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先生与《古文字诂林》

    2018年5月的一天，上海教育出版社缪宏才社长找到我，说出版社想重印《古文字诂林》（以下简称《诂林》）一书，以前同编委会签订的合同已期满，故希望能与编委会续签。《诂林》主编李圃（李玲璞，笔名李圃）教授不幸已于2012年11月谢世，而我忝列副主编，所以缪社长找了我。考虑良久，我勉为其难地应允了。6月初，我召开编委会讨论此事，与会编委都同意出版社重印。但由于各种原因，有些编委未能出席这次会议，于是我向华东师大中文系领导汇报了这一情况，并请协助征求未参加会议编委的意见。不久，各位编委的意见通过中文系汇总了起来：一致同意重印《诂林》。7月3日我代表《诂林》编委会同上海教育出版社续签了《诂林》出版合同。经过出版社及印刷厂有关同志一年的艰苦努力工作，《诂林》重印终告完成。望着这皇皇十二册猩红色封皮的《诂林》，不禁想起了那难忘的时光，特别令我们想起了为《诂林》呕心沥血的王元化先生！

    元化先生是《诂林》的倡议者。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元化先生担任上海市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他想用古籍小组有限的经费集中做几个古籍整理出版的大项目。原先计划增补和续编《说文解字诂林》《经籍籑诂》，这个意见原则上得到了规划小组的同意，也得到了一些专家学者的肯定和支持。大家认为，这工作极有意义。但后来经过进一步研究认为，还是集中精力搞一部《说文解字诂林新编》。

    1991年7月市古籍小组在锦江饭店举行会议，讨论《说文解字诂林新编》的编纂规划与设想，市委宣传部、市出版局部分领导，市古籍小组一些成员，华东师大中文系负责人和几位教授出席了会议。会议由元化先生主持，华东师大中文系李圃教授说了他对编纂工作的初步设想。与会者对书的名称、内容、体例、规模及编书的经费等问题展开了充分的讨论。8月22日、9月9日又两次在先生家召开小型座谈，深入讨论编纂规划，内容体例，经费使用。并商定，由市古籍小组与华东师大一起筹备，于10月下旬召开一次论证会。10月26—28日，在华东师大中山北路校区文科大楼举行了第一次专家论证会，中国社科院的胡厚宣、张政烺，北大的裘锡圭、上海图书馆的顾廷龙、上海博物馆的马承源、华东师大的戴家祥等几位学术顾问都出席了会议，会议仍由元化先生主持。在会上大家对编纂工作的方方面面都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这次会后又增聘了北大的朱德熙和中国社科院的李学勤为学术顾问。也就是在这次会后，确定了书名正式定为《古文字诂林》。

    上世纪20年代丁福保所编的《说文解字诂林》一书，荟萃了说文学各家著述近200种，囊括了自汉唐至民国初年关于传世文字训诂之精华。但是，之后的新成果，尤其是近百年来大量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及其研究成果却未有专书。现在，经过反复论证确定编纂体例的《诂林》，已不是《说文解字诂林》的新编或续编了，虽然它仍按《说文解字》的部首顺序来排列字头，但是它将甲骨文、金文、古陶文、货币文、简牍文、帛书、玺印文、石刻文等8种古文字有关的形音义的考释成果汇集在一起，“集万卷于一册，汇众说于一编”，完全是一部全新的、大型的古文字汇释类工具书。

    正是由于元化先生的积极奔走、大力呼吁，取得各级领导的关怀和支持，正是由于元化先生以其非凡的胆略将古籍小组一年有限的20万元经费集中投入到《诂林》的编纂工作中，才使《诂林》得以作为上海市古籍出版规划重点项目立项，成了当时上海市文化建设的标志性工程。

    元化先生是《诂林》的组织者。要编纂这样一部千余万字的大型的古文字汇释类工具书，必须要有一支队伍，而这支队伍又必须要有一位领军人。元化先生在倡议编纂《诂林》时，业已开始考虑队伍建设问题了。为落实编纂工作，先生曾与有关方面商谈，并向一些专家请教；根据顾廷龙先生的举荐，并同古籍小组一些同志商量，拟请华东师大中文系李圃教授担任《诂林》主编。经与李圃联系，李教授表示愿意承担此项工作，但建议要与学校取得联系。于是元化先生亲自到华东师大，拜会了袁运开校长和郭豫适副校长，一起研究决定，由李圃教授任主编，汪寿明教授任副主编，并在中文系专门设立《诂林》编纂室。编纂室成员除华东师大中文系古代汉语教研室的中青年教师外，还吸收了校内古籍研究所、史学研究所、情报学系、图书馆古籍部等几个系、所、部的一些教师；同时又延请外单位，如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吉林大学里的一些中青年学者。当时上海市领导提出，“《古文字诂林》工程不仅要出成果，而且要出人才”，元化先生就是本着这样的精神，不懈努力，组建起了这样一支年富力强、精通业务的队伍。这支队伍的同志们也确实没有辜负市领导和元化先生的期望，他们在主编李圃教授的率领下，不辞辛劳，勤奋耕耘，终于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要出版这样一部大型工具书，还必须要有高超的技术、雄厚的资金，在这些方面，元化先生也是一位组织者。

