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柔能带来这世上最美好的东西

    曾为“北漂”一族的独立电影制作人陆庆屹，在他的电影和同名图书《四个春天》里，记录下家乡年迈父母寻常生活中的诗意，无论影像还是文字，他观察日常，却能剥离日常中的庸碌琐碎，为平凡的人与事赋予温度与质感。

 

    父母爱情

 

    拍完《四个春天》后，很多次映后交流里，都有观众问到同一个问题：影片的拍摄过程中，有哪些记忆深刻的细节？每听到这个问题，我都会停顿片刻，因为这样的记忆太多了，需要选择，我每次的回答也不尽然相同。有些片段最终并未放入成片，但在生活里它们仍然影响着我。

 

    我的房间斜对着厨房，起身便能看到天井。我习惯晚睡晚起，将近中午，爸妈会来叫我起床吃饭。一天起得早，我看见爸在天井里给妈熬中药。这个过程很漫长，要把煨出来的药汤熬成膏，所以火要小，还得不停搅动，防止粘锅糊掉。我问爸这么冷的天为什么不在厨房里熬，爸说味道太大，水汽太重。他说话的语气总是平平静静的。我几次去换他，他也不肯，说依我的性格做不好这种事。我隔着窗，看他挨着厨房坐在天井一角。厨房里妈在准备饭菜或做针线活。腊月间天气寒冷，爸一只手揣在手套里，脚焐在装有热水袋的脚套里，木铲子在锅里一圈一圈地划，手冷了就换另一只，满头白发在阴冷的空气里微微颤动。电磁炉的刺刺声从门窗缝里钻进来，细细的，安宁得让人心里微颤。我呆呆地看着被框在一扇窗里的他，像端详着一幅画，一幅在时间里流动的画。中药的味道渐渐传来，仿佛很多暗色记忆的索引，我心下一动，又架起了相机。虽然同样的景象拍了很多次，但我觉得每一次都有特别的意义，我愿意记录下哪怕千篇一律的动作。

 

    刚拍了一会儿，妈从厨房里出来了，手里拿着做了一半的小鞋子，老花镜垂到鼻翼。她在爸侧后方站了好久，低头看着锅里搅动的木铲。爸没有回头，依然注视着手中的活计。我们三人的目光就这样以不同方式和心情，聚焦在那把木铲上。这感觉很奇异，仿佛那稳固的律动里，有一个情感的结把我们绑在了一起。过了一会儿，妈眼神恍惚起来，似乎神思已经飘远了。我猜想她一定回忆起了很多岁月中的风风雨雨。她眼神越来越温柔，抬起手抚摸爸的白发，柔声说，你的头发应该理啦。爸说，嗯。这一声回应让她回神过来，脸红扑扑地笑了起来，用普通话说，谢谢啦。妈在说一些难以启齿的话时，会换成普通话，似乎隔着一层习惯，就易于开口了。爸说，谢什么鬼啊。她好笑说，谢谢你的情啊，谢谢你的爱呀。爸也笑了，然后叹息一声，没再说话。

 

    我从来没听过哪个老人这样直接地表达爱意。愣了一下，像偷窥了什么秘密而怕被发现一样脸红起来。我轻轻关掉相机，蹑手蹑脚摸回床上躺下。过了不久，妈来敲我的门，懒鬼，起来吃饭啦。我应了一声。那一整天，我都陷在一种化不开的温柔里。

 

    一年除夕，年夜饭后我正在洗碗，爸妈打开了电视等《春晚》，房间突然黑下来，停电了。愣了一下后，黑暗里响起爸的笑声：哈哈哈，好玩。他突如其来的快乐点燃了我们的情绪，都跟着笑了起来。我掏出火机打亮去找蜡烛，隐约看到妈坐在路灯透窗而来的微光里左右顾盼。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也没有供电局的电话。互相讨论了一会儿，妈拍桌说，这电爱来不来，干脆去山里走走。于是一家人穿衣换鞋，说说笑笑往城外走去。那真是个特别的除夕之夜，父母面对突发情况的淡定让人钦佩，我这一生从未听过他们说一句抱怨的话，遭遇任何状况都坦然面对。

 

