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本名曲子、曲子词,是隋唐时形成的一种音乐文体。当时西域的胡乐大量传入中国,与本土的音乐交融后,在宴会场合使用,谓之“燕乐”,燕是宴的通假字。词最早便是配合着燕乐的曲子,在宴会上演唱的文词。因为词最早都是演唱的,所以它就不像大多数的诗一样,每一句字数都一样,而表现为长短参差不一的形式,故又称“长短句”。词的曲调叫作词牌,想系宴会时点歌,以词调名写在木牌上,供人拣选,故名。
词是中国文体的花园中一朵最为娇艳的奇葩。在所有的文学体裁中,没有比词更美的了。它有着和谐的声律,参差的句法,绮丽的文辞,而多表现个人幽微的情感,故而较诸诗文,更易得到青年人的喜爱。在所有的文学体裁里,也再没有第二种文体,比词更适宜表达爱情。青年人学习诗词,词比诗往往更容易写得好,便是这个缘故。
有一种观点认为,先学词,词写好了却未必能写好诗,但反过来先学诗,诗写好了再学词,词一定写得不错。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词与诗是两种不同的文体,它们有不同的审美标准,有不同的学习门径,能写好诗的,未必能写好词,反之也一样。而能诗词兼擅的,一定是他对诗词两体都下足了工夫,都经过对典范作品的认真摹习。有些人以诗见长,词则稍逊,乃是因为他学诗比学词用力更深,有些人词胜于诗,也不是因为他先学了词,再去学写诗,而是因为他的性子更喜欢词,于学诗工夫下得不足。所以,初学者学诗词,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性情和情感需要,选择是先从学诗开始还是先从学词开始。
历史上有一群人,不大瞧得起词,认为只是文人在宴会上的即兴游戏,又或者只是言情的小道,不能像诗一样言志载道,所以把词叫作“诗馀”,意思是诗衍而为词,词已经是诗的末流了。其实词的长处正在于其善言情。王国维云:“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词这种文体,有着与诗完全不一样的体性要求,又何必定要持着诗的标准来衡量词呢?
王国维所说的“要眇宜修”,出自《楚辞·九歌·湘君》一篇,要眇是一个连绵词,形容外形昳丽,宜修则是宜于修饰之意。“词之为体,要眇宜修”,即是说词的外形要比诗更加地美,文辞也要比诗更多修饰。正因为词更重视文辞之美,所以不是所有的可以入诗的内容,都能写入词中。诗可以言志,可以抒情,可以叙事,而词只适合抒情。诗的词汇多数也不能用到词里去,比如杜甫的诗句“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在晏几道的词里就得是“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如直接移杜诗入词,就显得太重了。
尽管词的境界较诗为窄,但词表达的情感,却可以比诗更加绵长。有一个叫《鹧鸪天》的词牌,与七律的形式很相像,平仄要求也差不多,但我们看同是咏上元节宫中行乐的内容,《鹧鸪天》就与七律的风格大相径庭:
鹧鸪天·上元词唐·无名氏
紫禁烟光一万重。五门金碧射晴空。梨园羯鼓三千面,陆海鳌山十二峰。香雾重,月华浓。露台仙仗彩云中。朱栏画栋金泥幕,卷尽红莲十里风。
上元宋·王圭
昔年今日从(zòng,随行之意。)宸游,彩仗纷纷已御楼。半夜众星来紫极,一春万火纵丹丘。玉栏曾侍看山久,翠醁仍酣赐醴优。锦帐宵寒薰易歇,梦魂直欲到天头。
何以如此呢?原因便在于词中更注重选取美丽的词汇:香雾、月华、露台、仙杖、彩云、朱栏、画栋、金泥幕、红莲。所有这些偏于阴柔的美丽的字眼,密集地聚合在一起,就构成了词的要眇宜修的体性。而在王圭的七律中,紫极、丹丘是偏于阳刚的,彩杖、玉栏、翠醁、锦帐又比较中性,我们不可能认为它具有词的味道。
总体来说,词的气质是偏于阴柔的,不像诗那样地清健。北宋词人欧阳修的《生查子》: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情感结构全学唐代诗人崔护的《题都城南庄》: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在,桃花依旧笑春风。
但欧词既有月上柳梢头的清幽,又有人约黄昏后的淡雅,更有泪湿春衫袖的哀艳,婉约缠绵,与崔诗在惆怅中的落拓自雄,遂成两种风格。词之有异于诗,于兹可见。
