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古籍活起来

    国运昌则文运兴，国家珍贵典籍的命运总是与国家的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国家图书馆建馆110年，历经清政府、民国和新中国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历经战乱迁徙、社会动荡和文化蓬勃发展的年代，但海纳百川的精神和传承文化的使命永恒不变。国家图书馆所藏文献的历史跨越了中华文明的整个发展历程。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由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主办的“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保护传承大展”9月7日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开幕。展览汇集了全国二十多个省近四十余家公藏单位、三十余位私人藏书家的三百多种珍贵典籍文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外典籍展览中数量、规模、等级最高的一次，首次展出了近年古籍普查新发现的一批重要古籍。开展以来，国图迎接读者近30万人次。

 

    国家图书馆馆长饶权向读书报介绍，此次展览展品数量规模之大、品种类型之多、文物价值之高，在同类展览中均属鲜见。国家图书馆将以建馆110周年为契机，通过这次展览向公众展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典籍文化和一脉相承的中华民族精神追求；展示社会各界在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保护传承中付出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卓越成就；展示人类文化在开放包容、交流互鉴中产生的文明硕果；展示私人藏书家为保存保护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作出的积极贡献。

 

    大展共分四个展厅，第一展厅“国宝吉光”以经史子集四大部类为线索，展现历朝历代在哲学、思想、科技、文学等各个方面的伟大成就，几乎所有展出文献皆为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珍品，包括已出版的18部《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原本。第二展厅“百代芸香”致敬那些保护和传承中国古代典籍文化作出贡献的历代藏书家，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在政府主导下全民共同参与古籍保护的成果。第三展厅“汲古润今”，首次全面展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保护传承事业的发展历程和成就。第四展厅“交流互鉴”，除展出60余种汉文珍贵古籍、少数民族文字珍贵古籍、西文善本古籍外，重点展现了新中国成立后海外珍贵古籍回归所取得的成绩。

 

    珍贵罕见的古籍善本，丰富新鲜的科技互动手段，为观众展示了一场“让古籍活起来”的精神文化盛宴。

 

    孤罕古籍善本，展现中华传统文化典籍精髓

 

    中华典籍浩如烟海，蕴含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思想智慧和知识体系，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件展品的背后都藏着曲折惊险令人拍案的故事。它们或遥远或清晰，在沉静中隐含的博大幽深，令人伫足，令人深思，令人止不住想要探寻它们的过往，以及延伸出去的意义，那是超出藏品本身价值的无价之宝，是中国典籍的辉煌履迹，承载了中华民族的文明成就。

 

    北宋刻印本《景祐礼部韵略》、海内孤本宋淳熙八年（1181）刻本《扬子法言》、司马光《资治通鉴》残稿、元大德八年（1304）丁思敬刻本《元丰类稿》，五代后唐天成二年（927）刻本《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等等，皆为难得一见的珍品，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湖南省考古研究所藏里耶秦简是目前唯一一份秦朝政府档案，填补了《史记》《汉书》中有关秦朝历史的大片空白，改变了战国秦汉学术史的面貌，为首次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展出。文津阁《四库全书》、文源阁《四库全书》、文澜阁《四库全书》及河南省图书馆藏文渊阁四库全书删余稿《明文海》等同时展出。

 

    国家图书馆珍藏古籍善本中珍稀佳品琳琅满目，其中两部书尤为引人注意，它就是充满传奇经历的“两陶集”。

 

    “两陶集”指清代乾嘉时期著名藏书家黄丕烈旧藏的南宋刻十卷本《陶渊明集》和南宋刻汤汉注四卷本《陶靖节先生诗》。陶渊明，晋代著名诗人，魏晋风流的代表人物。后世文人对他崇尚自然、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具有强烈的认同感，故而格外重视对陶集的收藏。陶渊明的诗集、文集在宋代屡经刊刻，出现过六卷、七卷、八卷等多种版本，但十卷本《陶渊明集》内容最全，影响也最大，成为后来的通行本。汤汉注《陶靖节先生诗》是陶渊明诗歌的第一个注释本，其版本价值不言而喻。这两部书均用宋朝金粟山藏经笺作护叶，足以看出藏家对它们的珍视。

