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书写新时代

    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新中国成立70年来，广大文艺工作者响应党的号召，着眼中国的今天与明天，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展现时代精神、育化世道人心，创作了一系列经得起人民检验与历史检验的经典名作。

 

    何为新时代文学？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光炜认为，文学反映时代，有“快”和“慢”的区别。有的作家能够及时反映大历史的变迁，表达很多人的心理感受，激励和感动人心，比如路遥。也有很多作家通过长期的观察、积累，后一步地反映这种历史变迁和心理感受。比如，鲁迅小说的集中涌现，是在辛亥革命十几年之后，雨果表现法国大革命的《九三年》，也是在大革命之后的几十年才创作出来的。所以，不能以快慢衡量作品的艺术性，而是要看作家怎样反映时代。

 

    记录、书写、讴歌新时代，是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新时代文艺工作者该如何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如何创作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民族的优秀作品？本报记者采访了作家、编辑家、出版家，他们对于新时代优秀文艺作品的发现或创作，将对我们推动优秀作品的出版带来有益的启示。

 

    1

 

    写写我们的新时代

 

    赵德发与《经山海》

 

    2018年年初，作家赵德发突然接到《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的电话，约请他写一部反映新时代的长篇小说。

 

    作品要表现的生活，是正在经历的。洪波涌起，四海澎湃，身处其中，往往被泡沫迷眼，难于把握本质。于是，反映现实的写作就有了前车之鉴：有的作品浅表化、套路化、概念化、说教化，让人不堪卒读。所以，避现实、重历史，轻当下、重过去，就成为一些作家的“保险”路数。

 

    但是，赵德发也深知，深刻体会时代，致力于反映现实，是文学的传统。巴尔扎克、狄更斯、曹雪芹等伟大作家，就是光辉典范。他们之所以伟大，就在于既拥有超常的直觉，又拥有深刻的理性，能够准确把握时代，并让笔触抵达人性的幽微之处。

 

    应允下来之后，赵德发全力投入准备。读历史，读时事，读人文著作，让自己对时代有更加全面而深刻的体认；去沂蒙山区，去日照的农村、渔村，了解过去与当下；将历史与现实打通，将社会学、人类学与文学打通，完成作品的立意——像设计一座建筑，从模糊到清晰，他在准备的过程中想好了作品的结构、人物、情节、结局，曾经担任乡村教师、县乡干部、挂职海水养殖场的生活积累，全都激活了。

 

    《经山海》（安徽文艺出版社）是一部书写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的现实主义小说，主人公吴小蒿，工作十年后，通过干部招考，去了山海相间的楷坡镇担任副镇长，七年经山历海，她依靠组织、深入群众，成长为有担当、有情怀、有能力的基层干部。第一章写到天文大潮袭来，养殖场干部职工抢险，就是赵德发的亲身经历。他曾与大家一起背沙袋，一个巨浪扑来，全身透湿。他永远忘不了大坝垮塌，五千亩虾池变成汪洋的场面。

 

    为了避免作品浅表化，赵德发使用的办法是：让作品有充分的历史感。他用“历史上的今天”结构小说，让吴小蒿母女也记自己的“历史上的今天”。吴小蒿毕业于大学历史系，具有一定的历史眼光，思考问题便有不同一般的视角。这样，虽然是写当下，但作品传达出的历史感发人深思。反映现实，却不能写得太实，要有超拔之处，有飘逸之笔。《经山海》中有一个鳃岛，传说岛上有鳃人的后代，贺成收就是其中的一个。第七章第一节，赵德发安排了一次三人长谈，让吴小蒿与她的大学老师以及一位美国考古学家在丹墟遗址，在星空下，谈论历史学与历史观，并联系当今世界的现实。

 

    2019年，《经山海》入选中宣部2019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名单，入选“新中国70年百种译介图书推荐目录”，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

 

    滕贞甫与《战国红》

 

    成功的作品，无一不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早在2002年，滕贞甫到辽西某市做对口帮扶工作。正是那段时间的生活和工作积淀，使他对辽西那片文化底蕴深厚的土地有了真切感悟。2018年，滕贞甫两次深度采访驻村干部所从事的精准扶贫工作，深深感受到他们的不易，在贫困村庄一驻三年，对于习惯了城市生活的机关干部来说，不仅是生活上的考验，更大的考验是脱贫攻坚这根硬骨头能不能啃下来。他们因辛勤工作而流汗，因受到误解而流泪，因急难险重任务而流血，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滕贞甫觉得，这些干部的付出应该在文学上得到体现，当代文学人物长廊里，扶贫干部的形象不该缺位。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2月提出：贫困群众既是脱贫攻坚的对象，更是脱贫致富的主体，要加强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激发贫困群众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和引导他们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由此，滕贞甫找到了创作的切口，在2018年下半年一气呵成，挖掘出宝贵的《战国红》（春风文艺出版社）。

