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文物也是政绩”

    如何平衡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如何协调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的问题，这是我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的职务之后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

    2014年8月21日，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31号），提出必须树立科学旅游观、增强旅游发展动力、拓展旅游发展空间、优化旅游发展环境、完善旅游发展政策等一系列指导意见。该文件一时间被许多地方的旅游部门当作“尚方宝剑”，许多省市相继提出“大景区”概念，出台相关政策，纷纷成立“旅游管委会”，并赋予管委会统一管理包括文化遗产遗址和周边各个景区旅游活动的巨大权力，而不论文化遗产是世界级的、国家级的、省级的或是县级的，其人、财、物均由管委会统一管理。在2014年，很多人都觉得“大景区”模式是发展旅游业在体制方面的创新，势在必行。

    正在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令我感到无法接受的事情。敦煌市政府委托有关单位编制出台了厚厚一大本《敦煌莫高窟—月牙泉大景区建设规划》。整个规划设计目标完全从旅游出发，“大景区”把莫高窟纳入其中，认为莫高窟不应该由敦煌研究院管理，应归到敦煌市管理才合理。该规划认为，应把莫高窟交给当地政府办公室管理，由政府办公室交给当地旅游局协管，再由旅游局交给企业开发。

    负责编制规划的是一个名为“北京大学××旅游景观规划设计院”的单位。我见到这个规划之后，非常气愤，心想：“难道连北大也这么糊涂吗？怎么能够不做调查研究，就出台这样一个规划呢？”但转念一想，这个机构以前没有听说过，必须先要了解清楚这个“北京大学××旅游景观规划设计院”和北京大学是个什么关系。我当即给北大校长办公室打了电话。

    接听电话的校办工作人员问：“你是谁？”我自报家门说：“我是北京大学的一个老学生，老校友，我的名字叫樊锦诗。我想核实一个情况，北京大学有没有一个‘北京大学××旅游景观规划设计院’？这个设计院为甘肃省敦煌市政府设计了一个旅游景区的规划，存在严重问题，我认为这不代表北大的水平。我从爱护母校声誉角度出发，也为了弄清挂着北京大学牌子的这个机构是什么性质，特此求证。”校办工作人员回答说马上进行调查。

    然而就在我等待北大方面答复的时候，第二天就接到了一个陌生人的电话。此人在电话中说自己是“北京大学××旅游景观规划设计院”的负责人。我听电话那头的声音半是道歉半是试探：“樊院长，我们早就想向您请教了。您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们没有及时请教是我们的问题。”我就回复他：“你不用给我戴高帽子。是谁告诉你我的电话的？我不认识你。”就毫不犹豫地挂断了电话。就在挂电话的一瞬间，我突然感到有些后悔，心想应该通过此人了解更多的情况。也是在那个时候，我感到了一种不安。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情况？为什么我刚向北大请求调查，就马上有人找上门来？

    就在这样的忐忑不安中过了一段时间，北大纪委给我打来了电话，回复说经过他们调查，这个所谓的规划设计院和北京大学没有丝毫关系，是个人冒用北大招牌的机构，北京大学方面已经对其提出警告，要求他不准再打着北大的招牌招摇撞骗。后来据我了解，2015年，该机构已改了名，不再使用北京大学的名号了。

    之后，也有人不时提醒我说“大景区”是势在必行，不是旅游局可以左右的，同样也不是敦煌研究院可以左右的。如果不是省里统一的规划，不可能有此推进的速度和规模。果然到了2014年12月21日，《甘肃日报》刊登了《甘肃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大景区总体规划纲要》。根据规划，到2020年，将计划建成年接待游客300万人次以上的大景区共20个。大景区建设将分两步走，第一步计划到2017年，将率先建成8个大景区，其中就有“敦煌莫高窟—月牙泉”景区。

    报上公布，网上转发，我只觉得心头特别压抑。像敦煌莫高窟如此珍贵、如此脆弱的世界文化遗产，对其保护应是第一位的，必须有专门的保管机构，不应该和其他的所谓景区按一种模式、一个标准进行管理，甚至不受限制地进行旅游开发。敦煌研究院负责保管莫高窟，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的文物管理体制。如果真的改变莫高窟的管理体制，将莫高窟的旅游开发管理权抵押、租赁给企业去经营，这样珍贵脆弱的文化遗产将很快就被破坏，多年辛苦聚集起来的人才队伍也将流失殆尽，前途实在令人担忧！

    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为了保护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应该向领导如实反映情况和阐明自己的看法。为了不牵连研究院其他人，我决定以个人的名义给省领导写一封汇报信，明确表示旅游发展中应注意保护莫高窟。

    汇报信的每一条后面和信后的附件，都引用了法律和事实加以说明。

    就在我担忧的时候，国务院参事室的一些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的一些馆员，正在做一个文化遗产的调查项目，莫高窟是他们调查考察研究的对象之一。他们从网上获知，莫高窟将被并入大景区，交旅游局统一管理。于是他们组织了一个考察团，到兰州找有关管理部门的领导座谈，听取意见。他们也到了莫高窟，和敦煌研究院全体工作人员进行了一次座谈，听取意见，并做了一些调查。考察团经过调研，就莫高窟要成为大景区这件事，形成了一份考察报告，就莫高窟的保护现状向国务院正式提交了这份报告。报告特别强调了在旅游发展中加强莫高窟保护的重要性。这份报告引起了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国务院主管领导的批示很快就送到了甘肃省委，省委领导也很快做出了莫高窟管理权属于敦煌研究院的批示。

    回想起来，我觉得真是天意，没有这么多同事的支持和专家的帮助，单凭我一己之力，难以力挽狂澜，也无力阻止莫高窟被企业管理的命运。这份报告保住了敦煌研究院负责保护管理莫高窟的职能和权力。

    后来《纽约时报》派出记者到敦煌来采访我。我在接受采访时，主要介绍了莫高窟的保护，同时也向记者透露了我的担忧。后来有人认为，我随便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十分不妥。我回答说：“这没有什么不妥，我没有说任何不利于我们国家和民族形象的话，我只是接受海外媒体的采访，说了一些关于莫高窟保护的担忧而已。”

    那段时间，我吃不好、睡不好，身体健康也出了问题。从下决心扭转局面、保住莫高窟保管的现行体制的第一天，到事情最后得到圆满解决的那段日子里，我瘦了整整十斤。我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为什么敢于坚持这样的事情？因为我没有私心杂念，我热爱莫高窟。自然因素对文物的影响是缓慢的，一旦以发展旅游为目的进行开发，很多古城和遗址的历史文化基本生态往往会在一夜之间被“开发”殆尽，包括莫高窟在内，将来就会丧失基本的生态而沦为“盆景”。水和土都坏了，种出的庄稼还能吃吗？

    尽管莫高窟是个小地方，但是她对中华民族的意义很重大。我们都是历史的过客。我们这些人走了，莫高窟还会在。人的一生能做的事情本来就很有限，怎么能干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子孙的事情？

    2016年4月，在全国文物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对文物工作做出的重要指示给我增添了信心。总书记明确提出“保护文物也是政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是世界文物大国，又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文物保护工作依然任重道远。他还强调传承历史文化的重要性，强调通过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提出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我听到这八个字的时候倍感亲切和安慰，深受鼓舞。

    （本文摘自《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樊锦诗口述，顾春芳撰写，译林出版社2019年10月第一版，定价：68.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