    2013年的春天，乍暖还寒。我一向作息不规律，爸妈早已习惯，从不打扰我。一天黄昏过后，我睡醒来打开房门，豁然看见天井对面，爸妈各处一室，妈在缝纫，爸在唱歌，兴起处挥手打着拍子。在黑暗里，他们像两个闪亮的画框中的人物，并列在一起，如此地和谐。两人手势起落的节奏韵律，奇妙地应和着。我连忙架起相机，镜头都来不及换，按下按钮，站在他们对面的夜黑里，静静地看着，心中排山倒海。那是我第一次在一定距离外，长久地凝视我的父母，我仿佛看到了“地老天荒”这个词确切的含义。

 

    也是那年，暮春的一日，下午我和爸在客厅聊起他的童年，不知怎么睡着了，傍晚醒来天已黑透。迷迷糊糊中，隐约听到小提琴声——爸又在练琴了。我心念一动，抓起相机，找遍楼上楼下也不见他踪影，我才恍然大悟跑去楼顶。琴音渐渐清晰，爸背对我站在天台一侧，不远处的橘色路灯把他映成了剪影。逆光下，他的几缕银发闪着光，在微风里飘动。暖调的夜色，把纷扰嘈杂的世界抹成一幅洁净的画面，我站在他身后静静地看着。在某一刻，我希望这画面永远静止，我们父子就这样相对而立。等他暂停下来，我问怎么到楼顶拉琴。他说，我看你睡着，怕吵醒你，跑上来练。说着微笑起来，那笑容里，每个细胞都焕发出无尽的柔情。

 

    曾有人问我，你父母身上那么多让人感动的特质，对你影响最大的是什么？我想了想，回答说，是温柔。温柔能带来这世上最美好的东西。

 

    那时温柔

 

    小学二年级时，一个同学的父母离婚了。大概是出于愧疚，父母给他的零花钱格外多，祖父母也时常到校门口送钱送零食。他好像钱总是花不完，兜里永远揣着五香瓜子，一下课就去买冰棍。那时的我一星期也吃不上一根冰棍，很羡慕他，总盼着爸妈早日离婚。

 

    那时，放学后除了完成作业，爸妈还安排了高出两个年级的课程给我学，余下的时间则要帮家里干活。考不了第一还得挨揍。院里同龄的孩子忙着拉帮结派，我透过窗口看他们嬉闹，却少有相处的机会；偶尔加入游戏时，能感受到一种隐约的孤立气氛。幸好我对此比较麻木，天性里对独处也并不反感，在任何状况下都能自娱自乐。

 

    父母对我管束极严，除了望子成龙，还因为哥哥姐姐都在北方求学，家里经济压力巨大，日常的活计多，需要我参与。重活干不了，有些事情还是能帮上忙的，比如养兔。

 

    养兔

 

    三年级那年，县广场上来了几个萧山商人，摆了很大的排场，说是要收兔毛，报出的价格相较工资高得离谱，全县人民都沸腾了。可当地人大多只在挂历上见过长毛兔，即便动心也只能扼腕叹息。我妈听说了这个消息连忙跑去打听，原来这些人是卖种兔的，也承诺回收兔毛，有多少要多少，价格从优；不过一问种兔价格，她的心又凉了半截。一对种兔五百元，当时爸妈的工资加起来不到一百，这怎么买得起？妈做事一向雷厉风行，问清对方停留时间后，就火急火燎回家筹款。亲朋多是穷人，生活得紧紧巴巴，糊口都很勉强，没有钱借给我们。到最后，我妈只好去贷款，几番折腾，终于搞起了家庭养殖业。

 

    爸花了几个星期打兔笼，木头做架、竹条做框。一排笼子分上中下三层，每层笼底腾出约十五厘米的隔段。隔段里，前高后低地斜拉起一层油毡，用来接粪便。油毡下沿接一根对剖去节、凹槽向上的毛竹，每根都有坡度，一组一组指向更低的几根毛竹，最后汇到连接粪池的那根毛竹。这个排粪系统和瑶寨的引水系统异曲同工。椭圆的兔子粪从笼底竹片的缝隙间滴溜溜漏下来，落到油毡上，滚到毛竹槽里，马不停蹄地滚啊滚，经过曲折跌宕的旅程，一直跌入粪池子里，省了很多清洁的工作。

 

    因饲养用心得当，几对种兔很快生了不少兔崽，但因为没经验，头几胎不少兔崽被产后情绪失控的母兔咬死了。爸妈心疼不已，此后每逢母兔临产，他们就坐立不安，夜不能寐，打着手电筒时时察看。

