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章士钊校勘《柳文指要》

    周恩来曾说过：章士钊先生一生三《指要》。第一个就是《逻辑指要》，是找他最喜欢的儿子章用校勘的；第二个就是《柳文指要》，是找我替他校勘的；第三个是《论衡指要》，没有成功，本来也要找我帮他做的，但先生93岁时去世了。

    章士钊从13岁就喜欢柳文，不断写笔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住在北京，生活比较安定，开始进行整理。此书分为两部分，一是“体要之部”，二是“通要之部”。“体要之部”先写，对柳宗元每篇文章解释字义、发挥大义等等，“体要”之事，就是本体所有之事。写好之后，毛泽东要了去看，看得很仔细，秘书写的两个错字都看出来了。章士钊有两个秘书，一位名叫王益知，是所谓“外秘书”，负责对外事务；另一个是章太炎的侄女儿，是“内秘书”，实际上事情也不多。“体要之部”写好后，又写“通要之部”，“通要”的意思就是“观其会通”。中国古代做学问，不光是讲“专”，还一定要讲“通”。下部“通要之部”写好后，毛泽东又要看，同时还要再看上部，并说还有“友人”要看，这个“友人”就是康生。毛泽东看过以后，对此书有评价，前面是些套话，大意是说：这本书不是马列主义辩证唯物的，但是我们理解，章士钊是老一辈人，世界观已经形成，不要求他再去改变了。重要的是这么几句话：“此书翻永贞政变之案，申二王八司马之冤，扬柳子厚以民为主的思想，斥韩退之以民为仇的谬论。确有新意，引人入胜。”毛主席这段话，我是在康生回复毛主席的信中看到的。后来中华书局写述评的时候，大概也吸收了这个意思。凡是《柳文指要》中提到的“友人”，就是毛泽东。毛泽东赞成的，他写上去，毛泽东不同意的，他也记上去，他们都是很直率的。

    中华书局原来排过《柳文指要》，是小字排的，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方才出版，当时印了一万部。毛泽东把出版《柳文指要》的事交给周恩来，周恩来指示用大字印出，周恩来的意思是：看这个书的人，都是年纪大的人，小字看不清。出版之前，章士钊写了一封信给周恩来，说此书能出版非常高兴，但需要从干校调一个人回来，帮助他校订。他要调的人就是我。那时我们都在各地干校，包括俞平伯、钱锺书、余冠英、吕叔湘等等，留在北京的是极少数。承办此事的秘书叫吴庆彤，就打了一个电话到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当时还没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说要把卞孝萱从河南干校调回，去章士钊先生家里报到。解放军、工宣队不知道我，就问人，巧了，一问就正好问到我妻子，她是机要打字员，她说“卞孝萱就是我爱人”。于是打电话到干校，叫我赶快回来，帮助搞《柳文指要》。

    头天晚上接到电话，第二天行李一捆，独自一个人回到北京，立即赶到章士钊家。章士钊又写第二封信给周恩来，说卞孝萱已经从干校调回，《柳文指要》出版“指日可待”。送一件校样来，我就马上看，看好之后，发现什么地方有错字或其它问题，就提出来。要改动的话，必须有章士钊在旁边盖的一个图章，不能随便改。他交待得很清楚：观点方面你不要动，由我负责；你就负责校勘。

    书搞好快要出版了，章士钊给周恩来写了第三封信，报告书已成功，稿子已交；并说我在他身边工作，表现很好。主要是这样一句话：在青年学者中，卞是独一无二的人才，再回干校太可惜。由此，我就没回干校，留在了北京。当然在家里也没有事，但是可以做学问了。他比我大43岁，我和他也是非亲非故，他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呢？这是因为过去的前辈老人很重视人才，好提携后进，这是非常可贵的传统。范文澜对我这样，章士钊对我这样，匡亚明对我也是这样。

    我结识章士钊的原因很简单。章士钊因为年纪大了，不能出去，他要查什么资料，就叫他的秘书王益知到北京图书馆或者科学院图书馆去查。科学院图书馆就在历史所办公室旁边，我经常在图书馆看到王益知，很多朋友都是在图书馆认识的。王益知是报馆出身，不是搞学问的，查一般性的资料没有问题，但深入的工作就不太胜任，我们经常在图书馆见面，因此他有时候就问我，我也就告诉他如何如何。王益知这个人品德很好，回去以后就如实地告诉章士钊，章士钊就把我找到他家里去，由此和他认识，这个时候他的《柳文指要》已经写很多了。

    章士钊让我专门为他找诗方面的材料，因为尽管过去的人古典文学都是很好的，但章士钊的特色是逻辑，他是从逻辑的角度来研究柳文，所以并不熟悉柳宗元的诗。这种“熟悉”不是指表面的东西，而是指深入的方面，因此他就委托我来搞。好的发现，他就引用到书中去。

    章士钊第三个《指要》，是《论衡指要》。《论衡指要》的写作差不多是和《柳文指要》同时进行的，后来没有做下去。原本是打算《柳文指要》做好后，就继续做《论衡指要》，他也和我说好了，让我继续帮助他，可是不久他就在香港去世了。外间不知道，以为章士钊有成稿，其实并没有。不过，章士钊的《论衡指要》虽然没有成功，但以前一些阶段性成果，比如发表在《甲寅》杂志上的一些，都已经为人所引用，如刘盼遂的《论衡集解》，当然还有其他人。

   （本文摘自《冬青老人口述》，标题为编者所拟。该书由卞孝萱口述，赵益整理，凤凰出版社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