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的多元与多元的伦敦

    东伦敦大学位于东伦敦。泰晤士河在这里转了个大弯，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湾口，后来被开发成了一个码头。东伦敦大学码头校区就在河的一边，沿着河边散布着一些学生住宅楼，靠近最里边的学生楼呈长筒形状，远远看去像是西欧农村的一些谷仓。华东师大英语系美国研究中心的学生近年来多次在暑假期间来这里做学术交流活动，对双方而言，这已经形成了一种传统。在活动期间与我们交流的一些学生中，有一个的父母来自孟加拉国，自己出生在伦敦；另一个来自非洲加纳；还有一个原是法国人，后到英国；另外一位是意大利留学生。给我们做讲座的教师中，有一位来自印度；一位来自加勒比海的一个岛国，后在加拿大生活，最后又到了英国，身上有英国人和黑人血统，还有八分之一中国人血统；还有一位的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英国人与印度人的后裔——这最后一位是个老先生，70多岁，已从学校退休。

    老先生名叫菲尔，看上去其实与所谓的“老”不搭边，穿着T恤与牛仔裤给我们做讲座，题目为“伦敦——全球化的城市”。说到英国乃至世界大都市的人口多样化——这个全球化的标志，他给了一串数字：在20世纪初，从人口的种族比例而言，20个伦敦人中，有一个是来自非洲或者亚洲；到20世纪90年代是五个伦敦人中有一个来自非洲或亚洲；到2011年情况发生了更大的变化——55%的伦敦人是非白人英国人，37%出生在英国以外的地方，大于15%的人是非正常移民；伦敦人说的语言有300种之多，在这个城市里有50个按照族裔和语言聚集的“社区”。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那些英国人哪去了？不过，此话刚一出口，立马就感到犯了政治不正确的错误，难道那些非白人英国人不是英国人？

    政治问题可以暂且不提，这位教授说的关于伦敦人口来源多元化的情况，在伦敦街头漫步时也确实可以有所感知。在伦敦地铁和轻轨里听到有人用非英语打电话是常有的事。所以，菲尔谈起英国的民族身份时，不禁摇起了脑袋：“嗯，还有这个事儿吗？”他似乎是一边问我们，一边问自己。显然，他也陷入了自己的问题里去了，但是实际上他对多元化持非常积极、开放的态度，因为正如上面提到的，他自己的人生经历也与这个国家曾经的多元化过程有关。他说，他出生在印度，印度独立前全家来到了英国。母亲刚到英国时遭遇各种歧视的眼光，感觉很不好。而在印度时，她应算是一个上等人，尽管身体里有印度人的血统。

    老先生继而话题一转，说起了18世纪中叶伦敦的风采，他引用了当时大文豪约翰逊的一句话：“一个人要是厌倦了伦敦，那他就也会厌倦生活，要知道伦敦可是无所不有。”（No, Sir,whenamanistired ofLondon,heistiredoflife,forthereisinLondonallthatlifecanafford.）约翰逊以编撰字典闻名，牛津大学肄业，但后来被授予牛津荣誉博士，这位人称Dr.Johnson的仁兄显然对伦敦有一股强烈的自豪感，在其眼里这就是世界的中心了。此话是约翰逊对他的传记作者博斯韦尔说的，后者是《约翰逊大传》（JamesBowell:TheLifeofJohn⁃son,1791）的作者，这本书是英国文学史上的名传。18世纪正是英帝国走向顶峰的一个重要时段，也有人将18世纪称为英国的第二帝国形成时期（第一帝国形成时期是伊丽莎白统治的16世纪）。但是，正如菲尔教授所言，从全球化的角度而言，英国的鼎盛与殖民的过程是同步的，而其中一个重要篇章则是黑奴贸易在英国的兴起。伦敦作为最重要的港口之一，在黑奴贸易中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从他的讲座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明显的批判姿态。正如他所说，英国历史上的黑奴贸易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但更给黑人带来了无尽的灾难。而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菲尔教授所说的“民族身份问题”也应和历史上的殖民包括黑奴贸易有关，因为这些活动导致了人口的变化。菲尔自己的家庭历史以及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可以作为例证。

    伦敦是古城。漫步伦敦街头，穿行于曲里拐弯的街道，不由得会被几百年间留存下来的各色建筑所震撼：巴洛克式的秀美，哥特式的细密，罗马式的壮阔，文艺复兴式的古朴，雕饰与建筑的完美融合，无不显示出伦敦的历史痕迹——一部活生生的建筑史也是人文生活史，就在你漫游伦敦时，在你的面前穿风而过。但是，有那么一些时候，你也会被另外一些颇具特色，或者古怪的建筑所吸引。这些都是一些现代或者后现代，抑或是后后现代的作品。从伦敦塔桥这边看过去，可以看到对岸古老金融区内有两个特别的建筑：一个如子弹头，倒扣在地上；另一个如手机刚出现时的那种“大哥大”，或者是步话机。总之，模样真是奇特，与其说是建筑，不如说是一种出现在双年展里的考验脑筋急转弯的艺术品摆设。但它们确确实实是建筑，是写字楼，是伦敦的摩天大楼。当然，比起上海浦东陆家嘴的那些个高耸入天的摩天大楼，这两位自然就是矮矬子了，但是就形状而言，它们绝不逊色，且略高一筹。