 

    养过兔子的人都明白，啮齿类动物的牙一直在长，每天都需要磨，否则就会变成獠牙。而作为养兔菜鸟，那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习性，很多兔笼没几天就被啃得千疮百孔，兔房里大小白兔四处乱窜，身上沾满灰，成了黑兔，连门和墙砖都嚓嚓地啃。不得已，爸妈只好再借钱买铁丝网补漏。钱不多，材料有限，不够全换，爸只好每个笼子里绑一块木头供兔子磨牙，每天巡查有没有快咬断的地方，一旦发现便赶紧补上。

 

    鼎盛时期，家里养了整整一百只长毛兔，兔笼统占大半个家。我的小房间也被征用后，我就只好搬到客厅沙发上睡，爸怕我滚下来，摆了几张椅子挡住沙发。院子里也有两排兔笼，上面钉一层油毡防雨，下面挂一个二十五瓦灯泡照明，昏黄的光线总在微微颤动，照得兔子眼睛越发红幽幽。等着兔子吃完食，再关灯。

 

    春季，每天中午放学，我都要跟妈去田坝打兔草。一人拎一个竹篮子，她的大，我的小。一前一后沿着田埂走，看哪里野豌豆茂盛就停下来，埋身田垄薅草。有时脚蹲麻了，站起来望望，只见无尽的油菜花铺满茫茫田野，我看不到我妈就跳起来尖声喊：“妈，我在这儿，你在哪儿呀！”她会从哪个方位冒出来，冲我招手：“快来，这边多得很。”我们一把把拼命往篮子里塞兔草，压得实实的。回家路上，手勒疼了拎不动，要用肘窝勾住篮把，用腰顶住篮子借一借劲儿，这样两人都偏着身子走路，衣裤沾满了嫩黄色的油菜花粉。

 

    初夏，农民开始引水种稻，田坝里成片的野草被铲掉了，我们只能顺着高高低低的田埂，挖些残留的蛤蟆草、奶浆菜和蒲公英，溪流的水凼里也有一蓬蓬的西洋菜，但稀疏不成规模，比春天少了许多。为了装满竹篮，我们不得不一天比一天走得远，有时候要走好几里，甚至会翻过铁路，直到犀牛望月。我们也去过五里桥的珍珠井，还有毛竹掩映的抹赖村。因为打兔草，我对近郊的地形非常熟悉，为日后逃课找逍遥去处做了充足的储备。

 

    秋冬季节草木枯败，也不能让兔子饿着，只得买回一麻袋一麻袋的胡萝卜，切成丁，拌一点猪饲料喂兔子。

 

    就这样，兔子的身体一天天鼓了起来，毛越来越长，收获的时节就要到了。剪兔毛也非易事，一不小心就会剪到兔皮。兔子很温驯，疼了，颤抖一下，眼神还是一贯地清澈。也有发火的时候，我们都被咬过多次。一开始，一家人一下午也剪不完两只，到后来一个小时便能搞定一只。我们把兔毛一层层摊平放进纸箱，还放了樟脑丸以防生虫。

 

    兔毛积攒到一定数量时，妈给萧山写信，希望他们能尽快过来收兔毛。对方回信说，你们先攒着，明年一定过去收，还说培育出了新品种，兔毛质量更好，产毛率更高，问要不要买。小地方的人就是好骗，爸妈轻易就相信了，又贷款买了几次。

 

    兔子的繁殖能力如同爆炸一般，成长速度也非常惊人。小兔两三个月就开始产毛，兔毛很快就堆积如山。一到雨季，怕生霉，还要生炭火驱赶潮气。爸妈一天天机械地重复着喂养兔子的流程，心里很焦虑，却又无可奈何。萧山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脱，最后彻底失去了音讯。

 

    绝望中，妈不得不狠心做了决定，把一些兔子送给愿意养的人，剩下的吃掉，否则人都要饿死了。杀兔子的时候，真是心如刀割。妈让爸动手，自己躲到房间里哭。我抱着待宰的兔子也哭得说不出话来。炖熟的兔肉端上桌时，我们三人相顾无语。养兔几年，家里一贫如洗，很少吃肉。这盆香喷喷的兔肉居然引不起我的食欲，甚至心里暗下决心，绝不吃。可到后来也麻木了，吃得不亦乐乎，只是杀兔子时仍不敢看。

