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研红：红楼拔地起，已跃数重天

    在北京的西三环北路，有几座绵延的赭红色建筑。这种红色被称作“外研红”，建筑中最醒目的一座便是九十年代十大建筑之一的外研社大厦。“外研红”是一种颜色，也是一种精神。以李朋义为代表的外研人一心一意搞建设，殚精竭虑谋发展，才让这座“一百年也不落后”的建筑拔地而起。

    筹建“现代化、二十一世纪”的大楼

    1992年，外研社共有120多人，发行码洋达到2600多万元，但只有30余间筒子楼办公室和简易书库棚房，共300多平方米，分散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东西两院的五六个地方。因此，建造一座现代化的出版大楼以改善办公环境，成为北京外国语学院和外研社领导的共识。

    当年10月28日，外研社向学院领导呈报了第一个建楼请示报告。报告指出目前的办公条件，与党的十四大提出的“加快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步伐”的新形势和外研社新近通过的《外研社改革与发展综合方案》中“五化”的标准之一“设备现代化”有一定的差距。报告还详细写明了关于新大楼的规划和设想，并表示，在资金来源方面，建造大楼总投资约1500万元，外研社将全部自筹。

    学院主要领导对该项报告基本

    表示认可。但是，学校最初拟定的选址是在北外西院校内，建筑面积不足10000平方米，实际使用面积7000平方米。出于对出版社发展远景的考虑，社长李朋义向北外领导提出，希望能在更醒目的位置建造大楼，建筑面积也相应扩大。但学校领导表示，这需要更多资金，外研社账户上的钱远远不够，且临近西三环的位置，学校另有安排。在李朋义的极力争取之下，校领导让他列席学校党委常委会。他在常委会上表态会着力解决资金的问题，绝不给学校增加任何经济负担，并反复陈述外研社发展壮大之后的愿景。最终，他以立军令状的形式说服了学校领导，把外研社大厦的地址选在了现在的位置。

    1993年10月20日，在外研社呈报建楼请示报告一年后，学校首次以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名义向国家教委呈递出版社建楼报告。同年12月29日，学校又一次向国家教委呈递补充报告，提出原建楼规划有两处改动：第一，原计划在学校里面修建的办公楼移到北外西院面临三环路的位置，以使出版社醒目于世，提高知名度；第二，为了更有效合理地利用建楼所占的土地，拟将该楼的建筑面积扩大。同时，将原有投资金额1500万元增至2500万元，资金全部由出版社自筹。

    补充报告的两大改动，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为日后外研社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1994年4月11日，国家教委给更名后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发文《关于同意北京外国语大学新建出版大楼的批复》。大楼的筹建终于进入下一阶段。

    “给出版社建楼要比给自家建房还精心”

    外研社希望新建的办公楼既要现代化，又要美观大方，兼容东西方文化和建筑艺术的特点。为此，社长李朋义、副社长任满申等人多次去建设部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与不同的设计师沟通。1993年5月，他们见到了高级建筑师、主任设计师崔恺。李朋义等人详细恳切地介绍了出版社的文化背景、新大楼的设计要求，崔恺很受感动，接下了这一设计工作。

    外研社大厦的实际建造工作提上日程后，李朋义全方位关注工程的质量、进度和资金问题。他有句话常常挂在嘴边：“给出版社建楼要比给自家盖房还精心，要对子孙后代负责。”

    有一天，李朋义夜里12点从深圳出差回京，还没来得及回家，就先到工地上查看。当时正在浇筑第三层楼的混凝土。他惊讶地发现一个地方钢筋的“上筋”和“下筋”的弯钩没有勾连在一起，这会导致建筑的安全系数大大降低。李朋义怒不可遏，站在料斗下面“威胁”继续施工的工人：“如果你们还不停工，就把我浇筑在水泥里吧！”说着给项目经理打电话。由于气愤，他爆了粗口。对方不明所以：“李社长，有什么事情不能好好说话？”李朋义大喊：“工地上死人了！”对方吓得急忙坐车赶来。接着，李朋义又打给学校基建处副处长周易中：“工地出大事了，赶紧过来！”他们到场后知道并没有人员伤亡，松了一口气。然后，项目经理对李朋义说：“确实是我们不对。但这块地方也就几平方米，之后我们施工中一定注意。”但李朋义坚决要求把混凝土凿开重铺。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在外研人中口口相传。

    建筑的设计图、施工图、装修图和效果图，无论是黑白的还是彩色的，少说也有上百本、几千张。李朋义每一张都认真翻看，红笔、蓝笔划出一道又一道，问号打了一个又一个，无数次地与设计师、建筑师们磋商。这点连设计师、建筑师以至工地的项目经理们都十分感动，而他自己也逐渐由外行变成了内行。

