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文学中的红色叙事”研讨会在江苏淮安举行

    本报讯中国文学中的红色叙事研究不仅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是在国际上建构中国学术话语的重要组成。“十七年”是红色叙事的高峰，相比于研究者对“十七年”红色叙事的关注，九十年代的红色叙事还存在着较大的拓展空间。9月21日至22日，由浙江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主办、淮阴师范学院承办的“九十年代文学中的红色叙事”学术研讨会在历史文化古城江苏淮安召开，二十余名专家学者出席研讨会。淮阴师范学院副校长施军致辞，文学院党委书记孙辉介绍了淮安与中国革命历史的深厚渊源。会议由浙江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秘书长翟业军主持。

    浙江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浙江大学吴秀明教授指出，九十年代文学需重新审视，红色叙事的研究看似简单实则需要较高的政治与专业修养。当代文学在九十年代，主流文学尤其是红色革命文学处于从建国后前三十年的中心地位某种程度上逐渐被遮蔽，究其原因，可能与红色叙事的审美不力有关，但另一方面，也与有些研究者不无“傲慢”的观念及其精神坚守缠绕交织。基于此，应对当代文学中政治意识形态有更深入的开掘，同时要警惕文坛流行的现代性概念对红色叙事的简单褒贬，需要多维度地剖析其复杂性。由此，吴秀明认为对红色叙事研究应注意三点。首先是要超越文学，从文学与中国现代革命、现代化道路的整体关联角度来研究。文学与革命的关联，意味着红色叙事背后的叙述逻辑与现代革命之间具有内在的结构关系，对其评价，就远远超越了狭隘的文学专业范畴。这也对研究者包括史学在内的综合素养提出了要求。其次是从文学内部来看，九十年代新历史主义小说写作出现新的偏至，而对红色叙事简单地偏于从纯人性尤其是从人性阴面的角度来评价。研究者应将红色叙事纳入多元的“文学共同体”中进行观照把握，不贬低、也不夸大拔高。再次是“在既定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黄子平语）的红色叙述规范与要求，如何给作家的创作个性留下充足的空间，两者之间会产生裂缝，形成富有意味的张力。

    与会人员围绕红色叙事的时空界定展开探讨。浙江工商大学郭剑敏副教授对红色文学的当代叙述进行梳理，认为红色叙事的范畴可扩大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与社会主义实践。而对于西方而言，大部分来自中国的文学，都有独特的红色韵味，包括伤痕文学。红色性，即文学具有中国特色的精神内涵，如何表达、研究，应该引起评论界更多的关注。淮阴师范学院黄杨老师对九十年代红色叙事研究进行了空间性的拓展，他提出，浩然《金光大道》等作品在国外的传播率非常高，这是红色叙事现象中被忽视的一个维度。而消费主义、解构主义的盛行，出现了将红色的、革命的叙事变成偶然的、夸张的、戏谑的叙事的现象，存在着过度消费红色的问题。

    关于九十年代的红色叙事文化环境，杭州师范大学斯炎伟教授认为红色叙事在九十年代的发展，是有隐性的手在扶持，努力推进围绕爱国主义等主旋律的创作。其创作特色与手法，也努力符合大众的审美趣味。浙江财经大学周保欣教授认为应关注红色叙事在九十年代文学呈现的特殊性是世俗化。其历史文化气韵是来自五四关于人生的、生活的一面，强调了真实文学的自如状态，没有停留在架空的观念当中，产生了许多有生命力的文学作品。宁波大学南志刚教授指出某些红色叙事可能受到外来畅销书模式的影响，对市场有更多期许和畏惧。研究者应关注红色叙事作品的生产机制，是如何利用某些元素进行故事编织与市场营销。浙江工业大学张晓玥教授认为当代文学存在色彩叙事学的形态，当下文坛的整体格局与面貌是杂色的时代。红色叙事的呈现，某种程度上正在通过影视化、工程化、景观化的路径，趋向于一个消费生产的方式衍生、转化。浙江师范大学吴述成教授探讨了九十年代红色叙事的范式问题。

    关于红色叙事的海外创作、诗歌创作及评论方式等，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朱文斌教授从海外华文的角度提出不一样的思考，严歌苓的许多创作以红色叙事为背景书写个性化的内涵，几乎小说影视同步，颇受市场追崇，其间充满了复杂性。温州大学郭垚老师认为新世纪之后的红色叙事，有不少是取十七年革命文学的精神，用九十年代的创作手法，而作品的接受，与读者的前理解和受到的教育很有关系。宁波大学胡苏珍副教授从先锋诗歌“四川五君子”之一柏桦的诗歌创作分析谈起，认为成长于“十七年”时期的诗人创作中包含着强烈的集体主义情绪和革命主义力量。淮阴师范学院高山老师提出对某一范式的文学研究，要关注其评价标准，尽量避免用右翼化的标准来研究左翼文学，单一评价会错失文学的丰富性。

    浙江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拟于明年与浙江大学等单位联合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将九十年代文学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提升问题意识，拓展批评视野。  （马小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