嘉略重起炉灶，改用部首编排法编写《汉语词典》。在他们合作期间，弗雷莱还建议黄嘉略将他正在阅读的清人小说《玉娇梨》译成法文。此书的翻译虽然半途而废，留存至今的手稿却是历史上翻译为法文的第一部中国小说。黄嘉略向弗雷莱介绍了有关中国诗歌的常识，弗雷莱据此撰文，在铭文和美文学学院作报告，这是法国人对中国诗歌第一次真切的了解。弗雷莱于1715年年中出狱后，与黄嘉略的正式合作关系没能恢复，但他依然关心黄嘉略的工作，经常为他修改文稿，黄嘉略也协助他的中国研究，帮助他阅读中国古籍，讲解天干地支等文史知识。所有这些显然都远非工作所需，而是他们的私人情谊使然。

    弗雷莱与黄嘉略相处得不错，这从黄嘉略的日记可以看出一些迹象。在黄嘉略的日记中，弗雷莱的名字出现了13次，也就是说，平均每月一次。弗雷莱几乎每月都到黄嘉略家去，极少例外。黄嘉略偶尔也去弗雷莱家，两人有时还一起到国王图书馆去。这表明，他们的关系相当不错，绝非单纯的工作关系，而是彼此已将对方视为朋友。 巴黎天文台图书馆藏有一封黄嘉略写给弗雷莱的信，语气比较随便：“先生，中国的方言差不多就是这些。不过，我写得相当潦草，你读起来可能会有困难，尤其是关于汉字那些话。为了尽快交给你，我写得很匆忙。如果你有什么需要誊抄的，设法给我一些。”同样是报告工作，这封信与前面提到的黄嘉略写给傅尔蒙的信迥然有别，没有一丝公文味道，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它看作两人之间友谊关系的真实反映。

    弗雷莱对黄嘉略的为人颇有好感，对他的处境极表同情，他在一份遗稿中写道：“黄先生为人随和谦虚，我觉得他不乏天赋……这位中国青年的处境足以让我们欧洲人绝望，但他始终温和、谦逊，心境比斯多葛主义者更显平静，这让我深为感动。他远离故土数千里之遥，既无财产，亦乏专长，仅靠自己的工作换取一份薪酬，而他明知这项工作无法独自完成，而且很难得到他人帮助，所以不可能取得很大成果。但他依旧保持着平和的精神和心境，这让我在吃惊之余想到，游记中对中国人性格的描述看来是可信的。”

    带着对黄嘉略的这份真挚感情，弗雷莱不但对黄嘉略的工作给予真诚的指导和协助，还试图在生活上对他提供帮助。据他自己说，他之所以建议黄嘉略翻译《玉娇梨》，不只是出于公众利益的考虑，也想到了黄嘉略的私利。《一千零一夜》的法译本当时刚刚在法国出版，立即风靡一时，翻译家加朗因此而名利双收。此事给弗雷莱以启示，他暗自思忖，《玉娇梨》或许能够成为第二部《一千零一夜》，果真如此，黄嘉略就能获得一笔可观的稿酬，他的生活状况就能大大得到改善。

    弗雷莱对于自己得益于黄嘉略之处，不像傅尔蒙那样竭力否认，而是实事求是地坦然承认。他在致在华传教士的一封中谈及自己的一篇关于汉语的论文时写道：“我之所以能写出这篇关于汉字的论文，除了从黄先生与我的多次谈话中和阅读你们各位神甫的著述中汲取营养之外，再无其他获得教益的途径。”不但如此，他对黄嘉略的学识也给予充分的肯定：“事实确实如此，二十年前我与罗萨利先生带到欧洲来的一位中国青年的多次谈话，使我在这些问题上获得了某些概念，其准确度超过欧洲人的普遍看法。”

    弗雷莱在认识黄嘉略不久后，就把黄嘉略介绍给好友戴默莱。戴默莱是个教会人士，热心于文史研究，编纂过一些著名学人的文集，深得学界好评，早在1700－1705年间，他就在朱利公学结识了在那里求学的孟德斯鸠，当年两位少年的友谊一直保持到老年。戴默莱认识黄嘉略后，就把孟德斯鸠介绍给黄嘉略。此时是1713年上半年，也就是弗雷莱与黄嘉略的合作开始不久之后。

    与黄嘉略的前两位朋友不同，孟德斯鸠此时是一位“漂”在巴黎的知识青年，没有学业，也没有职业，至今没有更多的资料告诉我们，那时他在巴黎究竟做什么。从1713年10月20日到12月4日共计54天中，孟德斯鸠的名字七次出现在黄嘉略的日记中，平均将近一周一次，这个频率远远高于傅尔蒙和弗雷莱与黄嘉略的交往，而且每次都是孟德斯鸠往访黄嘉略。需要指出的是，黄嘉略的日记始于1713年10月19日，而孟德斯鸠则于1713年12月5日离开巴黎，返回家乡波尔多。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断，既然戴默莱是在当年年初认识黄嘉略的之后不久，就把他介绍给孟德斯鸠，那么，孟德斯鸠和黄嘉略在10月19日之前就应该已经有了接触，只因为黄嘉略的日记始于当年10月19日，所以此前两位新朋友的会面可能没有在日记中得到反映。