 

    做背带

 

    我妈手巧，会刺绣会缝纫，养兔之前，她曾做背带找人代售。养兔后，资金压力巨大，爸妈更是拼了命地做背带，那时他们俩已经熬得瘦骨嶙峋，精神状态却依旧强劲。背带是背孩子用的，造型有点像沙燕风筝，有臂展和尾帘，四角缝上粗棉绳，把小孩裹在后背，棉绳绕到身前斜打十字绑，孩子背得很贴身，不影响行动，最适合劳动人民带婴幼儿。背带表层是绣片，绣片和里衬中间垫有硬布壳，制作工序繁杂琐碎，很耗时。我妈好强，每周赶场前都要完成好几床背带，这是很艰巨的任务，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就喊我爸和我帮忙。

 

    白天，爸妈要教课，我要上学，做背带的活儿只能安排到夜里。为了省电，家里只亮一盏七瓦的灯管，三人挤在暗淡的灯光下各自忙碌。我做作业，爸备课，妈一直埋头刺绣，绣针穿过绷圈上的布料，持续发出单调的软软的闷响。爸备课完毕，紧忙帮妈用糯米做的糨糊把绣片贴到布壳上压紧。妈马不停蹄地踩缝纫机，沿着绣片布壳边缘，用细针绲边，为了省料，布条裁得尽量窄，绲边的难度便更大了。最后把一块一块贴好绣片的布壳缝制成形，背面缝上藏青色的棉布里衬，就完工了。专职做背带的一次赶场出两床。同样的时间，爸妈能在工作之余做出三床甚至四床，不得不说太了不起了。

 

    那时的每一个夜晚，我都觉得很漫长，爸妈却觉得太短暂。他们会时不时瞟一眼闹钟，嫌它走得太快。很多次，我在赶场那日的凌晨醒来，仍然看到爸妈在埋头苦干。他们要趁同事们还没起床，把做好的背带送到纪念塔市场的徐姨家，由她代售。那个年代，教职人员搞副业会遭人非议，所以只能偷偷摸摸的。有时眼看要到送货时间了，还差些没有完工，妈就会很怅惘地眉头紧锁，爸也显得忧心忡忡。等终于做好，爸把背带叠在一起，用床单包住，斜挎在肩上，妈目送他在夜色中远去，然后开始准备下一批背带的用料。每次天快亮了，爸送货回来倒头就睡。

 

    遇到爸第一节有课的日子，妈就不准他去送，而是让我陪她去。爸送我们出门，先是叮嘱几句，再拧开暗锁的栓，提起门轻轻关上，又无声无息地放回锁栓，担心关门声音大了，吵醒邻居。我还没醒透，迷迷瞪瞪地套上衣服，妈已经挎好了背带，牵住我的手，一前一后踩进黑暗中。一路要经过我的小学、大塘边、黎家巷、自来水厂、小东门、菜行，大多路段没有路灯，只能凭经验下脚。我脚滑时，妈会压低嗓门责怪我粗心，到她脚滑了就暗自嘟囔：“什么狗屁路！”她才不会责怪自己呢。我们一路低声说笑，妈跟我讲《封神榜》《水浒》《杨家将》，讲到杨宗保比我大一点就带兵打仗，听得人热血沸腾。

 

    那时候沥青路很少，几乎都是煤渣路，我穿着妈做的塑料硬底布鞋，脚底沙沙作响。天那么早，清洁工还没上班，我们几乎从未在路上遇到人，经过的一条条小巷都显得异常空旷。整个路程仿佛在穿越秘境，模模糊糊的寂静世界，有种似是而非的熟悉。

 

    来到纪念塔，轻轻叩徐姨家的门，朝门缝里低喊两声。有时候徐姨还没起，我俩就抱着背带，在门口站一会儿，看着黑洞洞的天，等徐姨一手系着衣裙开门，笑迎我们进去。简单交代几句，我们就离开了。回到家时天麻麻亮，妈伸手抚抚我的小平头，让我自己煮面吃，就打着长长的哈欠去睡了。

 

    妈对自己手艺要求很高，稍有空闲就收集漂亮图案，琢磨如何加工出绣，所以我家的背带很受欢迎。徐姨说，经常有人一早来等她开门买背带。妈听了很高兴很得意，只恨自己不能多生几只手，多做几床。

