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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9年09月25日 星期三

    四十年前,他从这里走向世界

    ——陪洪汉鼎先生回永寿侧记

    王鹏程 《 中华读书报 》( 2019年09月25日   07 版)
    2018年,洪汉鼎在永寿县机械厂旧址前

        2018年11月10日午后,老天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古都西安笼罩在朦朦胧胧的雨雾之中,使得80高龄的哲学家洪汉鼎先生多少觉得有些遗憾。但一上车,老先生的表情却由凝重变为激动——他很快就要回到55年前他下放的那个小县城了。

     

        1963年9月,本应1961年毕业却因打成“右派”而被推迟毕业的洪先生,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分配到陕西省永寿县县委工作——洪先生说起当时他到西安报到的情景无限感慨,由北京最初是分配到陕西省高教局,他本想会被分到陕西省某个高校,谁知他一到陕西省高教局报到,却被下分到咸阳专区文教局,可是当他拿着省高教局的分配书函去到咸阳专区文教局时,却又被分配至永寿县文教局。第二天他就拿上行李和书籍,从西安玉祥门乘车直奔永寿县——尔后辗转组织部、工会、永寿中学、县机械厂等单位,一直到1978年通过研究生考试回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贺麟先生的助手,从25岁到40岁的人生最宝贵的15年青春,洪先生奉献给了永寿这块贫瘠的土地。无论是做驻村干部、工会干事、中学教师和工厂采购员,洪先生都没有悲观绝望、自暴自弃,没有忘记喜欢的哲学。他利用一切时间读书、思考和写作,不仅翻译了《斯宾诺莎书信集》,而且写下了潜心研究斯宾诺莎的50多万字手稿。他的中文专著《斯宾诺莎哲学研究》和被德国同行誉为难以超越的德文专著《斯宾诺莎与德国哲学》就是在此基础上完成的。可以说,在永寿,洪先生构筑了自己哲学大厦的基座。

     

        2016年底,我在洪先生的回忆录《客居忆往》中得知了洪先生曾在永寿工作过15个春秋,激动和难以置信之余,我通过北大的干春松教授,联系上了洪先生。洪先生很兴奋,也很激动,在给我的邮件中,他回忆起50多年前他如何踏上永寿的土地以及在永寿的生活:

     

        鹏程:

     

        你好!真想不到由于拙书得识你,你是到底的永寿人,立刻带来许多难忘的回想,特别是四十年前那第一天从西安玉祥门乘长途车到永寿,一下车从头到脚全是黄土,只有两只眼在动,至今还历历在目。这些我想你这永寿人也不可能经历到。原想我会再往下分到某个公社,可是革命老区人朴实,县委书记孙玉亭、王杰等领导把我留在县委工会,负责职工业余教育,最初就是负责建永寿县那唯一一条大路上的工人俱乐部,那是工字型。不知现在还在不在?图书、乐器,体育器材都是我负责购买的。……最后我就到了永寿机械厂,最初厂房也是我负责建造的,当时厂长陈国祥(我非常感激),他非常同情我,最后让我当采购员,常住西安,正是这样我有时间从事哲学研究。在永寿我经历“四清”“大批判”“文革”各种政治运动,曾到许多大队下放,从县书记县长到公社社长大队队长一直到农民,我有很多知心朋友。我的青春可以说就在永寿度过的。有些农村我还画了很多壁画(政治宣传画),我也在斋堂煤矿大礼堂留下大型宣传画。永寿我一直想念,但没有找到知音,现在得识你,我头脑就一下充塞着永寿画面。当时县剧团我也熟悉。可是你知道吗,当我第一次陪县委老孙书记下乡,农民的话我一句都听不懂,更不说农活完全不会。我就是这样在那里成长起来,当时我还有不少青年农民朋友……

     

        《客居忆往》是学生的访谈,当然不可多提到永寿,我一直在写自己回忆录,那里可能有更多东西,但我想这必须要有你激励。以后我想争取去西安一次,这样我们可以详谈。我离开陕西你还未出生,我们真可说忘年之交。

     

        有太多的话要说,还是等你来信后再说,再次感谢你。

     

        祝好!