    1997年年底，总建筑面积17000多平方米的外研社大厦胜利完工。1998年1月，外研社整体搬入办公大楼。1999年3月至8月，为了扩充大楼的功能，又将西侧的北外印刷厂搬迁到校外，将原来的印厂改造为一座高科技办公楼，也即外研社大厦的配楼。就这样，外研社整体建筑面积达到21000多平方米。空中架一人行天桥将两座建筑相连，一大一小，一高一矮，珠联璧合，浑然一体。

    外研社大厦院内的东南角，有一座威严的旗台。旗台上端放着一本打开的铜书，李朋义社长为铜书拟定了一段文字，并请北外著名教授熊德倪译成英文：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和北京外语音像出版社分别创立于公元一九七九年和一九八三年，于一九九五年合并。本社以“记载人类文明，沟通世界文化”为宗旨，以振兴民族外语教育、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为己任，代代相传，奋斗不息。

    本社立志在二十一世纪建成大型出版集团，以跻身于世界先进出版之林。愿出版大厦的落成是建设出版集团的发轫。本大厦于一九九五年十月动工，一九九七年十二月竣工。

    文后还附有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和设计人、施工单位及监理单位的名称。22年间，铜书一如既往的厚重，上面的文字铭记了历史，展望着未来。

    “一百年也不落后”的一流建筑

    外研社大厦挺拔雄健的南楼如同一柄直刺青天的利剑，叠落式的北楼如同一本本自然立起的书和书架，南北两座楼以叠落的平台和方格桥廊相连，并且形成一个面对高架桥的三层楼高的主入口。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外研社大厦与城市空间也达到了和谐一致的兼容。

    大厦外墙所用的赭红色墙砖，是李朋义和崔恺带领基建部门负责人和施工部门负责人亲自去江苏宜兴敲定下来的。选用这样“重笔”的颜色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设想，也引发了一些质疑。然而，大厦建成后，和颜色灰白、线条单调的立交桥以及其他建筑相比，赭红色外墙让大厦别具一格的框架结构更显美观、醒目。这种颜色后来被建材业命名为“外研红”，深受市场欢迎，宜兴生产这种紫砂墙砖的厂家也因此生意兴隆。

    外研社大厦出彩的不只是结构和颜色，室内设计也匠心独运。单就南楼大厅而言，就处处是亮点。大厅沿用了外墙的钻拱，将大厦东南和西北入口的对位关系加以强调；大厦外墙的红砖、石材也沿用于室内，继承了自然、深沉的文化气质；穿插勾勒于其中的旧米黄大理石梁柱和大理石、花岗石的铺地，烘托了典雅庄重而又坚实的文化背景。大厅西侧墙壁上端的砖墙上，镌刻着由30多个国家的文字写成的外研社的出版使命——记载人类文明，沟通世界文化。内庭院和大厅的中心竖立着一根直径约一米的白色石柱，石柱底部有一块用十几吨青石铺成的巨大石砚，两条石雕巨龙盘踞其间，龙砚池横跨内庭院与大厅，灵动的流水将室内外有机、自然地联系了起来。

    外研社大厦院内，还有几座寓意深远的雕像，与大厦相映成趣。南门左手边，是造纸鼻祖蔡伦的雕像，他头戴冠帽，神情严肃。进门直行数步，右手边即是马可·波罗的全身塑像，他手持书卷靠墙而立，俯视着来往行人。左边草坪上是李白弈棋的雕像，他一手持卷，一手执子，正在全神贯注地思考。而与李白塑像相对的主楼西墙上，铭刻着那句传诵千年的著名诗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大厦建成后，时任教育部部长陈至立前来参观，对大厦给予了这样的评价：“外研社大厦的现代化程度代表着中国出版业的明天，它在建筑上体现的魅力能够保持50年甚至100年不落后。”

    对大厦建造居功至伟的李朋义并没有躺在功劳簿上沾沾自喜，他想的是有了更好的办公场所，可以做出更大的事业。他在接受采访时颇为感慨地说：“今天盖的这幢大楼不是追求表面的气派与豪华，而是为了跟上日趋激烈的国内外出版业竞争的需要，外研社急需更完善的软、硬件设施建设，外研社需要更高目标、更高效率、更高素质的整体要求来推动。另外，出版社品牌形象的树立也是很重要的，形象也是生产力。”

    外研社后来设计的社标，即是将大厦的整体结构直接抽象化、线条化，非常简洁、凝练，又意蕴深厚。外研社大厦的形象就这样承载着“记载人类文明，沟通世界文化”的使命，印在一本本书籍上，走进每一个读者心中，成为外研社的显著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