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万字号”

    听说过“万字号”吗？

    20世纪60年代初，清华大学在校学生首次突破万人，和北京大学一起成为当时全国仅有的两所万人学校之一。校长蒋南翔借由中国人首次登上珠穆朗玛一事，在清华大学大胆提出培养“科学登山队”的想法，针对不同学生因材施教，将优秀生分成三个梯队：

    第一梯队是那些勤奋好学，成绩优秀者。这些学生在班级表现突出，可谓百里挑一。鼓励他们多看参考书，多做习题，将他们作为未来红色工程师的培养对象。第二梯队是成绩优异者。除了会念书，他们爱好广泛，有多方面的才能，在系里崭露头角，可谓千里挑一，号称“千字号”。系里为他们增设选修课、自修课，将其作为研究生的培养对象。他们毕业后大多留校，将来往教学科研方向发展。这是种子选手。第三梯队也是峰顶，是极个别的超优生。他们出类拔萃,凤毛麟角，对科学知识的掌握和钻研有着异乎寻常的能力,可谓万里挑一，为校级“因材施教生”，号称“万字号”，这可是作为科学家领军人才苗子培养的。学校为他们单独“开小灶”，蒋南翔校长亲自为其审定教学计划，允许跳班，可以提前毕业，指定教师专门开课辅导，在生活上有特殊照顾。

    一时，“万字号”成了万人瞩目的对象。

    祁力群赶上了这趟班车。祁力群1962年毕业于百年老校———扬州中学，他在中学的时候就喜好数学，自学过微积分，是班上的学习骨干。因成绩好，引来团支书的嫉妒，压着不让他入团。好在那时候上大学对此还没有特殊要求，作为群众的祁力群也被清华大学录取了。

    进入大学后，祁力群发现班上同学各个都很厉害，相比之下自己那点曾引以为傲的知识微不足道。好学上进的他开始偷偷用功，常常为了想看的书跑出很远。那时候可去的地方不像现在这么多，看书的地方不好找，他最常去的地方一个是图书馆，另一个就是僻静的生物馆。第一次数学摸底考试，老师为了给来自全国的“高才生”一个下马威，题出得很难，很多同学不及格，而祁力群却得了满分。他一下子被老师记住了。

    第二年，全校举行数学竞赛，大二的祁力群也参加了,和高年级的同学一比高低，结果他拿了全校第一。这一次他出名了，学校来人找他谈话，谈他下一步的学习目标，谈如何完成研究生课程等，还派专人辅导他。祁力群在一片懵懂中成为校一级的“因材施教生”，人人瞩目的“万字号”。

    人选确定后，校长蒋南翔召集座谈，参加的学生不是“千字号”就是“万字号”，祁力群是这些人中年龄最小的。会上蒋校长说道：“清华有三支队伍，一支队伍是辅导员队伍，这是一支政治思想工作和业务双肩挑的队伍，是又红又专的接班人；第二支是体育代表队、文工团队伍，清华的张立华拿了亚洲自行车比赛第二名，我们要不断取得好成绩,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第三支队伍，也是最主要的队伍，在学术上我们要出第一流的人才，出中国自己的科学家。”

    校长讲完话后问大家有什么想法可以提，自由畅谈。祁力群听懂了校长的意思，他知道自己该朝哪方面努力,可想起自己至今还不是团员，现在提倡又红又专，隐隐有些不安。祁力群举手提问：“请问校长，什么是又红又专？ 我理解‘专’是努力钻研学好数学，‘红’是什么？我现在还是群众，入团了是不是就代表‘红’？‘红’，要红到什么程度？我还需要入党吗？”

    一连串的问题脱口而出，现场开始一片肃静，继而出现交换意见的低声，看来大家对祁力群的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蒋南翔沉吟了一下说：“‘红’就是爱国，‘专’就是把书念好，用你的知识为国家服务。对你而言，可以不要求入党!”

    就这么简单？不仅同学们不相信，就连祁力群自己也感到不可思议。祁力群后来回忆道：“蒋校长的回答让我一下子放下了包袱，我想这个简单，爱国我是没问题的。回到班里后，那些团干部却不高兴了，说怎么爱国就行了？我们要做好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准备!”

    若干年后，当年的辅导员、后来的清华党委书记方惠坚老师解释道：“蒋南翔有个‘三层楼’说法。第一层楼就是要求学生都做到爱国，这是最基本的。高一层的要求就是接受社会主义。当时与港澳台还未恢复往来，你可以要求港澳台的学生爱国，但是不能要求他们一定接受社会主义，但是对我们的学生来讲，大多数能接受社会主义。第三层楼就是共产主义。愿不愿意为共产主义献身？这个是稍微少数一点的学生能接受的。这就是‘三层楼’概念，三个境界，到现在我们还是按照这个要求去做。他为什么说爱国就行？因为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这次座谈后，祁力群放下包袱全情投入到数学王国，系里安排他提前修完高年级课程。为配合学习，“万字号”比其他同学多出两个借书证；不仅可以多借书，还能进到老书库查阅资料；要知道，当时的清华，只有正教授才有资格出入老书库哪。