 

    《陶渊明集》有黄丕烈亲笔所题“陶陶室藏靖节集第一本”，系黄丕烈收藏的第一部宋刻《陶渊明集》，在黄丕烈收藏之前，此书曾经文征明长子文彭、毛氏汲古阁旧藏。

 

    《陶靖节先生诗》书末有黄丕烈墨笔书“陶陶室藏靖节集第二本”，是黄丕烈所收藏的第二部陶集。该书迭经明代董宜阳、项禹揆，清代周春、黄丕烈、汪士钟、杨氏海源阁递藏，书中印记琳琅，且有清乾隆嘉庆时期周春、顾自修、黄丕烈的题跋。此书的流传经历颇具传奇色彩，是藏书史上一段著名的佳话。

 

    乾隆四十六年（1781），苏州藏书家周春听鲍廷博说起宋版《陶靖节先生诗》，连称好书，追问书在哪里，得知卖与张燕昌，遂假意借看，之后却迟迟不还，意欲强行买下，但张燕昌不答应。僵持一年，终于在友人张载华的调停下用重达一斤的明朝叶玄卿“梦笔生花”大墨换得。周春得书不胜狂喜，手自补缀，重加装钉，秘不示人，并打算以这部书殉葬。他把此书和一部宋版《礼》书共藏一室，为书室起名“礼陶斋”。后来《礼》书先被卖出，改名为“宝陶斋”。嘉庆十三年（1808）周春因酒后失言，被迫将《陶集》卖与吴贾，去书之日，周春“泣下数行”，又将书斋改名为“梦陶斋”。

 

    黄丕烈先已购得宋版《陶渊明集》，一直关注着《陶靖节先生诗》的去向，以期二书聚合。直到嘉庆十四年（1809），才以一百两银子买到此书。他感慨地说：“此余佞宋之心固结而不可解者，后人视之毋乃讪笑乎。”黄丕烈将“两陶集”合贮一室，特为书室起名为“陶陶室”。

 

    几十年之后，山东聊城海源阁主人杨以增仰慕“两陶集”故事，遂倾力搜求，二书先后为其所获。至20世纪20年代末，海源阁藏书散出，爱书如护头目的藏书家周叔弢先生于1931年买到《陶渊明集》，而《陶靖节先生诗》则被北京藻玉堂书商王子霖买去。王子霖深知周叔弢爱书，居奇抬价。1933年4月，周叔弢不得已终以四千元的高价将此书买回，使“陶陶”二书分而复合。因黄丕烈当年曾把宋刻施元之、顾禧《注东坡先生诗》中残存的两卷《和陶诗》也放在“陶陶室”内，周叔弢便又从海源阁后人杨敬夫手中买下这两卷苏轼《和陶诗》，使三书珠联璧合，恢复了“陶陶室”的旧貌。

 

    1952年，周叔弢先生将自己收藏的包括“两陶集”和施顾注东坡和陶诗在内的全部善本捐献国家，时任中央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先生向周先生表达了由衷的钦佩之情：“您把最心爱的‘两陶’集都献了出来，真是毫无保留，难得！难得！”

 

    司马光《资治通鉴》残稿现“幅纸三绝”

 

    今年是司马光（1019年-1086年）诞辰1000年纪念，展览特地展出了《资治通鉴》残稿，这是目前已知的全世界唯一的司马光手稿，现藏于国家图书馆。

 

    稿本宽33.8厘米，长130厘米，上面记载了晋元帝永昌元年（公元322年）的历史。不难辨认，这份残稿其实是一份大纲，每三五个字之后就出现“云云”二字，以示省略。

 

    据国图工作人员介绍，这份大纲由司马光亲笔书写，是一份存世孤本，它仅有29行465个字。这份大纲书写所用的纸，是司马光在好友范纯仁写给自己和哥哥司马旦的信札空白处写的。至今，原信件的笔墨还可见痕迹。在残卷的卷尾，司马光还手书了一封“谢人惠物状”，即收礼后回复答谢的一种文书。一纸之间，集司马光手稿、范纯仁书札、司马光“谢人惠物状”于一体，堪称“幅纸三绝”，至为难得。也正因为“幅纸三绝”的珍贵，历代藏家盖在其上的藏印有上百枚之多，其中乾隆、嘉庆、宣统三位清代皇帝的钤印，也揭示了手卷曾入藏清代内府的收藏轨迹。