 

    就在《战国红》出版后三个月，滕贞甫从媒体上看到了广西百色驻村第一书记黄文秀牺牲的报道，那是一个年仅三十岁、风华正茂的女博士。他眼含热泪看完黄文秀的事迹报道。由黄文秀的牺牲，滕贞甫想到了《战国红》中的陈放，他对自己说，《战国红》值得写，写得值！习近平总书记为黄文秀的牺牲做出了重要批示，他知道，总书记的批示不仅仅是对黄文秀烈士的肯定，更是对无数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陈放们的称赞。

 

    恩格斯说：“对于艺术品来说，作者的倾向越隐蔽则越好”，《战国红》首先是一部文学作品，然后才是含而不露、润物无声的思想表达。滕贞甫努力处理好具象和抽象的关系，不回避乡村振兴中面临的矛盾，不回避驻村干部的苦恼，也不回避乡村工作中走过的弯路，既写扶贫，又超越扶贫，作品真实、扎实、现实。

 

    2019年，《战国红》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2019年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中国出版传媒商报》“乡村振兴与扶贫扶智”主题出版物、辽宁省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等。

 

    陈毅达与《海边春秋》

 

    《海边春秋》（百花文艺出版社）是陈毅达希望为新时代，对自己所生活的新福建，发自内心地表达一份激情与崇高的致意。

 

    1986年，陈毅达作为第一批农村扶贫工作队员时，他就一直想写一篇反映福建农村变化和发展的作品，内心充满强烈的创作冲动，但一直无从落笔。本世纪初，因工作关系，陈毅达回到福建的南平市，这里是福建尝试破解“三农”问题最早的地方，在那里工作了11年之久。之后，他回到省城工作，仍时刻关注农村的发展变化。2017年，他几次去了平潭岛。平潭岛从海上孤岛成为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区，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习总书记亲自擘划了打造国际旅游岛和国际自由贸易区的宏大蓝图，深深触动了陈毅达。

 

    书写反映新时代的长篇《海边春秋》，陈毅达采用了正面强攻。小说虽然是虚构的，但作家无法回避地要对时代、社会和生活，体现出基本的态度，在创作过程中需要有基本的认识与判断。一部长篇作品所展现的主要人物的情怀，基本上都暗含了作者希望表达的情怀，这些人物如何成功塑造并让读者接受，对于擅长中篇小说创作的陈毅达来说，未免有些难度。如何把握小说所体现的内在矛盾的尺度？如何处理政策层面、政治层面等方面的问题？技术难题太多，陈毅达创作的过程有些挣扎，他像是在一个深长的山洞里寻找出路，在左突右冲里焦虑，在上下徘徊中无奈和纠结，历经了种种折磨，直到终于有一天，像随身携带的百宝箱突然打开，他所积累的一切经验化茧而出，一鼓作气完成了《海边春秋》，对陈毅达来说有如彩蝶翩跹的轻松与幸福。

 

    2019年，《海边春秋》入选全国农家书屋目录、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丝路书香工程项目，并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

 

    宁肯与《中关村笔记》

 

    从小生活在北京胡同里的宁肯，写中关村，或许是偶然中的必然。

 

    中关村在北京是一个神奇的存在。中科院在这里，许多大学在这里，中国的硅谷在这里，中关村集中了高科技产业集群，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北京。宁肯想，如果是在自己未来书写的北京里，没有中关村，将会是很大的损失。中关村本身就是一个地标性的地方，而且是改革开放40年的缩影。

 

    和时代贴得比较近的作品，创作起来并不容易。如何能够出新，找到一种新的理解、新的角度，自己的功力能不能达到对热点话题有更深入的感受，这是宁肯思考最多的问题。2015年开始，宁肯频繁走进中关村，穿行于中关村的高楼大厦，对中关村众多先进人物进行了多次深入采访，记录了时代的真实、改革的真实，为先进人物群体立言，为历史存证。