    19岁的祁力群像鱼儿游进了大海一样欢畅。

    学校为了帮助他进步，安排他下乡、访贫问苦，了解中国的状况。一同下乡的学生中有书念得好的，也有干部子弟、文工团成员、体育代表等，祁力群和大家相处很好。大三的时候他入团了。“因材施教法”从开始执行到“文化大革命”爆发终止,五年间共遴选出三个“万字号”。他们是：数803的祁力群,力501的苏铭德，汽7的李文昌。“文革”爆发后，该方案被批为“培养修正主义苗子”，从此终止。

    三个人各有特点:

    祁的数学概念清楚，在1964年获全校数学竞赛第一名;苏在力学上涉猎很广，尤其对流体力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超强的理解力；李的语言能力极强，掌握了俄、日、英、德4门外语，皆能熟练运用。

    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自学能力强，学习进度远超其他同学。

    当时清华共有12个系，三个“万字号”数力系占了两个，这让兼任系主任的父亲张维既高兴又感到责任重大。他格外关注这两个学生，不时谈起他们。我也因之记住了这两位的大名。

    天有不测风云，事情并没按既定轨道发展。

    “文革”一来，一切停摆。父亲既是“黑帮”又是“反动学术权威”；蒋南翔更是跌入人生低谷，先是在教育部烧锅炉，后又发配到清华机械厂铸工车间抬铁水包。“万字号”也不再享有特权，各奔前程。祁力群被分配到兰州炼油厂，第一年进车间当工人，第二年到了自动化研究所，但是与他喜爱的数学无关；李文昌被分配到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只有苏铭德“文革”前毕业后留在数力系，专攻湍流。

    无书可读的祁力群迷茫了，他想念清华，想念徜徉在清华图书馆的分分秒秒，他更想念鼓励他攀登科学高峰的蒋南翔校长。

    有一年

    借探亲之机，祁力群途经清华，探知蒋南翔下放到车间劳动去了，祁力群不敢去看他，怕惹祸，更怕给他添麻烦。就在祁力群闷闷不乐的时候，在荷花池边竟偶遇刚从校医院看病回来的蒋南翔!激动得差点无法自制。可是蒋南翔已经不认识他了。当祁力群报上自己的名字后他很干脆地说：“你跟我来，去家里!”进屋后，祁力群劝他承认错误，以期早日恢复工作，因为报纸上都在批判蒋南翔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蒋南翔表示愿意检讨自己的错误，但是坚持认为工农兵教育制度有问题。两人沉默了一会儿，蒋南翔拿出一封写给主席和总理的信给他看，信中有一句“犹有驰骋千里之志，战士暮年，犹有补过报国之心”，这句话让祁力群铭记终生。身处逆境，仍怀报国之心，正是这种大无畏的战士抱负，让他对蒋校长始终充满敬意。

    1976年秋，“四人帮”倒台，“文革”宣布结束。祁力群听闻蒋南翔重新出山担任天津市委常委，立即写信问候，蒋南翔收到信后让他速来天津见他。我问祁为什么要给蒋写信。

    答曰，蒋校长懂知识分子。果不出所料，蒋南翔听说祁力群想回到科研队伍来时,当即拿起电话打给父亲，要他帮助安排。父亲此时已回到了工作岗位，重新担任清华副校长，见到这个昔日的“万字号”自然非常关心，详细询问了祁力群的经历和近况，告诉他，清华正需要年轻人接上“文革”造成的断层，建议他回清华做教学和科研。祁力群听从了父亲的建议，同意回清华做赵访熊教授的助手。

    要想从兰州调回北京并不那么简单，蒋南翔深知其中的难处。1977年10月蒋南翔趁到北京参加林枫追悼会时，抽空打电话给我父亲，要他通知高景德、李寿慈和祁力群到其下榻宾馆谈话。父亲放下电话后连忙写一张条子交给我，要我火速骑车到清华甲所去找祁力群（临时住处），让他马上去见蒋。

    最后，历时一年之久，直至惊动了时任甘肃省委书记宋平，祁力群一家四口终于回到了北京，回到了清华。

    回到清华后的祁力群一头扎进了数学研究中，父亲提醒他要在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表论文。写论文没问题，可写英文论文就不那么简单了。

    黄克智回忆：“有一次去张（维）先生家，看见他正给祁力群一字一句地改英文论文，一点架子都没有。”祁力群不负众望，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获得了去美国进修的机会，1984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他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解非光滑非线性方程组的半光滑牛顿算法，于2003年被国际权威数据库评为十年内世界上被引用率最高的数学家之一，这一人数总共仅二百多人。他在2005年提出了高阶张量特征值概念，该概念在物理、超图谱理论等方面得到应用。

    2016年9月我们赴深圳大学采集父亲的材料，校友总会的田星燕帮助联系上了当时在香港理工大学任讲座教授的祁力群。他和夫人专程从香港赶来深圳与我们相见。

    暌违多年，祁问我，还记得你给我送条子的事吗？搜尽脑海哪里还有印象？“文革”中，父母谨慎，常写条子嘱我送到有关各家，送的太多，早记不得啦。祁遂讲出旧事，引发了我的回忆。

    祁力群感慨万分：“若没有清华师长的关心爱护，难以想象今天的结果。所幸没有辜负蒋、张两位校长的期望，始终坚持攀登科学的高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尽自己绵薄之力。”

    （本文摘自《大家小絮：风骨清华人》，张克澄著，中信出版社2019年7月第一版，定价：49.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