    黄嘉略的日记基本上是一本极为简略的流水帐，内容大多是他和家人的活动，比如去教堂望弥撒、做晚祷，太太去市场买菜，岳父母过来聊天、打牌、吃饭，友人来访等等。除了对太太的坏脾气偶尔表示无奈外，黄嘉略极少在日记中流露感情。1713年12月4日，孟德斯鸠带孝来向黄嘉略辞行，第二天他就要返乡为父亲奔丧。第二天，也就是1713年12月5日，黄嘉略在日记中写道：“拉布莱德先生今天动身前往波尔多”。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拉布莱德就是孟德斯鸠。黄嘉略往常很少提及他人的行迹，这次却有些例外，头天孟德斯鸠前来辞行，他用一个完整的长句记述这件与他本人并无直接关系的事情，次日他并未前去送行，却又用一个完整的句子记下了孟德斯鸠的离去，这说明他心中记挂着此事。由此不难想见，他必定十分珍惜与孟德斯鸠的友谊，否则不会在日记中流露出在他身上极少见到的依依惜别之情。

    黄嘉略对孟德斯鸠的记述仅限于他的日记，此外迄今未曾发现任何其他资料。孟德斯鸠的遗稿中指名道姓提及黄嘉略的有两份，一短一长。短的那份只有几句话，见于他的笔记《随想录》：“我听黄先生说，他刚到巴黎时曾把帽子留在教堂里，因为他在中国时曾听说，欧洲的民风纯朴，人们相互关爱，偷盗和行刑都是闻所未闻的事；所以，当他听说一个杀人犯将被处以绞刑时，深感震惊。”长的那份是一篇谈话实录，手稿22页，译成中文将近一万字，内容十分广泛，多方面介绍了中国的历史文化、民情风俗，以及宗教信仰和政治制度等。

    在黄嘉略的三位法国朋友中，孟德斯鸠与他相处的时间最短，两人见面的频率却最高，倘若孟德斯鸠不是因为父亲去世而离开巴黎，完全可以想见，他们还会有更多的会见和谈话。可令人遗憾的是，当孟德斯鸠再次来到巴黎时，黄嘉略已经不在人世了。

    其实，与黄嘉略多有交往的众多法国人中，还有一些人士的地位和名声远在上面提及的三位之上，本文之所以舍弃黄嘉略的其他其友人，专门介绍孟德斯鸠等三位，原因在于，如果不经由他们的中介，黄嘉略不可能发挥中法文化交流的先驱的作用。

    十八世纪初期，法国人对了解中国的热情方兴未艾，民间如此，官方亦然。黄嘉略在这种氛围中来到法国，是为当时的法国乃至欧洲唯一的中国人，理所当然地引起法国人的关注。傅尔蒙在谈到黄嘉略时曾说：“一个中国人在欧洲，是一件人人关注的事，德里尔、弗雷莱、戴默莱等许多学者和我一样，经常会见黄先生。”然而，黄嘉略在国内并未受到过系统的教育，充其量只是一个粗通文墨的小知识分子，纵然身在法国，倘若不是他的三位法国朋友热心转述，他不可能在传播中华文化上有所作为。

    傅尔蒙在结识黄嘉略之前，对中文一窍不通，斗大的汉字不识一个，遑论其他。在黄嘉略的帮助下，通过他们自己的努力，不同程度地掌握了汉语的基本知识，成为法国第一代非教会汉学家。傅尔蒙专门研究汉语，先后出版了专门论述汉语的拉丁文著作两种：《汉语论稿》《中国官话》，还编撰了《中国历史地理词典》，但未能出版。傅尔蒙毕竟培养出了两位汉学家，一位名是戴索特莱，另一位是德经。德经不但自己成了汉学家，连他的儿子小德经也继承父业，也成了有名的汉学家，发表过不少汉学著作，并主持了1813年《汉-法-拉丁字典》的编撰。在耶稣会士的汉学事业衰败之后，法国的汉学就由德经往下代代相传，逐渐发扬光大。所以，中国著名的前辈中西交通史专家方豪先生对傅尔蒙的评价很高，将他奉为“近代汉学之始祖”：“然汉学之发扬光大时期，应始于法人傅尔蒙之刊出《中国文典》……法国初期汉学者，皆出其门，称近代汉学之始祖。 ”

    弗雷莱与傅尔蒙一样，在结识黄嘉略之前，没有任何汉语知识，通过持续努力，在黄嘉略的协助下，他能研读中国经典，研究中国历史，撰写了多篇相关的论文。

    孟德斯鸠与黄嘉略相识之后，对中国备加关注，阅读了当时在法国能够找到的几乎全部有关中国的西文著述，并书写了详细的读书笔记。黄嘉略的形象多次出现在他的《波斯人信札》中。中国成为他研究政治和法律的一个重要参照系，在他的传世名著《论法的精神》中，对中国的论述多次单独成章，相关的论述多达四十余处。在一派热烈颂扬中国的氛围中，他对中国有褒有贬的论述独树一帜，使十八世纪中国在欧洲的形象更加丰满，更加接近事实。

    黄嘉略与上述三位法国朋友的交往，至少产生了三个积极效果。其一，促成了法国第一代汉学家的出现；第二，传授了汉语知识，传播了包罗万象的中国知识，为孟德斯鸠对中国的论述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第三，黄嘉略以真实的形象，向法国人展示了中国人的诸多优秀品质：友善、诚信、刻苦、认真、谦逊、好学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