 

    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并找回了文学之外的感觉。他彻底忘掉了小说，成了一个记录者、沉思者。《中关村笔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在巨大而丰厚的社会容量、生活容量、知识容量、精神容量和审美容量之下，用深度采访带来的活力与温度，使每个故事都洋溢着浓厚的现实主义情怀。

 

    “这部笔记我愿是一次对太史公的致敬，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致敬。”宁肯说。站在历史的角度去看笔下的人物，使他获得了从容大气的采访视角。而对于每天生活在日常之中的科学家、企业家而言，突然切入进历史性的话题，也让他们的历史意识被一点点唤醒。

 

    该书出版后入选2017年度中国影响力图书推展-第贰季（文学类）、2017收获文学排行榜上半年非虚构作品榜第五名，入选“2017中国好书”图书书目。

 

    范小青与《桂香街》

 

    2015年春节后不久，范小青从不同的渠道，陆陆续续地了解到许巧珍的事迹。这位85岁的居委会干部，在居委会这个岗位上一直走到生命的尽头。许巧珍这个名字偶然走进范小青的内心，深深地刻印在那里。巧合的是，常州市委宣传部和市文联约请，希望范小青为“最美小巷总理”许巧珍写一部文学作品，双方一拍即合。

 

    是的，三十多年前她就和居委会打过交道。那时，她已经是一名专业作家。但她知道，要在写作这条道上走得好走得远，只能沉到生活中去。她主动要求到附近的居委会上班，参与日常工作，跟着居委会干部走家串户，汲取来自生活最底层的养料。不久，她正式到苏州市沧浪区挂职，所关注的重点和中心，仍然是普通百姓，她的兴趣始终都在苏州的平民和传统文化上，也许别人看起来无聊的、没有什么大动静的东西，却会成为范小青笔下有血有肉的素材。她太了解居委会了，这里是社会最基层最微小的细胞，又是与广大百姓群众联系最密切的，承担了无数的政府的延伸工作，维系着百姓对政府的信任，牵涉着百姓的信心和民心。居委会就像是一个兜底的筐，有一种兜底的功能，盛满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要协调利益，化解矛盾，排忧解难，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和谐。而居委会干部本身，待遇差，收入低，担子重，责任大，但是他们无怨无悔。

 

    三十多年后，范小青又一次来到了居委会，这次她要塑造的是一个一心扑在居委会的工作上，一个始始终终把人民挂在心上，把群众困难挂在心上的优秀居委会干部。几十年来，挂职和深扎，成为她的文学创作不可或缺的积累和库存。

 

    《桂香街》（江苏文艺出版社）以新形势下的居委会工作为主线，抒写了发生在桂香街居民生活中的一系列鲜活故事，小说表现了基层居委会干部真实朴素的一面。该书出版后获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桂香街》改编的同名电影，成为向新中国70华诞的献礼影片。

    2

 

    如何创作反映新时代的文学作品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文学作品肯定要反映时代生活，这是科学的认识规律。

 

    新时代像一艘巨轮，在很多作家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迎面疾驰而来，对于有的人来说，观望、惶惑、措手不及在所难免。在滕贞甫看来，创作需要感悟、沉淀、消化、甚至反刍，应该给作家发酵的时间，不能急，也不能速成，发挥主观能动性很重要。做冷漠的旁观者，不如做热情的参与者；做悠闲的挑剔者，不如做积极的建设者。应该守正创新，尝试用“小我”去积极地干预“大我”，凸显引领社会风尚的责任。就反映时代来说，文学作品要给读者引发一些思考，比如人性与现实激荡碰撞的思考，比如人类命运与自然生态相互关系的思考，比如普罗大众对信仰、价值及其实现途径的思考等等。“我觉得一个有思想的作家会格外令读者尊重，因为他的创作体现出‘我思故我在’的哲学意义。”

 

    滕贞甫认为，书写新时代文学很重要的一点，是给作家提供更多深入生活、感悟生活的便利，让他们走出书房，像柳青那样，把根系深扎下去，从最底层汲取营养。同时，还要创造宽松和谐的文学环境，营造百花齐放的文学生态，这是繁荣文学创作的必要条件。

 

    什么样的作品才是真正能反映新时代的，需要有哪些因素和条件？赵德发的观点是，要有形象丰满的人物，鲜活生动的细节，真切浓郁的时代气息，鞭辟入里的人性揭示。要深刻反映时代变迁，表现历史态势，给人希望，给人力量。