     

        洪汉鼎2016年12月29日

        洪先生的反应,出乎我的意料。巧合的是,我也曾在永寿中学任教一年,尔后从这里考研离开。洪先生在永寿时,我尚未出生。“文革”中我们县的情况,我知之甚少,只能问我的父亲。洪先生还说,他也曾多次去我们镇下乡、驻队,并说到我们镇的大概位置和地貌。不敢想象,一个受过德国总统接见、并被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授予名誉哲学博士的著名哲学家竟同我们这个偏僻的小镇有过那么紧密的联系。从此,洪先生每当忆起在永寿的时光,不时有邮件往来。2018年七八月份,老人本想赴兰州讲学,途中到西安,因为天气太热,加之身体不佳,终未成行。9月份,洪先生即告我,11月份他来西安开会讲学,如空闲,希望11月10日能陪他回永寿看一看。这一次,他终于踏上了阔别40载的故地。

     

        按约定时间,那天我驾车到酒店接洪先生前往永寿。洪先生望着窗外,捕捉四五十年前记忆中的街道、建筑,言谈间不时露出对西安巨大变化的惊诧。他谈他当时在西安的画家朋友,谈他见过的作家,谈曾跟他在永寿工作后来调到西安的朋友,有些他记得名字,有些已经忘记。洪先生谈到当年的西北大学,谈当时在西北大学任教的永寿籍教授,谈当年的西安机场,更谈起40年前,也就是1978年9月某天晚上,他在西北大学校长张岂之先生家中,张先生夫妇可以说是洪先生同门(贺麟)的师兄和师姐,他俩对他说,如果去北京不成功,就回西北大学任教。……车在拥挤的环道和高架上缓慢爬行,老人在脑海中里追寻当年的记忆,追寻自己的青春……

     

        三点半,我们终于到了永寿。沿着西兰路(312国道),车以最慢的速度在行进。四五十年过去了,老人的记忆还是那么清晰——县城只有一条街道,跟西兰路平行;医院和药厂对面;永寿中学的校门朝西兰路开,对面依次是车站、物资局和粮食局。然而,永寿中学已迁往新校址,老校成了县职教中心,临街的门也已封上。当年,洪先生就是坐着敞篷的解放汽车,带着一箱子书和行李,在这个车站下车的。车站多年前已挪到斜对面,连着物资局和粮食局的这一片,现在已经是一大片居民楼。

     

        沿着西兰路到下一个十字路口即县政府,洪先生用手指着说,西边上是人委(县政府),上面是公安局,他1978年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就是在那转的户籍关系;东边是县委,县委对面是监军小学(现在已更名为逸夫小学)。洪先生当年到达永寿的第一天晚上,就住在县委宿舍里,以后一直住到去永寿中学为止。我们先在院子里转了一圈,老人指着现今的办公楼说,这就是过去他住过的小楼,小楼前面两排平房是各部委的办公室,而如今成了篮球场的后院,当年是职工食堂,旁面有几排宿舍。当时开着一个后门,有一条小路,通向银行和街道。老人很激动,院子还是老院子,面积未增加,只不过老房子没了,盖起了新的房子。我问他,是不是去工会老单位看看,他说去去。我笑着说,五十多年前的老职工来了,一定要报个到。

     

        文化馆的东隔壁是一个待建的工地,洪先生指着这片工地很自豪地说:“这里曾是工人俱乐部,工字型的,是我负责的,也是我1963年来永寿的第一个成就。”在我的印象中,本世纪初这里曾是县电影院,当时已经很破烂陈旧了。可见洪先生当年负责的工字型俱乐部,很早就拆除了。洪先生似乎有些遗憾地站在锈迹斑斑的铁门前,留影。

     