词学大师夏承焘先生说过,“凡一体文学,必有一体的长处,非他体所能替代,其体始尊”(《作词法》)。他很认同前人论作词的著名观点,即作出来的词“上不可似诗,下不可似曲”,如此方是当行本色。
如北宋词人晏殊,有一诗一词,都用了“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一联,但诗与词的体性就明显不同:
假中示判官张寺丞王校勘
元巳清明例未开。小园幽径独徘徊。春寒不定斑斑雨,宿醉难禁滟滟杯。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游梁赋客多风味,莫惜青钱万选才。
浣溪沙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而词牌、曲牌同叫《醉太平》,下面两首的体性也截然分别:
醉太平宋·刘过
情深意真。眉长鬓青。小楼明月调筝。写春风数声。思君忆君。魂牵梦萦。翠绡香暖云屏。更那(nuó)堪酒醒。
醉太平元·张小山
黄庭小楷。白苧新裁。一篇闲赋秋怀。上越王古台。半天虹雨残云载。几家渔网斜阳晒。孤村酒市野花开。长吟去来。
文学理论家可以就诗、词、曲的风格分野展开更加深入的论述,但要学习词体创作的人,却完全不必理会这类理论。我们只需要知道,所谓的当行本色,其实就是我们常讲的合格,合乎最经典的作家的创作所共同形成的那一类的风格。
词的最初的“格”,是由花间词人所确定的。花间词人指晚唐两位词人温庭筠、韦庄和五代时蜀地的十六位词人,他们的词作被赵崇祚编为《花间集》,共五百首。这部书就是北宋词人摹习的范本,也成为词的最早的经典范本。欧阳炯为《花间集》作了序,里面说到这些词是在什么样的场合产生的:
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妖娆之态。
《花间集》中全是小令,小令的令,可能最初就是酒令的意思。正因《花间集》中的作品是在花间尊前绮筵绣幌的宴会场所,由文人才子现场作来,交给歌女演唱的,所以在风格上就以“镂玉雕琼,拟化工而迥巧;裁花剪叶,夺春艳以争鲜”为极则。简单说,就是要选用美丽的词汇,表现绮艳的情怀。宋初小令,多受《花间集》影响,即使到了清末,以王鹏运为代表的晚清词人,提倡填词要有“重、大、拙”三字诀,但在遣词用字上,仍要学习《花间集》。打个比方,《花间集》就像是王義之的书法,学书法的人,一般都绕不开去临摹它。
《花间集》里最重要的两位词人就是温庭筠和韦庄。清末的词学家周济在《介存斋论词杂著》里把温、韦与南唐后主李煜相提并论,说:
毛嫱西施,天下美妇人也,浓妆佳,淡妆佳,粗服乱头亦不掩国色。飞卿浓妆也,端己淡妆也,后主则粗服乱头矣。
周济的意思是,词是一种美丽的文体,这种文体就像是毛嫱、西施这样有名的美女一样,宜于浓妆,宜于淡妆,甚至粗服乱头,也仍然让人觉得那么美。温庭筠(字飞卿)的词,是浓妆艳抹的美,韦庄(字端己)词,是淡扫蛾眉的美,而李煜的词,就是毫无妆饰的素颜之美了。后主词不讲技法,纯以气行,那是他的天才和他所经受的亡国之恸,所共同成就的不朽经典,后世无人可学,而温、韦的词则开后世作词无穷法门。在《花间集》以外,还有一位五代词人,就是南唐的冯延巳,他的《阳春集》也对后来的词家有非常深远的影响,故唐五代词人中,温庭筠、韦庄、冯延巳这三家的词,最宜细读成诵。
从北宋的柳永开始,词人渐渐多写音乐节奏较舒缓,文字篇幅更长的慢词。而宋代有两位词人,在慢词的制作上最为杰出,他们是北宋的周邦彦和南宋的吴文英。宋末尹焕说过:“求词于吾宋者,前有清真(邦彦号),后有梦窗(文英号),此非焕之言,四海之公言也。”清末周济编《宋四家词选》,把周邦彦、吴文英、辛弃疾、王沂孙列为宋代最有代表性的四家,而将很多的其他词人的作品,分别编到这四家下面,如苏轼就编在了辛弃疾的下面。周济提出了学词的路径,叫作“问途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即从摹习王沂孙(及其他编在王沂孙下面的词人,下同)的词作开始,再去摹写吴文英、辛弃疾的词,最后则再去摹写周邦彦的词,以达到浑化的境界。至于什么是浑化,讲是讲不清楚的,需要我们在填词的实践中自己去体会。
