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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9年09月25日 星期三

    新出芈加编钟所见“禹”与“夏”

    陈民镇 《 中华读书报 》( 2019年09月25日   15 版)
    芈加编钟局部
    芈加编钟铭文部分摹本:(伯)括受命,帥禹之绪,有此南洍。余文王之子孙……
    秦公簋铭文

        1978年,李学勤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曾国之谜》一文,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假说:考古发现的曾国,便是古书中的随国。由此引发了此后关于“曾随之谜”长达四十余年的争论。

     

        从1966年京山苏家垅出土两周之际曾国青铜器群,到1970、1972年随州熊家老湾两度发现曾国青铜器,到1978年曾侯乙墓横空出世,再到新世纪以来郭家庙、叶家山、苏家垄、文峰塔等遗址的一系列重磅发现,曾国的面貌愈益清晰。由于文献记载语焉不详,故曾国可以说完全是一个挖出来的封国。

     

        2019年5月,随州枣树林墓地发现第169号墓,也就是曾侯宝夫人芈加之墓。芈加是楚国公主,“芈”是楚国王族之姓,亦即“芈月”的“芈”,在古文字中写作“嬭”。这座墓出土了一件铜缶,这是楚王将女儿芈加嫁给曾侯宝时所制媵器,上有“楚王媵随仲芈加”的铭文。铭文将曾国称作“随”,正验证了李学勤先生的卓识——“曾随之谜”至此完全解开。

     

        芈加之墓中,还出土了一套编钟,其铭文极具价值,在材料发表之前,相关消息已不胫而走。2019年8月7日发行的《江汉考古》2019年第3期刊布了《嬭加编钟铭文的初步释读》一文,对铭文做了初步介绍。

     

        值得关注的是,铭文出现了“禹”与“夏”。铭文开篇云:惟王正月初吉乙亥,曰:伯括受命,帥禹之绪,有此南洍。

     

        “伯括”即《尚书·君奭》中的“南宫括”、《论语·微子》中的“伯适”,是周初重臣,“文王四友”之一。在神魔小说《封神演义》中,便有他的戏份。2009年发现于随州文峰塔曾侯與之墓的一套编钟,也出现了“伯括”的名号:

     

        惟王正月吉日甲午,曾侯與曰:伯括上帝,左右文武。彻殷之命,抚定天下。王遣命南公,营宅汭土。君庀淮夷,临有江夏。……

     

        这段钟铭正可与芈加编钟铭文相比照。说的是南宫括辅佐周文王、周武王翦灭殷商,后被分封到南土,创立曾国。“南公”一般认为即前文的“伯括”,沈长云先生则认为“南公”指南宫括的下一代南宫毛,与“伯括”不同。不过从芈加编钟看,曾人心目中的曾国始封之君仍应是南宫括。曾(随)国实际上是南宫括的后代,这是前所未知的。

     

        芈加编钟铭文所谓“有此南洍”,相当于曾侯與编钟“营宅汭土”“临有江夏”,指的是曾国肇建于江汉地区,即周之南土。铭文还说伯括建国于此,正是“帅禹之绪”。“绪”字,《嬭加编钟铭文的初步释读》将其释作“堵”,认为“禹之堵”见于叔夷钟,相当于“禹迹”“九州”。但这句话分明相当于《国语·周语下》的“帅象禹之功”和《诗经·鲁颂·閟宫》的“缵禹之绪”。所谓的“堵”字左旁为工,右旁为者,与“堵”实际上并不相同。笔者认为应读为“绪”,“绪”者,业也,“帅禹之绪”的意思是遵循大禹的功业。

     

        《嬭加编钟铭文的初步释读》所提到的叔夷钟,也出现了“禹之绪”:

     

        夷典其先旧及其高袓:虩虩成汤,有嚴在帝所。敷受天命,翦伐夏后。败厥灵師,伊小臣隹辅。咸有九州,处禹之绪。

     

        叔夷钟在北宋宣和五年(1123)出土于齐国临淄故城,因金兵南下而下落不明,今仅存摹本。叔夷是宋穆公的后代,因而也可以说是殷商后裔。他在铭文中叙及先祖商汤在伊尹的辅佐下,受天命而翦灭夏人,因而统治九州。这是以殷商后人的口吻追述商汤伐桀之事,在叔夷的心目中,夏朝的存在自然是没有疑义的,而且,其先人所统治的地域便是“禹之绪”。