 

    展览还展出了国家博物馆藏宋代皇族谱牒双璧《仙源类谱》和《宗藩庆系录》。宋代皇族谱牒分五种：玉牒、属籍、仙源类谱、宗藩庆系录和仙源积庆图。传世者仅见仙源类谱和宗藩庆系录两种，皆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二书因其出身之贵、家族之显、年代之久、传世之孤和文献价值之高，在现今存世的数以万计家谱中独占头魁，堪称谱牒双璧。

 

    宋代皇族谱牒皆以宋太祖、太宗和魏悼王为三大本支祖。《仙源类谱》的主要内容为记录宋皇室宗族成员的宗支、婚姻、官爵迁转、功罪是非以及生卒年月，对每一位有官爵的男性宗族成员的任职经历记载详实。《宗藩庆系录》以记载宗室成员的世系传承关系为特色，同时简要地记载子孙后代的名位品秩。

 

    北宋时期，皇族谱牒的定期修纂制度逐渐形成。皇族谱牒由宗正寺修纂，由右丞相任提举编修官。并规定，仙源类谱每十年一修纂呈进，宗藩庆系录一年一修纂呈进。宋室南渡后，因北宋时期所修皇族谱牒无存，朝廷下令重修。因此如今留存的皇族谱牒为南宋时期成书。

 

    两书装饰典雅华贵，书衣为皇室专用的明黄色织锦，开本阔大，纸墨俱精。据介绍，两书先已残破不堪，后经国家图书馆抢救性修复，面貌为之一新。

 

    国家图书馆藏另外两件海内孤本，宋绍熙三年（1192）黄唐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宋元递修本《礼记正义》、南宋宁宗时重刻本《荀子》也在此次大展中亮相。

 

    私人藏书家与国图

 

    此次展出的《孝经》为元相台岳氏荆溪家塾刻本，为天禄琳琅旧物。《天禄琳琅书目》及《四库全书总目》均认为相台岳氏群经为南宋时岳飞之孙岳珂所刻。后学者考订，相台本群经乃元初义兴（今江苏宜兴）岳浚据宋末廖莹中世綵堂校刻九经本校正重刻，岳浚是岳飞的九世孙，因岳飞是相州汤阴人，故称相台岳氏。元相台岳氏荆溪家塾所刻群经，以版印精美闻名。此本原为明代晋府旧藏，有“晋府书画之印”“敬德堂图书印”，入清递经季振宜、徐乾学收藏，后归内府天禄琳琅。书中钤有“太上皇帝之宝”“八征耄念之宝”“五福五代堂宝”“乾隆御览之宝”等皇家印玺。

 

    《孝经》也为藏书家周叔弢所藏。周叔弢积数十年藏书之经验，总结了一个鉴别古籍善本的五好标准：第一，版刻字体好，等于一个人先天体格强健；第二，纸墨印刷好，等于一个人后天营养得宜；第三，题识好，如同一个人富有才华；第四，收藏印记好，宛如美人薄施脂粉；第五，装潢好，像一个人衣冠整齐。由于有自己独到的眼光，所以周叔弢收藏的古书大多极其精善。而《孝经》又恰恰是符合五条标准的代表书籍。周叔弢收得《孝经》后异常兴奋，专门治“孝经一卷人家”印，以示珍爱。

 

    《孝经》以孝为中心，集中阐发儒家伦理思想。自西汉至魏晋南北朝，注解《孝经》者达几百家；唐代更被尊为经书，唐玄宗李隆基亲自注解、陆德明为其注音。长期以来《孝经》被看作“孔子述作，垂范将来”的经典。

 