    以前出版有关古文字方面的书，因古文字形体点划不容有半点差池，而且还有不少异体字、生僻字，所以不是手抄影印，就是“剪刀+浆糊”剪贴影印。但元化先生和当时出版局的负责人都认为，已经到了20世纪90年代，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怎么还能允许仍采用陈旧的办法而不是利用电脑排版制作来印刷？元化先生就带领一些同志作调研，到印刷研究所、工厂实地去了解情况。经反复论证，1995年，由元化先生牵线，《诂林》编纂室与上海杰申电脑排版有限公司结成了合作伙伴，共同开展“古文字字形库”“古文字排版系统”研究。这些成果将现代信息技术与古老的传统文化完美地作了结合，使《诂林》的出版开了以电脑技术排印古文字书籍之先河！

    要编纂印刷出版如此大规模的一部工具书，单凭古籍小组每年20万元的资金，显然难以完成。对此，元化先生其实早已了然于胸，故未雨绸缪，向市有关领导汇报了情况，请领导出面，邀请几家出版社进行协商。当时很多出版社都资金匮乏，最后，上海教育出版社时任社长陈和决定勇挑重担，让副总编辑王为松与《诂林》主编李圃教授联系，表示愿投入50万元作编纂经费，并全部承担后期高额的出版成本费。这样，使《诂林》的编纂、印刷、出版都能顺利进展。

    可见，元化先生不仅仅是《诂林》编纂队伍的组织者，还是为印刷出版《诂林》解决技术和经费的组织者！

    元化先生是《诂林》的隐身者。我们翻阅元化先生的《九十年代日记》可以发现，里面多处记有与《诂林》有关之内容：“去华师大与古文字诂林编辑室人员座谈”（92年5月7日）；“午后钱伯城、魏同贤、李玲璞、汪寿明来谈诂林事”（92年10月24日）；“下午去华师大见诂林同人”（92年11月18日）；“午后古文字诂林诸人来谈”（93年7月2日）；“李玲璞偕汪寿明来，他们告诉我古文字诂林将于二十日在华师大开会”（94年1月16日）；“早去华师大主持古文字诂林汇报会”（94年1月20日）；“早吴曼青来，嘱她将古文字诂林材料及照片等送金炳华等”（94年3月31日），等等。

    其实还有不少为日记所未记的，如1993年10月，已年逾古稀的先生亲率钱伯城、魏同贤、李圃及几位编委赴京，在中国社科院举行论证会，与会的除在京的学术顾问张政烺、李学勤、顾廷龙（朱德熙、裘锡圭外出不在北京，胡厚宣因病卧床未参加）外，许多著名学者，任继愈、张岱年、汤一介、刘坚、许嘉璐、傅璇琮、管燮初、傅允和等，都到会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

    另外，先生对《诂林》的“凡例”“前言”也字斟句酌，不厌其烦地进行推敲，据我所知，经他手修改了至少有三次。

    由此可见，元化先生为《诂林》可谓殚精竭虑！然而，我们翻阅《诂林》初版，从头至尾看不到“王元化”三个字！元化先生一再表示自己只是“敲边鼓的”。大家曾考虑设一“工作委员会”，请元化先生任主任，先生反对；想署“总策划王元化”，先生又反对；准备在“前言”中提一下元化先生在成书过程中的作用，先生还是反对。最后，在大家的强烈要求下，总算答应为这部书题写书名，但不落款！于是，为《诂林》费尽心血的元化先生，最后却成了《诂林》的一名隐身者！这充分表现出元化先生的高风亮节。

    《诂林》一书将千百年来历代学者的古文字研究成果荟萃一起，这在中国学术史上是第一次；将甲骨文、金文等8大类古文字收于一册，这在中国出版时上是第一次。而《诂林》能顺利地编纂、出版，元化先生功不可没！

    元化先生驾鹤西归已十年了，在《诂林》重印出版之际，仅以此文作为一炷心香，奉献给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