 

    有天妈要给缝纫机穿线，半天穿不进去，她的暴脾气又上来了，动作越来越激烈。爸招手让我去试试，三下五除二就穿好了。我得意扬扬，妈回报我几个白眼，还是舒心地笑了。打那以后，凡是给缝纫机穿线都由我来，再后来连穿绣针的活儿也归我了。我经常趴在一边看妈做针线，耳濡目染也学会了绣背带，尤其是戳绒，又快又匀，成了一个颇受倚重的帮手。

 

    生财之道

 

    养兔失败后，饲养的重心转移到了猪。每天，我拎只空桶去上学，放在食堂门口接学生们倒掉的剩饭菜，放学后顺道拎回家喂猪。刚开始天天满桶，后来别人家也开始养猪，接剩饭的桶就日渐增多，最后，学校周边的居民也来了。十几只木桶铁皮桶参差雁行，资源格外紧张，只能斗智斗勇——放在女生宿舍还是男生宿舍？放食堂门口还是路上？每天午餐晚餐时间，我都在思索如何让我家的饭桶脱颖而出，然而效果都不理想。甚至有人趁我不在，把我家桶里的料倒进自己的桶。一而再再而三，我终于怒气冲冲，把那家伙抓了个现行，当着他的面砸了他的桶，因此不得不打一架。这种架本无胜负可言，只引来无数嘻哈加油的围观者，像押了注一样，欢腾一片。我从地上爬起来，裹了一身泥，沮丧地拎着半桶潲水往家走，心想要挨揍了，没想到父母却意外地平静，只让我赶紧去换干净衣裤好吃饭。喂猪光靠剩菜剩饭是不够的，还是要以饲料为主，为了筹饲料钱，有的猪还没有养大就不得不卖给猪肉贩子。我陪爸去买过两次饲料，一起推着借来的板车走了很久。饲料厂在郊区，出入其中的看上去都是粗人，农户居多，也有蹲在一边抽烟、嬉笑，打趣着等活儿的零工。爸看上去文文弱弱，穿着白衬衫，在人群里很显眼。但他干活不落人后，麻利地爬到麻袋堆成的小山上，一铲一铲把以糠为主的饲料往麻袋里装，扎好口，再一袋袋扛下来，码在板车上，垒得很高，最后用粗麻绳前后捆两道。自己动手能省出一两块钱。旁边零工喷着烟笑道：“唉，累死累活省这点钱，不值得嘛。”爸也不说话，打出绳套挂在肩膀上，脚一蹬就上路了。爸在前面拉，我在后面推，两人蓬头垢面、说说笑笑地回了家。

 

    夏天，榕江西瓜上市了，看到满街的西瓜皮，妈灵机一动，瓜皮切碎熬烂应该也能当猪食吧。当天晚上，她就带着我出门了，依然一人一个竹篮子，没多久就捡回两篮。果不其然，猪一点不挑食，吃得很高兴。于是，我每天晚上做完作业，就和妈上街去捡瓜皮。后来爸总结出经验，把通火钎子弯成钳子状，往瓜皮上一挖，就叼了上来，省了不少弯腰的力气，也不脏手。

 

    印象里，那些捡瓜皮的夜晚是恍惚的，街上人头济济，昏黄的灯光投射出凌乱的光线，一个个人都成了剪影。我在重重叠叠的黑影里面穿梭，像钻迷宫一样。捡回来的西瓜皮有些很脏，沾满泥浆，我们倒在大舅打的大木盆里，先用水冲两道，再用猪鬃刷子刷干净。

 

    这样的生活到小学六年级才告一段落。一来，父母担心我成绩不好考上离家远的初中，于是不再让我参与家务；二来，他们的工资也涨了两回，虽然只多出几块十几块，但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压力。爸妈除了养猪种菜，偶尔才做一做背带，妈对花草的酷爱又开始复苏了，家里一点点种了上百盆花草。父母随时需要搬动花盆，帮它们躲雨或者晒太阳，还要天天给浇水，仍旧忙个不停，却已完全是放松的状态了。

 

    疑问

 