    据说，周叔弢收得《孝经》后，上海涵芬楼曾借以影印。不久，涵芬楼又以佳纸影印《孝经》二十部，酬赠周先生。周先生本人也曾以珂罗版彩印，比原本略大，书中原有收藏印都用红色套印，非常逼真后又付工影刻。影刻本笔致神韵，直逼原本。孤本秘笈在周先生手中不仅安全传承，而且化身千百，流传世间。

 

    韦力的名字在古籍收藏领域也颇为响亮。2009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共收录珍贵古籍4478种，其中韦力藏书入选25种，是私人收藏品中入选最多者。2008年在国家图书馆举办的国家珍贵古籍特展上，韦力藏《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疏二卷》曾首次公开亮相。此书系唐代释窥基撰，辽刻本，卷轴装，存一卷。《辽藏》（又名《契丹藏》）是一部佛教大百科全书，为自北宋《开宝藏》之后刊刻的又一部重要的汉文大藏经，它收录了大量佛经和历代高僧的重要著述，史料记载犹以辽代刊印的契丹藏经版本最为上乘。然而，这批经书在辽代灭亡以后，竟然绝迹人间。直到1966年“文革”破四旧时，在山西的应县木塔中，红卫兵打碎一尊佛像后，竟从佛像肚子中掏出许多经卷。当时红卫兵们想也没想，就将它们付之一炬，其中一个红卫兵偷偷藏了一卷《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疏》。1994年，几经转手，有人欲将它卖出，国家图书馆及一些藏书爱好者闻讯纷至沓来，最后价钱抬到了30万元。当时最有实力的竞买者要算国家图书馆了，但要层层报批才能定夺，于是韦力毫不犹豫地以30万元购得。古籍善本鉴定专家彭震尧认为这是一件无价国宝。

 

    此次展出的《明太傅朱文恪公手定册立光宗仪注稿》也是韦力藏品，该稿是明万历年间朱常洛被封太子时老师朱国祚（谥文恪）为其所写册立仪程，与明宫三大疑案有关，具有浓厚的传奇色彩和史料价值。此稿为手卷，前留题堂，后留拖尾，采用缂丝技术，装帧精美。卷末有多位藏家题跋。万历一朝，因郑贵妃欲立生子朱常洵为太子，更张国本，致外朝群臣反对，万历为此避政十数年，最终诏立朱常洛为太子，史称“争国本”之事。此件为朱常洛被封太子时，时任礼部侍郎的朱国祚为其所写的册立仪程，包括册立大典的步骤、仪式、礼节等安排。册立后，万历至天启年间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三大案连发，均围绕“争国本”而起，是明末纷乱和衰落的标志性重大事件。卷末有阮元、王国维、金蓉镜等多位藏家研究此卷的题跋。

 

    经历代名家递藏的海内孤本：宋刻《注东坡先生诗》“焦尾本”

 

    在主题为“百代芸香”的第二展厅，展览特别致敬那些为保护和传承我国古代典籍文化作出贡献的历代藏书家，展示他们爱书、护书、捐书的爱国精神。其中，为历代名家所递藏、曾过火而未毁的海内孤本——宋嘉定六年（1213）淮东仓司刻本《注东坡先生诗》尤为珍贵。此书为施元之、顾禧所注，其宋刻原本至清代已十分罕见。近观这部书，版刻精美，字体极其俊秀，加以纸白墨黝，刊印至精。书中累累的藏书印及藏书题记，透露出它的传奇经历。

 

    宋刻《注东坡先生诗》“焦尾本”的递藏故事更为惊心动魄。

 

    苏轼（1037-1101）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词、散文乃至书法，代表宋代的最高成就，备受后世文人的仰慕和推崇。宋刻苏轼诗集之注本以王十朋纂集《王状元集百家分类东坡先生诗》影响最大，传本也较多。此宋刻施元之、顾禧所注《注东坡先生诗》传本稀少，极其难得。施元之子施宿作《苏轼年谱》附之，并请陆游作序，陆游序对施氏注本评价极高。

 