        我们沿着县城主街一路向南。“这里原来是供销社,这里是商业局,这里是......这里没变,这里变了......”洪先生指着熙熙攘攘的商铺,向我介绍这个小县城50年前的格局。我们的目的地是县机械厂,1970年到1978年,洪先生一直在机械厂担任采购员。往南走,有一个三角地,这里是县城的鸡蛋市,实际也就是农贸市场。洪先生说,这里还跟原来一样,没有变。我们顺着靠北的岔路走,洪先生说,从这里往前,就是木器厂,他在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名字记不起来,他是七级木工,曾给我用包装木箱做了一个床头柜和一个小折叠凳,此凳太精美,至今还保存着。问了几个人,不知道木器厂,也不知道那位高级木工。在挂着“永寿县建筑公司”牌子的门前,洪先生停了下来——“这里当年是建筑队。他们有几位技术很高的技工,只是不能设计,为了盖机械厂的厂房,我曾多次到这边来找建筑队的人施工。”从大门望进去,院子里破烂不堪,后面有两三孔窑洞分外显眼。见当年的窑洞还是原样,洪先生很兴奋——“当年我们经常在窑洞上面的空地上聊天、发呆。窑洞冬暖夏凉,很舒服。”窑洞现没有住人,门上都挂着锁。

     

        街道正在基建。从西安到永寿,一路上所见,几乎都在修路。刚下过雨,路极难走,鞋子一会就沾满了污泥。洪先生兴致却很高,老远看见机械厂他当年设计的厂房还在,几乎是惊叫了起来——“二层的阁楼,是我特意设计的,竟然还在”。循声望去,看到一座一层半的大房,大概有十余间,半层阁楼几乎有一半塌陷,玻璃也几乎全无,剩下窗户底下的一点。我们找见了大门,洪先生说大门还是当年的,没有变。一进门,是一个摩托车修理铺,沾满油渍的修理工带着异样的目光,看着洪先生指来指去。“说起这房子,还是我当年负责并设计的,当时永寿建筑队只盖房,不能设计,我哪里会设计,为此我专门去西安,在西北建筑设计院里整整待了三天,找了好多图纸,终于选了几张合适的加以修改。我没有盖过房子,这是第一次”。看,厂房上面的毛体字还保存着。”顺着洪先生的指引望去,“工业学大庆”几个毛体字依然很清楚。

     

        洪先生曾在永寿中学短暂教过英语,我也曾在这里教过一年的语文。这里现在已成为永寿职教中心。在门房一问,洪先生当年住过的窑洞还保存着。校园里除了三四栋教学楼还是我15年前任教时的样子,其他都已面目全非。我们直奔校园西北角的窑洞。洪先生一下子就找着了他当年住过的那间靠边的窑洞,现在已经做了小卖铺。

     

        天色渐暮,我建议在永寿吃了饭再走,洪先生建议最好吃永寿特色饭食。我选择了一家熟悉的饭馆,主食汤饸饹,辅食醋粉、面筋、花生米等合成的素拼盘。我问洪先生能吃辣椒吗,洪先生说,当然可以,当年15载的生存已经早把他铸成永寿的胃口。

     

        有人将洪先生归入“悲情哲学家之列”,洪先生自己也承认,但他不悲天悯人,自暴自弃。洪先生在我们学校(西北大学)讲座时,有学生问永寿15年对他人生的影响,洪先生曾这样作答——这也是他在《客居忆往》中所说的:“这个过程特别使我懂得了人生苦难和背负十字架苦行的意义。捷克著名作家卡夫卡曾经说过,受难是这个世界的积极因素,是人同这个世界最真实的联系。静观这些年来自己智性的发展我不能不佩服这一真理。一个人承受的苦难越大,就越能洞识这个世界最深沉的一面,就越能凝聚起与命运搏斗的抗衡力。在这苦涩的15年中,我懂得了哲学与人生的根本联系,哲学思考与德行培养的根本联系。真正的哲学家不是知识的贩卖者,而是知识的履行者。哲学家的知识应与哲学家本人的人生经验相结合,哲学家所追求的道德理想应以指导人生为重点。”《周易》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洪先生是将哲学思考和德行培养融合起来的智者。

     

        仁者寿。哲学家寿。中哲有梁漱溟、冯友兰先生,西哲有康德、伽达默尔。关于永寿县,则有“永寿——长生不老”的释义。洪先生曾在永寿生活工作15年,永寿这片土地,学界以及我侪也祈愿他如这些中西哲学名家一样健康永寿,著述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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