晚清大词人朱祖谋编有《宋词三百首》一著,是一百多年来最为风行的宋词选本。但这个选本和《唐诗三百首》有本质的不同。《唐诗三百首》编选的目的是“俾童而习之,白首而莫能废”,意在选出唐诗中最脍炙人口的作品,而朱祖谋所编的《宋词三百首》,是为学词的人提供摹习的范本。朱氏选词,独重浑成之旨,选得最多的也是周邦彦、吴文英的词作。与朱祖谋同时的大词人陈洵(号海绡),在他的《海绡说词》中,更明确“以周、吴为师,余子为友。使周吴有定尊,然后余子可取益”的主张。后冯平先生编《宋词绪》,将周济与陈洵的理论合一,分“师周吴”“问途碧山”“馀子为友”三部分,以供学词者循涂轨以入门。此书只在数十年前于香港出版过,印量又少,故大家很难见到。
他们之所以这样地推崇周邦彦、吴文英,根本原因是他们认为周、吴是词的正格,而苏轼、辛弃疾的很多作品,就是词的变调了。
我们今天的所有人,都知道词分豪放婉约的说法。这个说法来自明代张綖的《诗馀图谱》。张綖说:“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辞情酝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盖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秦观)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苏轼)之作多是豪放。大抵词体以婉约为正。”张綖承认词体以婉约为正格,这是尊重历史事实的说法。但说苏轼的词多是豪放,恐怕不对。苏轼的大多数词,并不是豪放的。豪放,是乐观积极,满不在乎,苏词中真正的豪放之作,并没有几首。像《念奴娇·赤壁怀古》“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就决不豪放。而南宋词人张孝祥的《念奴娇·过洞庭》,就是真豪放了:
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玉鉴琼田三万顷,著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应念岭表经年,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短发萧骚襟袖冷,稳泛沧溟空阔。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张綖又说,“婉约者欲其辞情酝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气象恢弘倒是说出了苏轼以诗为词的部分特征。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说苏轼把自己所作的小词给晁无咎、张耒看,问:“我写的与秦观的词比,怎么样?”二人皆对曰:“少游诗似小词,先生小词似诗。”本质上,苏轼是用诗的笔法、诗的词汇来写词,所以他的一部分词才表现出豪放、气象恢弘的特征来。
如苏轼的《江神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虽然也是长短句的形式,但用词遣字,都是诗的风格。
而秦观的著名的《春日五首·其二》,就不像是诗而像是词,原因就在于他的词藻是要眇宜修的:
一夕轻雷落万丝。霁光浮瓦碧差差。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
夏承焘先生认为,苏轼是词体的大功臣,但从另一面说,苏轼又可称得上是词体的罪魁祸首。说他是词的功臣,是因为从苏轼开始,才以作诗的笔法作词,拓大了词的内容,使得词不再限于花间尊前之作,而令得无论何种情感,皆可入词。说他是词是罪魁,则在把诗词混合为一,破坏了词体的独立的价值。(《作词法》)对于学词者而言,我们当然必须承认从苏轼以降用诗笔写词的这一路词风,的确是很大的创新,我们佩服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但我们要知道,这些作品只是打着词的旗号的诗,是句法参差不齐,而按上了词牌名的诗。有人说苏轼的词须关西大汉,执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但《念奴娇》这个词牌本是纪念唐代开元年间著名的女歌者念奴的,其音乐当然更宜于女子歌唱,苏轼用来写赤壁怀古的主题,词与音乐肯定格格不入。