    相较于其他宋版苏轼诗集，《注东坡先生诗》收诗最多，其卷四十一、四十二《追和陶渊明诗》107首以及书后附录的施宿所撰《苏轼年谱》，为他本所无。此本还有两大优点：一是施元之与顾禧合注，在考证人物，援据时事方面胜于他本；二是版刻精美，由善写欧体字的书法家傅穉手书上版，故而字体极其俊秀，加以纸白墨黝，刊印至精，文献价值和版本价值十分突出，深为藏书家所称赏。

 

    惜其宋刻原本至清代已罕见，清代翁方纲和黄丕烈各自收藏过一部残本，书中累累的藏书印及藏书题记，均透露出它们各自的传奇经历。

 

    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代著名书法家、金石学家、内阁学士翁方纲在北京购得宋刻本《注东坡先生诗》，此书曾经明代锡山安国、毛氏汲古阁、清初商丘宋荦、揆叙等名家递藏，实属无价珍宝。翁方纲因此而自号“苏斋”，并给自己的书室取名“宝苏斋”。每年农历十二月十九苏东坡生日，翁方纲都要召集亲朋好友、硕儒名彦至家中，展示此书，焚香祭拜，设宴鉴赏。乾嘉以来名流如翁方纲、桂馥、阮元、何绍基等手跋、题识、观款尽留书上；又有翁方纲四十岁小像，顾莼泥金绘梅花，东坡生日消寒图等，堪称宋版书中至为名贵者。清末湘潭袁思亮在京为官时，以万金之价购此书于汉阳叶氏，一时轰动京城。不料数年之后，位于北京西安门外的袁宅失火，火势猛烈，延及此书，袁思亮痛惜宝书，几欲以身赴火，与之俱焚，幸为家人拼死冒火救出。此书过火而未毁，如有神物护持，成为清代书林的佳话。遗憾多册书口、书脑严重受损，各卷内容及题跋有所损毁，后人因此称之为“焦尾本”。之后又有所散佚，几经辗转，其大部分（十九卷）藏于台湾汉学研究中心。

 

    “焦尾本”中的另两卷（卷四十一、四十二）《和陶渊明诗》是民国著名藏书家陈清华的旧藏，经嘉德国际拍卖公司斡旋，于2004年由海外回归祖国，其中一册（卷四十二）连同陈清华其他珍贵藏书一起入藏国家图书馆。

 

    苏轼是古代文化史上的千古奇才，一生仕途坎坷，四十五岁遭遇“乌台诗案”，贬谪至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至六十五岁才遇赦回归，尝尽人生的艰辛与苦难。他在《自题金山画像》诗中自嘲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然而逆境也锻造了这位伟大的文学天才，他一生创作出大量脍炙人口、传颂千古的名篇。后世文人对苏轼无限敬仰，这正是残本《注东坡先生诗》为人们祭拜、赞赏的重要原因。

 

    哥白尼《天球运行论》展出首版发行前提纲

 

    “在激励人类心灵的各种文化和技艺研究中，我认为首先应当怀着强烈感情和极大热忱去研究的，是那些最美好、最值得认识的事物。这门学科探究的是宇宙神圣的旋转，星体的运动、大小、距离、出没以及天上其他现象的原因，简而言之就是解释宇宙的整个现象”，这是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在代表作《天球运行论》引言中发出的慨叹。这包含一切美好事物的“天”（caelum和mundus），是教会、学者、诗人、民众都希望探究的顶峰。

 

    当时，通行的《儒略历》已不够准确，大家都期盼有更精准的历法。作为神父，哥白尼有足够的现实理由去重新认识宇宙体系。在波兰的最北部弗龙堡的天主教大教堂里，他潜心思索，完成了日心说体系的创建。1539年，年轻的路德教徒雷蒂库斯给哥白尼带来了五部科学著作，并劝说哥白尼出版自己的作品。不过，谨慎的哥白尼仅授权雷蒂库斯出版了一本概述性质的小册子，即1540年版《首次报告》。此书出版后并未受到教廷的批评，而关注它的天文学家们虽然并不完全相信，却对哥白尼的数学技巧非常欣赏。哈佛大学金格里奇教授曾全球踏访，查阅现存601部的《天球运行论》（第一版277部和第二版324部），从普查结果中可见，哥白尼同时代的天文学家藏本都带有各种批注。例如爱丁堡皇家天文台克拉福德图书馆藏本，有大量批注，来自天文学家雷茵霍尔德旧藏。他借助哥白尼的数学工具，编著了《普鲁士星表》，对《格里高利历》的制定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直到1610年，由于哥白尼理论的影响日渐扩大，罗马教廷才把日心说列为异端，1616年把《天球运行论》列为禁书。