    只是，不见得人人会这么认为，因为处在那些古色古香的楼群之间，它们是那么不合拍、扎眼。前者伦敦人叫作Gherkin（小黄瓜），2004年建成，原址上的老建筑在20世纪90年代被爱尔兰共和军的炸弹破坏。后者被称为WalkieTalkie（步话机），2014年建成。如今，这两位都是伦敦的新地标了，如同此前在千禧年间建成的伦敦眼。这些怪物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伦敦的天际线，仿佛调皮捣蛋的精灵出现在雍容华贵的王室晚会上，让一些人不知所措，而另一些人却高声叫好。

    不管怎样，这或许也可以看作是伦敦散发出的一种魅力，一种我行我素的品格——在我们这里叫作创新，只是多了一份无所畏惧的德性。

    伦敦不只是建筑上的争奇斗艳，这是可以很直观的。一般旅行者看不见的，或者是不易观察到的，是伦敦各个街区背后的贫富之差，有意思的是，这与城市的布局形成有关。东伦敦大学的苏珊娜老师给我们做了一个引人入胜的讲座，题目为“伦敦贫富地图”。她先讲了一个故事，说是在19世纪30年代，一个叫做罗伯特·罗素的人及其弟兄从乡间来到伦敦，先是做木匠，再做搬运工，后开杂货店，逐渐在伦敦站住了脚，最后进入了小中产行列。讲完这个故事后，苏老师说那个人是她的曾曾祖父。有意思吧，似乎美国人所谓的美国梦在伦敦也同样的惊艳。她是怎么能查出上上上上辈的祖父的行踪的？她回答说可以从罗伯特的户口登记表中查到，并由此可以考察他的生活踪迹，而这些资料在政府网站上都是公开的。厉害！如此来说，中国人所谓的家谱不就可以修缮得更有内容了？问题是，在中国也有这样的公开资料可以查询吗？也许有吧。

    苏老师很快进入正题，给我们看了两幅地图，上面标有一些颜色，各种颜色相应地指向贫富程度。看了这些地图，对伦敦的贫富状况会有个大致的了解。是谁做的这个地图？什么目的呢？查尔斯·布斯（CharlesBooth）是这些地图调查的组织者，他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个商人、企业家、慈善家、社会活动者。出于对穷人的同情和道德上的向善，他出资组织了对伦敦人生活和劳动情况的调查，从1889年到1903年共出版了十七卷。其中最著名的是“布斯的伦敦地图”，地图上不同的颜色表明不同的生活状况，比如黑色指最底层，深蓝表示非常穷，浅蓝表示穷，而粉色表示尚可，红色表示中产，而黄色则表示中上和上层。布斯试图通过调查了解穷人状况来实施慈善救助，真可谓一个好人。不过，苏珊娜老师更感兴趣的则是布斯对所谓穷人的描述，比如最底层者在他眼里往往是一些易堕落和有犯罪倾向的人，穷人与长期物质匮乏相关，而中产则是生活优渥者（well-to-do），中上和上层则是富裕者了。这种归类有经济的原因，也有社会偏见的作用，后者是苏珊娜提醒大家注意的地方，这其实正是当下的伦敦面临的问题：多元化社会的进展带来的不仅是人口种族的多元化，更是贫富程度的多元化，而社会对那些所谓的“穷人”的种种偏见会不会让他们陷入更糟糕的地步？

    事实上，表面上光鲜的伦敦，贫穷问题实则很是严重：30%的年轻人生活在贫穷中（自然要看贫穷线如何确定，比如，类似上海这种地方，高房价是让很多年轻人不得不成为贫穷者的一个因素），报酬最好的工作往往归于精英分子，输在教育起跑线上的差距要用40年才能弥补（这会让上海的年轻妈妈们更逼着孩子上各种补习班了）。换言之，穷人的日子越过越穷，富人的日子越过越富。而扩大了说，这也是西欧社会普遍面临的问题。

    走在东区的一些街区，发现街两边的房屋多数低矮、老旧，红色的砖墙房与摄政街的大理石大厦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这里自有一种安逸、静谧的感觉，人居的氛围更加浓厚。自伦敦奥运会后，东区也变得越来越时尚，政府似乎有意将东区改造成创意文化之都。问题是，当今世界很多城市都在搞所谓的创意建设，结果是千篇一律、千人一面。对单个地方来说有创意的东西，与其他地方一比，大都会有雷同之感。从这个角度而言，我倒是希望能多看到几个“小黄瓜”“步话机”这样的创意出现。

    无论怎样，多元给予伦敦活力，多元而平等是这个城市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