    多年来，我们姐弟仨一直有个疑问，为何爸妈长年累月地辛劳，想方设法赚钱，生活却一成不变地窘迫？我们甚至怀疑这些辛劳根本没有带来收益，是赔了力气白费劲。只是担心说出来会让父母伤心，才一直把疑问憋在心里。

 

    偶尔提及那些熬人的岁月，爸妈只会微笑着说：总比去打麻将赌博健康啊，就当锻炼身体了嘛，你们看这么多年，我们几乎没去过医院，要总是坐着不动，恐怕会坐出病来的。可我们几个离家的人知道，这样的轻描淡写并不能抹去他们的皱纹，只是给那些艰难的日子涂上了一层可以回望的色彩。

 

    直到二○一四年的春节，那时候哥哥姐姐已经离家，我和妈聊天时说到家中的房子可能要拆迁，妈的眼睛就湿了，说道，去年才把盖房的债还完，想清清闲闲度过余生，谁知道又摊上这样的事。我吃了一惊：“什么？我们家一直欠债吗？”

 

    “是啊，总算还完了，一身轻松。”“怎么会欠那么多，欠那么久？”“我给你算笔账。那时候你哥你姐在读书，哥一个月要三十，姐四十，我和你爸工资加起来不到一百，这就去了一大半。

 

    “外公死的时候，是我和三舅借钱来办的酒。

 

    “大舅原来在大修队，天天扛铁镐修铁路，苦得很啊。我得帮他调到麻尾机务段，对不对？大舅妈在黄后小学，一天来回走四个小时啊，天天脚都是肿的。不帮她调到麻尾，他们怎么生活？没有我和你爸天天托人情，能调回来吗？这钱花的可不是小数目啊。

 

    “桂恩嬢民办老师当不下去了，一点收入都没有，小孩瘦成猴子了，天天饭都吃不饱，她租房开小卖铺，还不是我帮她借的钱。后来桂恩嬢拿房子抵押去做大米生意，被骗得一分钱捞不回来，也不能眼睁睁看她一家四口流落街头啊，只好又贷款六千，帮她把房子赎回来。现在她人没了，这个账还不是要我们来还。

 

    “小舅呢，从上隆农场回来也找不到工作，除了种树什么也不会，去木匠行学木工，拇指还给锯了，医药费是你爸送去医院的。木工干不了，只好先帮他开个米糕店，他谈恋爱、结婚的钱也都是我们凑的……

 

    “还有我们自己盖房子呢，十几万，焦头烂额地到处借。这些七七八八的加起来，还有各种红白喜事，每家二三十的，靠我们那点工资哪里会够啊。

 

    “你以为我想赚大钱啊，还不是被逼的，谁能管你，只能自己想办法。我才不想养猪养兔种菜嘞，我和你爸都是喜欢玩的人，但要玩就得饿死。现在好了，谁也不欠，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可惜也玩不动了。”

 

    我问为什么从来不跟我们说。妈白我一眼说：“那时你哥你姐都在读书，我们才不想让他们分心呢，要是影响学业怎么办？”

 

    “那毕业工作了呢，怎么还不说？”

 

    “哎呀，没必要嘛。你们都有好工作，我们就高兴咯，总算把你们养大了，各有各的事业，又怎么能再给你们添麻烦。我和你爸这么多年，什么苦没吃过？都过来了，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账呢，慢慢还，又不是没能力。现在也不用像以前那么拼命，但每天不干点活啊，浑身不舒服，不是说生命在于运动嘛，我们就当玩了，边玩边锻炼身体，好得很嘛。有时候你爸懒了，我还逼他起来跑步嘞。哈哈。”

 

    妈看我面色凝重，笑话道：“咦！看你个鬼样子，难道我们身体不好？再说了，虽然不晓得你们赚多少，但我晓得我们家都不是赚钱的料儿，跟你们讲也没用，你们自己过得好好的，我和你爸就心满意足喽。”

 

    我们姐弟三人作为孩子，从未因生活的艰辛而感到委屈，只是心疼父母的付出。我们的生活里从没出现过沮丧和抱怨。父母不需要考虑得失，也不需要别人同情，甚至不需要别人的理解，本着“人”的身份行事，反倒轻松自在。

 

    有的人精于计算，有的人勤于劳作，怎么选择都不错。判断得与失的时限大概要拉长一些，或许是一辈子。

 

    （本文摘自《四个春天》，陆庆屹著，南海出版公司2019年1月第一版，定价：49.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