 

    此书传入中国后，先后有《天旋论》《天体运行论》和《天球运行论》三种译名，近年来，吴国盛等学者指出，这种译法对“orbium”的理解有偏差，因为哥白尼本人接受的是古希腊天文学传统，接受的是“天球”的概念，当译作“天球运行论”。

 

    国家图书馆所藏第二版《天球运行论》为软犊皮装帧，封面和书根有手写题名。题名页有雷蒂库斯之名的一句被划掉，另带有意大利耶稣会士罗雅谷的签名。明末，罗雅谷与汤若望等一起参与修纂《崇祯历书》，译用了《天球运行论》第4、第5卷内容，引用了哥白尼17项观测记录。入清后，汤若望将《崇祯历书》加以改撰，进呈清廷后，得以《时宪历》之名颁行于世。显然，明末清初的来华传教士，已经在阅读和使用哥白尼的著作，并且将之传播开来。

 

    机器人“小图”领逛“数字文化展”

 

    在展厅里，一个可爱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小图”吸引了记者注意，这也是国家图书馆首次引入人工智能机器人。据相关负责人介绍，“小图”拥有听、说、视觉、运动和双屏互动显示能力，已经实现了人脸识别、迎宾讲解、智能交互、书籍检索、读者卡信息查询等功能。“小图”在带领公众参观讲解数图体验区的同时，还可以和公众智能交互，解答公众提出的图书馆的相关业务问题。智能机器人在国家数字图书馆的创新应用，能够帮助公众更加快捷方便地获取国家数字图书馆的服务。

 

    除了图片、文字、模型、互动体验等多种表现形式之外，展区还通过LED弧形屏幕、沙盘、ipad设备的多媒体联动控制，可以使普通读者多维度、全方位地了解公共数字文化工程的建设成果和发展规划。

 

    为了让公众能够多角度感受公共数字文化工程的优秀文化数字资源，展区精心打造了一面魔幻感应互动电子墙——“魔墙”。“魔墙”提供领导参观模式和读者体验模式，可支持多人同时互动，观众能现场欣赏中华古籍、百部经典、民国期刊、名人手稿、公开课、百姓大舞台、乡村春晚等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充满正能量的优秀文化产品。

 

    此外，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国家数字图书馆为公众打造了丰富的多元化终端服务系统，如手机门户网站、数字图书馆APP、微信公众号等，通过这些系统，公众可通过手机、电脑、电视，随时随地查询国家数字图书馆的数字资源，阅读电子书，学习公开课。

 

    展区还特别设置未来数字图书馆知识服务的场景式体验。在一块大型智慧拼接屏上，在对国家图书馆部分应用技术延展的基础上，对未来数字图书馆的知识服务进行展望。从读者、资源、图书馆三个角度，对未来图书馆提供的知识信息服务、多维度知识获取途径进行生动的描绘，现场可以通过动画互动体验方式，走近并形象地了解未来图书馆的知识服务。

 

    此外，在体验区内，还有全新升级的AR增强现实互动体验、VR虚拟阅读站等。随着5G时代的到来，展览还展示了5G相关的新技术应用展示，包括5G设备及5G网络接入、现代数据中心展示、VR应用体验展示等。公众不仅可以体验5G网络的大带宽、低延时特性，还可通过VR实时全景展示，感受“5G新阅读”未来应用场景。

 

    展览运用了数字虚拟沙盘演示、全息视屏演示、沉浸式数字场景、微信导览等多种手段，为观众奉上一场“让古籍活起来”的精神文化盛宴。据介绍，展览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将展到年底。配合展览，国图将举办古籍修复配纸染色、古典诗词音乐会、讲座沙龙等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