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始终是元代最具有影响力的文化偶像

    学界多数认为陶渊明在元代影响较小，受关注不多。权威史料集成《陶渊明资料汇编》由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联合编著，在《历代陶渊明研究情况简介》就说：“陶诗真正受到较为普遍的重视是从唐代开始的……到了宋代，对陶渊明的研究出现了一个高潮。……元代研究陶渊明的很少，到了明代才又逐渐多了起来。……到了清代，对陶渊明的研究又掀起了一个高潮。”（《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丛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这种观点很有代表性，至今依然被很多学者接受。但其观点和结论有失偏颇，与史实不符，值得商榷。

    元代，表面看对陶渊明进行理论性的文字研究的确不多。但是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事实是，陶渊明在元代的影响不是弱化，而是增强了。打开元人作品集，陶渊明气息就会扑面而来：叹世、隐居、及时行乐、否定功名这些打着陶渊明鲜明烙印的思想俨然就是元代文学中最热门话题。散曲中这样的主题占据了半壁江山，诗歌、散文、杂剧中同样的思想也充斥其间。陶渊明在元代有重要的社会影响，首先表现为不再是个别作家创作主题，而成为几乎所有作家创作不可缺少的题材；其次，不再像唐宋那样停留在表象化的议论、唱和、仿作，而是深化成为一种价值判断标准和人生理念；第三，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开始以一种新的形式落实在生活实践中了；而且，陶渊明的影响贯穿整个元代始末，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更加全面、深入而广泛，影响到了文化艺术的各个层面。因而，元代不仅同样是中国历史上陶渊明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是唐宋与明清之间继往开来的联接，更是陶渊明价值别具一格的时代体现。

    一、在整个有元一代，陶渊明始终是最具有影响力的文化偶像

    （一）元代士人消极避世的吟咏特盛，这种灰色基调从元初的耶律楚材和刘秉忠就已经开始，并贯穿整个元朝始末。

    虽说鄙视功名、归隐田园的创作主题自古有之，至东晋陶渊明更成为专门题材。但历史上都不过是文坛创作中的点缀，由少数作家偶尔为之，顶多因为主题相似形成流派而已，如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唐代山水田园诗派。但到了元朝竟然成为整个时代文学创作主色调之一，这是其他朝代所没有出现过的。一般而言，当一个新兴政权处于上升阶段，建功立业会成为整个社会时代主旋律，陶渊明隐逸避世思想往往会有所减弱。即使提到陶渊明，呈现出来的也是热爱自然，追求人际关系和谐，坚持操守等欢悦、健康，积极向上的那一面，唐代和宋代崇尚陶渊明的角度和理由有区别，但情况大抵如此。而元则不然，从元初，许多人的创作中，陶渊明隐逸避世思想就占有非常大的比重。以元朝开国功臣、元代文学开创者耶律楚材为例，他对元朝政治、经济、文化影响至深，可就是这样一位深受成吉思汗等帝王信任重用且大有作为的伟大政治家，却把陶渊明奉为异代知音。《和黄华老人题献陵吴氏成趣园诗》：“丁年彭泽解官去，傲游三径真三友。悠然把菊见南山，畅饮东篱醉重九。……知音谁听断弦琴，临风痛想纱巾酒。嗟乎世路声利人，不知曾忆渊明否。”耶律楚材所作《湛然居士文集》存诗六百余首，其中有相当的部分表达了对陶渊明个人情操、人生选择和生活态度的认可，追慕归隐、恬淡、简约、任真、热爱自然的内容占有相当的分量，厌恶官场丑恶，倍感孤独的悲观避世也随处可见。元初刘秉忠，深受忽必烈倚重，在元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京城大都（今北京）的选址、设计、建设中居功甚伟。就是这样一个位极人臣备受上下尊崇的高官，却说“功名眉上锁，富贵眼前花”（【三奠子】），在【桃花曲】表达的则是远离功名利禄，寻求心灵宁静的强烈愿望。在中国历史上，成吉思汗、忽必烈作为世界上疆域最广、最强大帝国的开国、立朝之君，基本算得上开明、纳言、用贤的圣明之君，在他们麾下曾经大有作为备受宠信的政治家们内心感受尚且如此，到了元朝中后期，随着社会政治黑暗的暴露，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帝权更替的无序，官场生态进一步恶化，陶渊明消极避世、及时行乐的思想大行其道，也就顺理成章不难理解了。

    （二）崇陶、亲陶、学陶作家众多，各个门类文学艺术家积极参与。

    元代作家的身份与唐宋相比，显然更为复杂。唐宋，由于严格遵守科考选拔用人制度，所以作家大多都是已经荣登仕途的官僚或正行进在入仕道路上和刚刚脱离了仕途的文人士大夫。地位有高低，前程各穷达，但是相对来说身份地位、教育背景较为单一，思想基础、价值观念、目标追求基本一致。元代作家则不同，由于科举废弛，官吏晋升渠道和途径很不一样，社会职业的丰富性和文化的多元化，使得人们的职业选择不再单一，更为开放和自由。所以作家的成分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化和多样性，思想也更为开放。既有因祖荫而获高官的贵族，也有凭科举而入仕的官吏；既有王恽这样政府机构任职的翰林清贵，也有关汉卿等那些依靠杂剧市场谋生的自由撰稿人；既有程度不同汉化了的少数民族，也有功底深厚的理学家或者是宗教僧侣。但是几乎所有人的创作中，都能找到推崇陶渊明的内涵和影子，每个人的作品中，都诉说着对现实的不满和避世逃遁的愿望。