 

    写好这样的作品不易。这对作家的胸襟、素养、见识、功力都是严峻的考验。尤其是必须保持对时代的高度敏感，从政治到经济，从文化到科技，方方面面都要了解，既要关注表面上的瞬息万变，又要感受深层的大势所向。不然，就难以把握新时代，写好新时代。

 

    每个作家对生活的体检和理解都各自不同，陈毅达感触最深的是，必须要有认识时代的新眼光，要认认真真地重新学习和思考；一是要对生活有新发现，面对巨大的社会变革和生活变化，要认真观察、细致发现，这样才能为作品带来时代气息，作品才有时代价值和意义；二是必须对时代和生活在情感上要有新体验，要把自已的思想情感溶入体验，这样的表现才有力；三是必须要在创作行为上有新自觉，作家必须要对时代对生活充满真心真义和真情，要主动去汲取时代和生活的养分，要带着积极的态度，带着强烈的创作追求，还要有由衷的表现意愿。同时，作品所抒写的要有新时代的气息，要带有鲜明的新时代特征，要能够塑造新时代的人物典型。

 

    “原来我觉得整个世界就是文学，或文学化的世界，《中关村笔记》的写作拓展了我的疆域，我也比以前‘大’了很多。”通过写作《中关村笔记》，宁肯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脱离了“文学”。

 

    文学和时代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特别对批评家而言，特别喜欢研究阐释文学和时代的关系，作家和时代的关系，这也很正常。但对作家而言，文学和时代的关系显然要复杂得多，或者说要潜移默化得多，绝非像批评家所提那么表面。有一句名言：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因为历史都是当代人写的，不可避免带上当代人鲜明的时代烙印。历史都是这样，文学岂非更是如此？因此，对时代而言，宁肯倒觉得，作家只要忠于生活，忠于笔下的人物，或者干脆说忠于自己，就一定能写出很好地反映时代的作品。

 

    习总书记指出，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深入到社区居委会，让范小青再一次感受到生活对于创作的至关重要。“大地和人民，就是我们鲜活真实的社会生活，就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头活水。我从自己创作实践中深切地体会到，作家艺术家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身处沸腾的生活之中，而不是站在一边观看，不是蜻蜓点水似的认识。比如写作《桂香街》我是带着题材去采访，确定主题才构思。然而这一次的写作，我依然感觉风生水起，让我欲罢不能。”

 

    范小青认为，作品要真正反映新时代，作家就必须真正沉下心，沉下身，摒弃浮躁。零距离观察生活、真实体验生活，应该成为作家艺术家的职业习惯和必修课，这是并行处理技术的因素和条件。作家艺术家要接地气，作品才有“生气”、有“灵气”、有“人气”，也才显得“大气”。作家脚踏大地，心系群众，思想境界才能上去，才能从更高的视点去观照，对历史对社会有自己独特的深度的思考和研究。那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历久弥新，具有震撼人心的永恒力量，就因为它们充满着对人民命运的悲悯、对人民悲欢的关切，以精湛的艺术彰显深厚的人民情怀，作品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与时代脉搏共同跃动，展示人类共同的理想情怀。

 

    3

 

    新时代文学的背后推手

 

    中国进入新时代，给中国作家和文学带来了哪些改变？作为代表中国文学期刊水平的标杆杂志《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有着深刻的体会。

 

    新时代的新气象新风貌新人物新故事，丰富斑斓多姿多彩地展现着时代精神和人民新生活、百姓新期待，也呼唤着文学的新书写新发展，这是《人民文学》设置“新时代纪事”重点栏目的初衷。

 

    “新时代记事”以及《人民文学》为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设置的栏目，发表了长篇小说《经山海》《海边春秋》等长篇小说（这两部作品经《人民文学》首发后，出版物获得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包·哈斯三回科右中旗》《高腔》等中篇小说、《那山那水》《人间正是艳阳天》《一条大河波浪宽》《领跑者》《国家行动》《天之眼》《城市》《阻击埃博拉》等报告文学和散文作品。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是与时代同步、与家国共情，这也是现实题材文学的内在要求。

 

    “经典作品从来也不曾脱离时代的土壤和不顾时代的关切，而对身处的时代达到充分知情并怀有探知的热情，也是产生传世之作的充要条件。”施战军表示，在如今的新时代，文学期刊有责任在承续优良传统的同时，将新的中国故事讲好，并在实践中逐渐呈现出这个时代文学的新审美样态，激发创作敏感于鲜活的现实生活中的重大与微妙，以文学承载国运家常世道人心。