南宋以后,词尚醇雅,有两位融诗笔入词,让词既有诗的雄直,复有词的婉曲的作家值得关注,他们是姜夔和张炎。姜夔的诗走的是黄庭坚的一路,崇尚瘦硬,即所谓的江西诗派的路子。他把江西诗派的笔法,用在了他的词作中,就在豪放与婉约之外,形成了幽劲的风格。张炎则以清空骚雅为宗,像是淡墨的文人山水画一般。清代浙西词派,专学姜、张,便是因为,他们既想拓大词的领域,又不希望词的审美被诗所同化,姜、张开创的风格,为诗词浑融一气,开辟了一条可能的道路。比如厉鹗的《百字令·月夜过七里滩光景奇绝歌此调几令众山皆响》:
秋光今夜,向桐江、为写当年高躅。风露皆非人世有,自坐船头吹竹。万籁生山,一星在水,鹤梦疑重续。挐音遥去,西岩渔父初宿。心忆汐社沈埋,清狂不见,使我形容独。寂寂冷萤三四点,穿破前湾茅屋。林净藏烟,峰危限月,帆影摇空绿。随流飘荡,白云还卧深谷。
幽劲盘旋,既是诗笔,又有词味,就是诗词体性结合得很好的例子。
清代中叶,常州人张惠言、张琦兄弟编就《词选》二卷,遂开后来的常州词派。张惠言在序文中说,词是“缘情造端,兴于微言”,意即词必须是抒情的,而它的文辞又须多选用纤小的意象,不可恢弘阔大。他说词是用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意思是词适合于抒发贤人君子幽微隐约的、哀怨悱恻的、不能直说的情感,在结构上要婉曲,让人徘徊留连,要昳丽,通过这样的形式,来传达词人不明白说出的情致。由此,张惠言在解释历史上很多名作的时候,认为这些作品表面上写风花雪月、美人香草,实际上寄托了词人的政治情怀、身世之慨。
我们固然不必完全赞同张惠言对历代名作的解读,但从另一面说,正是因为那些像诗一样劲直的词,缺少词的真味,很多的词人,在需要用词来表达政治情感的时候,都是通过寄托的手法来写,这样就使得词的本色不会被破坏掉。清代后期以还,多数词人接受常州词派的影响,他们有意识地运用了寄托的手法,在表面伤春悲秋、流连风月的文词内,寄寓托付了他们的身世之感、时事之悲,便因寄托的手法,既拓大了词境,又不损害词的本色之美。我们且来看苏轼的两首词,一首是有寄托的,一首是直接感慨身世的,前者就远比后者更像词,也更耐读:
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南歌子
苒苒中秋过,萧萧两鬓华。寓身此世一尘沙。笑看潮来潮去、了生涯。 方士三山路,渔人一叶家。早知身世两聱牙。好伴骑鲸公子、赋雄夸。
当然,无论是浙西词派学姜、张的幽劲清空,还是常州词派的崇尚寄托,都是学词到了更高阶段的境界。初学者应该尽量做到,能用诗表达的内容,就用诗来表达;初学写词,还是专门地写爱情,写个人的无关家国兼济的感情吧,这样写出来的词,才有词味。等到诗、词都能运用自如了,再来用词表达更广阔的世界不迟。
诗词要想写好,都得先经大量的阅读,然后则是找准范本,着力临摹。一般诗词爱好者读词往往比读诗少得多,所以尤其需要补上阅读这一课。词的最繁盛的时期有两段,一是唐五代两宋时期,一是清代,这两段时期的经典作品,都要用心细读。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朱祖谋《宋词三百首》,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都是非常优秀的且较易获致的选本。本来,龙榆生1934年开明书店版的《唐宋名家词选》,是一部崇尚本色的优秀选本,但今天市面流行的却是1956年的修订版本,这个版本是为了普及宋词而编选,因此就包容了更多的变体变调,对于有志创作的人反而不适用。清词的另一个优秀选本是富寿荪、沈轶刘二先生合编的《清词菁华》,业师沚斋先生评论说:
当代人所撰有关词的选评本,余意以沈轶刘、富寿荪合选之《清词菁华》最为杰出。沈、富二先生皆精古文、擅诗词,独具只眼,所选首首可诵,评点鞭辟入里,甚多新见,远超时下诸多选本。
此书1986年在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仅印3800册,此后再未重印。甚望有识见的出版家,能将1934年开明版《唐宋名家词选》,与此书,及冯平《宋词绪》一并印行,供学词的人朝夕讽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