    胡祗遹（1227—1295）是元代前期文化修养比较高的官员，为人豁达开明。他作【双调·沉醉东风】二首。第一首把贪官暴吏比作虎狼，他愿逃离官场，与鸥鹭为盟。第二首他赞美山野中的渔夫樵夫是不识字的士大夫，表达了对没有贪欲知足常乐生活态度的赞美。卢挚（1235—1314）是元代前期影响较大的文学家。在【前调】《闲居》三首中照样吟咏出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其境界、语言以及质朴天然的风格简直就是陶渊明《归园田居》诗在元代散曲中的穿越再版。

    （三）全方位传承，话题广泛，特定主题在思想深度和广度上得到充分挖掘开拓。

    著名的陶渊明研究专家袁行霈先生，在其《论和陶诗及其文化意蕴》一文中将陶诗的主题创新归纳总结为四种：第一，表现归隐；第二，表现饮酒；第三，表现固穷安贫；第四，表现生死。元代文学创作几乎继承了陶渊明创新主题的全部内容。这与唐朝、宋朝每个时代各有侧重不同。唐代推崇陶渊明的品德高洁，宋代称誉陶渊明的气节坚贞。而元代对陶渊明文化主题是全面继承，在生死主题方面尤其进行了深入的挖掘与开拓，特别强调避害远祸，及时行乐，感情也更为复杂。很多作品在赞美陶渊明、许由、范蠡等人避害全身人生智慧的同时，往往与屈原这些历史上广受尊崇的圣贤对举，对后者因执着忠君或坚持己见表现出极度不屑，觉得他们这样死于非命不值得，缺少人生智慧。一生为民死而后已的张养浩就曾写道：“楚大夫行吟泽畔，伍将军血污衣冠，乌江岸消磨了好汉，咸阳市干休了丞相。这几个百般，要安，不安，怎如俺五柳庄逍遥散诞？”（【双调·沽美酒兼太平令】）这种观点有时甚至走向极端，发展成为对所有功名的一律否定。先后担任过元朝监察御史和翰林承旨，两次辞官的刘敏中，曾因为弹劾权臣桑哥而差点丧命。他在其作【黑漆弩】《村居遣兴》中就写道“便宜教画却凌烟，甚是功名了处？”对要青史留名这种在历朝历代文人士大夫孜孜以求的理想竟然持否定态度，而这样的观点在元代绝非特例。

    二、陶渊明的在元代的深刻影响，多维而立体。

    陶渊明的影响不仅表现在纵轴——时间与元代相始终；还表现在横轴——所有的艺术形式几乎无人不言陶渊明。除了传统意义的文学形式诗、词、曲之外，在元代新兴的文学艺术表现形式杂剧、散曲和话本小说中，陶渊明也始终如影随形。以元杂剧为例，现存的就有尚仲贤的《陶渊明归去来兮》，王子一的《刘晨阮肇误入桃花源》。而其他杂剧中通过各个人物口吻提到陶渊明和表现其思想内涵的唱词更是随处可见，枚不胜举。杂剧，这种以市民为观赏主体的俗文学，观众的价值观和审美倾向决定着创作题材的选取和主题的确立，陶渊明题材有市场，陶渊明精神被接受，说明陶渊明在元代社会最广泛的社会阶层已经被充分接纳的事实。

    绘画方面，带有特殊文化标识意味的物象如“松”“菊”“柳”“鸟”“鱼”“把酒”“操琴”“孤云”“幽径”“樵夫”“渔夫”等这些陶渊明主题特有的标签，更是全面地进入到元代山水文人绘画的创作之中。就此而言，没有陶渊明，就没有文人画的神髓和文化依托。而元代绘画最突出的创新与贡献，就是将宋代开启的文人画推向成熟完备。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号称“元四家”，代表了文人画的最高成就。他们孤高超脱，淡泊功利，精神上追求洒脱无羁绊，技法上讲究得意而忘形，其根源在于陶渊明。从这个角度而言，没有陶渊明，世界上就没有审美独特具有鲜明中国文化意蕴的文人画。

    即使是元代的日用器皿如青花瓷将军罐、磁州窑方瓷枕，也有不少以陶渊明归隐田园为主题的画作，与鬼谷子下山等传统的有吉祥寓意的题材一样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这说明陶渊明精神不再只是官场中文人士大夫的专利，而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走入寻常百姓心中，已经成为社会普遍认同的情感寄托和生活信仰。

    三、元代陶渊明文化现象大爆发的社会根基

    任何文学史都是当代史。远在东晋的陶渊明之所以在元代重新被发现被挖掘，拥有如此众多的拥趸，一方面固然是陶渊明诗文本身的丰富、多面、具有恒久审美所决定的；同时，也是历史文化长久积淀的结果。正如中国文化研究者林语堂先生在其著名的《中国人》一书所言：“因为田园生活的模式总被认为是最理想的生活方式。在艺术、哲学与生活中的这种田园理想，深深地扎根在中国普通人的意识中，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今天的种族繁荣与健康的原因。……他们在诗歌、绘画、文学中一代又一代地宣传。”当然，另一个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是，元代是一个社会矛盾、民族矛盾较为尖锐的王朝，科举制度的废弛，截断了文人“学而优则仕”的进身之阶，文人不再将“学得文武艺，或与帝王家”当做唯一出路。政治秩序混乱，社会黑暗，一个人的晋身处世成为大问题。如何坚守做人的信念而又不至于招致杀身之祸，如何保全生命延续而又不至于堕落于流俗，如何在寻常的生活中找寻到生活的诗意和乐趣，这些在其他朝代可能比较清晰的人生准则，在元代都受到了极大挑战。陶渊明的进退与持守成为给元代同样身处黑暗和痛苦中人们指引航程的灯塔就显得格外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