 

    如何在“主旋律”和文学性上把握平衡，既考验编辑的能力和水准，也是作家综合修养的体现。一部文学作品的成功背后，凝聚着编辑从约稿、修改到跟踪完成的心血。比如《经山海》，从作家创作之初到初稿再到修改直至完稿，《人民文学》编辑工作都一直同步跟进，还为作品专门召开了改稿会，甚至如何为小说命名，也是在发表之前才和作家确定下来的。

 

    施战军说，新时代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的精品意识，思想与艺术的相融互映方面的高标准要求，来自新时代的精神召唤，也体现于作家的精心准备和高素质写作、创编深度互动的积极效应，还与一直得到中宣部和作协领导的关心指导和鼓励密不可分。抓这样的作品，说明新时代文学既需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也需要一种担当作为、攻坚克难的实干精神。

 

    《经山海》《海边春秋》等作品刊发后引起较大反响，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一是有现场感。感同身受，才可能拉近作品与阅读的距离。二是有穿透力。新时代的文明建构在文本中得到了艺术化的回应；民族的生活史、风俗史的常与变，在时代发展中得到了本质性呈现。第三，有责任自觉。最根本的是有新时代人民生活的源头活水。这些作品体现了作家和人民的声息相通、文学和生活的血肉相连。体现出责任联系、情感联系、艺术联系的递进，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学才能更扎实更富感染力。

 

    “人民的内涵非常丰富，我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也正在发生巨大的变革，与此相对应的是，文学对于现实生活、人民精神面貌的表现和书写现在还不够丰富，存在大量同质化创作，创作和文学载体有责任体现时代性、人民性与文学性的统一；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有情感、有血有肉的一个一个的人，需要时代新人的典型塑造，这就需要作家建立与人民的深刻的心灵关联，写出那些真切的带着感情的个体的命运和时代中群体的美好希求；我们需要多种文体类型来书写人民，书写中国故事，包括活用那些对优秀传统创造性转化的文学样式和来自民间有表现力的艺术形式。”施战军说，与国运同频、与民心共振、与诗情合拍的文学，才更可能具备真切恳切亲切的接受魅力。

 

    主题出版是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出版社如何准确把握新时代主题出版的趋势，营造良好的出版生态，体现中国出版界应有的历史责任和文化担当？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主旨是“少而精”，用优秀的文学作品体现主题出版。2019年，《云中记》《北上》获得“五个一”，《北上》同时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主题出版既是工作方向，同时，还要坚持文学出版的规律，找到符合文学专业的方式。”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一贯主张在专业范围内重点做好精品出版和主题出版，而不是简单的亦步亦趋。

 

    韩敬群始终主张创作和编辑出版同行共进，一起成长。这就需要在图书出版项目的实施过程中，编辑深度介入作家创作，下功夫深入打磨作品，更重要的是以文学的方式呈现主题出版。

 

    2014年，“京杭大运河”的概念还远没有火起来。韩敬群和徐则臣在一家咖啡馆聊天时，碰撞出这个选题的“火花”。要借大运河写出什么，怎么写？在策划之初，韩敬群和徐则臣就明确了一点：希望这部作品跨越历史时空，探究国人与国家的关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书写大运河的精神图谱和民族的旧邦新命，既是京杭大运河的故事，也是民族与文化的故事。写作过程中一些重要的线索和重要人物，是作家和编辑一起琢磨构思出来的。从《北上》的题记，到寻找海外研究运河的权威专家，包括提供《中国的运河》等相关书籍……最后，十月文艺出版社请来相关学者和徐则臣一起到通州实地寻访运河，请不同领域的专家对作品从运河的地理历史角度、近代史角度参与审稿，进行了学术上的严谨把关。他们希望，这一次地理的“北上”，既是主人公谢平遥与小波罗的运河学术考察之旅，也是其对于知识分子身份与命运的反思之旅，更是重新审视中国文脉精神的一次寻根之旅。

 

    在韩敬群看来，《北上》一书阔大开展，气韵沉雄。气象，格局，北上两字适足以当之。

 

    《北上》出版后入选中国好书、中宣部“五个一”，获得茅奖之前已发行7万册，获奖之后加印10万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