     

        叔夷钟所谓“禹之绪”,过去被释作“禹之堵”。实际上所谓的“堵”也是左旁为工,右旁为者,写法与芈加编钟的“绪”相同,亦当读作“绪”。这便涉及到如何理解“禹迹”。人们通常想当然地将“禹迹”理解作大禹的足迹,其实所谓的“禹迹”“禹绩”“禹绪”皆指大禹的功业,“迹”“绩”“绪”都是功业的意思,与足迹无关。而九州正是大禹功业的具体表现,故“禹迹”“禹绩”“禹绪”又被用来指代九州。《诗经·大雅·文王有声》云“丰水东注,维禹之绩”,这里的“禹之绩”指大禹的功业;《诗经·商颂·殷武》所见“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禹之绩”则已经是地域范围了。正如芈加编钟“帅禹之绪”指遵循大禹的功业,叔夷钟的“处禹之绪”便指居住于大禹所奠定的九州。(参见拙文《嬭加编钟铭“帅禹之堵”解》,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网站,2019年8月7日)

     

        1919年出土于甘肃天水的秦公簋有一句著名的铭文:“丕显朕皇祖受天命,鼏宅禹责。”孙庆伟先生最近的一部著作,书名便用了这句铭文。“责”字过去被读为“足迹”之“蹟(迹)”,如果参照《诗经》的文例,“责”实际上对应“绩”。如果将其读作“迹”,指的也是“王迹”之“迹”,是功业的意思,与“足迹”之“蹟(迹)”不同。“鼏宅禹责(绩/迹)”,也相当于“处禹之绪”。

     

        芈加编钟、叔夷钟和秦公簋在强调“禹迹”的同时,也不约而同强调天命。天命是权力合法性的来源,“禹迹”则是疆域合法性的来源。

     

        芈加编钟、叔夷钟、秦公簋三件器物的年代都在春秋中晚期,它们不但均见及“禹绩”或“禹绪”,还都提到了“夏”。

     

        叔夷钟所谓“翦伐夏后”,“夏后”指夏朝之君,这里的“夏”是就夏朝而言的。

     

        秦公簋则说“保业厥秦,虩事蛮夏”,以“蛮”修饰“夏”值得玩味。

     

        芈加编钟铭文云:“以长辝夏。”虽然“长”字的释读还有疑义,但这句话的意思还是基本清楚的,那便是通过统治曾国,光大“夏”之基业。

     

        周人以“夏”自居,如《尚书》记载周人自称“我有夏”“我区夏”。结合秦公簋和芈加编钟,可以看出时人对“夏”的认同。

     

        “夏”是华夏共同体的标签,代表着正统,同时也是历史记忆的反映。它更多是文化意义上的标签,超越了血缘与地缘。两周时期人们对“夏”的强调,成为当时凝聚华夏共同体的重要途径。

     

        叔夷钟是齐灵公时期的器物,秦公簋是秦景公时期的器物,王国维先生在《古史新证》中据此指出:“春秋之世东西二大国无不信禹为古之帝王,且先汤而有天下也。”如果加上芈加编钟,则远至南土,“禹迹”与“夏”的观念也深入人心。需要注意的是,叔夷钟出自齐国,但叔夷是商人后裔,商人是夏人的死对头;秦公簋出自秦国,秦人来自东方,与商人也多有关联,秦人的先祖便曾“助纣为虐”;芈加是楚人,相传是颛顼、祝融后裔;芈加的夫君则是姬姓的曾人,曾侯與编钟称“余稷之玄孙”,曾人是后稷的后裔。西周中期的豳公盨以及可能写作于周代的清华简《厚父》,都提到大禹治水、奠定九州的伟绩,其中《厚父》记载了夏人后代对祖先的追述。可见,无论是夏人后裔,还是商人、周人后裔,无论他们与“夏”是有亲缘关系抑或敌对关系,都表现出对“夏”的认同以及对大禹勋绩的称颂,并非出自某家某族之标榜。

     

        总之,芈加编钟的发现,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禹迹”与“夏”的观念在先秦的内涵及流播,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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