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生命的无言诉说

    无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个体生命”的生存形态、存在形态，都进入了中国社会各阶层各个群体的日常生活之中。但由于有关“个体生命”的思想资源价值资源一向缺失，所以，如何使“个体生命”立足于大地之上，就成为了迫切需要得到回答却又暂时没有回答的时代性焦虑。无论是无法、无处安置的“沉重的肉身”，还是物质文明之后精神文明的失重，都是因此而发生。

    明乎此，我们也就大致能明白，为什么对个体生命所“在”的不知所以的惶惑及对此的无言诉说会成为今日中国思想、精神、情感的时代性“症候”，表现在中国当今的叙事文学中，就是对历史与现实中的各种真相及价值权衡上的不定把握，这种不定把握在中国当前大大小小的叙事文学作品中，时时可见，让你不由得感叹当今族群精神的撕裂态与离散态的普遍。譬如1970年代生的山西作家张暄近期小说《独自看守》《不了了之》《构陷》等等，借一个心神健康的警官对作为社会病态的刑事犯罪领域的感受，写这种种作为社会病态载体的刑事案件其发生、存在形态真相的不可把握，写在面对矫治这种种社会病态所采取的各种手段、方法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并存时的价值权衡上的不定把握，从而构成了在今天如何把握历史与现实及存在于其中的个体生命的一种隐喻。

    当今中国的叙事文学是如此，那直指“个体生命”的精神、思想层面的内蕴着饱满的思想性的抒情文字，在这方面体现得就更为突出更为鲜明，虽然中华民族是个一向注重在现实世界之中现实生存的民族，其对精神世界的追问，一向是建立在对现实世界现实生存追问的基础之上，即如五四时代那轰动一时的恋爱至上的主题，也不脱此限，所以，这种直指“个体生命”的精神、思想、灵魂的文字一直以来相对稀少，但在今天，伴随着从未有过的“个体生命”浮出历史地表的广度与深度，这类文字却开始大面积地涌现。如同样是生于1970年代的山西作家闫文盛历时六年之久陆陆续续地创作出的数百万字的《主观书》即是一例。《主观书》由数百篇长千余字短几百字的零散篇章组成，读这些篇目，给人以读鲁迅先生散文诗集《野草》之感，充斥全书各个篇章的，是对生命之根、精神皈依、灵魂所在、人事真义等等的追问、反诘、质询、疑虑；让你感受强烈的是那种漂泊之感、惶惑之情、相互的消解、不定的把握；是繁复、多义、艰深、晦涩、迷思……即如书名之副题“我一无所是”吧，诚如西川所说，一无所是非同一无所有。在我看来，一无所有之有，是社会的既定，一无所有，是想求得社会之认可而不可得，是想在社会既定中实现自己的存在而不可得，或者又可以说，是想在社会既定之外确立自身而不可得，其价值选项是明确的，苦恼来自于其所选价值的不能实现。但一无所是则不同，一无所是对所有价值选项的全面拒绝，这些价值选项包括社会既定的，也包括自己对自己所曾选过的价值选项的否定，在一无所是中，有的是对现有价值选项全面拒绝的批判性、革命性，也有着找不到价值所在的惶惑与焦灼。

    上述的时代精神表征，或许在1970年代生作家中体现得更为集中与鲜明。他们对自身所处的新的时代，有直接的生命感受，但又不能够完全认同，对之又找不到他们所认可的话语资源对之给以相应的言说。明乎此，你或许会明白，为什么闫文盛的《主观书》可以写几百万字，但却是由那长短不一的零碎篇章所组成，他们实在还没有完整的思想可供他们作系统的表述。明乎此，你也或许还会明白，为什么他们无论是客观叙述还是主观表白，总是有着无法说清楚的多义与不定，那实在是因为他们急于诉说，但却找不到用以诉说的语言，从而只能使这种诉说成为一种无言的诉说。在这样的一种生命情境中，他们很自然地把目光投向作为自身之外的异域的西方，譬如闫文盛就对佩索阿、尼采、卡夫卡特别的痴迷特别的情有独钟，但我想补充的却是，除此之外，他们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间价值谱系中汲取营养，可能会更接地气。

    在民族传统之庙堂文化、原有社会的权力结构、商业经济形成的金钱力量、西方强势话语等等多重力量的夹击下，中国式的个体生命虽然在前行中仍然举步维艰，但有着经济变革这一最根本最强大力量的推动，中国式的个体生命的“在场”与“言说”也许举目可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