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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1世纪至14世纪长达三百多年的时间中，敦煌地区先后经历了回鹘、党项和蒙古民族政权的占据和统治。对此期间的敦煌壁画，著名学者段文杰曾评价说，“虽然总体上说这一时间段正处于佛教艺术的衰微期，然而敦煌壁画艺术并未停滞不前，相反它还在继续发展，而且散发出浓郁的、别具一格的民族特色和地方乡土气息，在壁画艺术的某些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惊人成就，它在一个梦境般的神秘奥妙的发展高潮中结束”。这其中的惊人成就就有西夏统治时期的绘画创作。
西夏民族政权曾屹立于中国的西北部，最盛时的统辖范围包括今甘肃大部、宁夏全部、陕西西北部以及青海、内蒙的部分地区等。西夏境内除了主体民族党项羌及汉人外，还生活着吐蕃、回鹘、契丹、鞑靼等其他少数民族。西夏前期和北宋、辽对峙，后期与南宋、金鼎立，前后跨越近两个世纪。当西夏政权统治瓜、沙二州时，也在敦煌地区的石窟壁画中，留下了大量西夏艺术的踪影。
敦煌壁画中以图像形式展现佛经内容的经变画，自北周就已开始出现，在隋唐时期达到艺术的高峰，涌现出许多宏篇巨制的经变大画，为后来的五代、宋、西夏等所借鉴和模仿。但学界的敦煌经变研究，以往多集中于隋唐五代及宋，处于敦煌经变发展末期的西夏经变，因文献的湮没匮乏、石窟壁画的断代零散，以及莫高窟西夏早期经变多为程式化的模仿，很难将其从唐后期及五代宋类似风格中区分开来等原因，相关的研究相对有限。
近些年随着石窟考古的深入，海内外收藏的西夏文献尤其是俄藏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文献的公开出版，极大地推进了西夏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拓展。结合当前西夏历史文化的最新研究成果，王艳云教授的著作《西夏经变画艺术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从经变画的角度，勾勒和梳理了西夏统治中心的河西榆林窟、东千佛洞，以及黑水城和西夏都城兴庆府等地区间的艺术联系，以及印度、尼泊尔及西藏地区的藏传佛教、周边其他少数民族佛教影响下的艺术发展变迁。书中提出，西夏中后期开始改变早期对敦煌唐宋壁画亦步亦趋的模仿，空前地将中外、汉藏、地域和民族等诸多因素杂糅、整合与再创造，使得西夏经变艺术无论石窟壁画、卷轴插图及木刻版画等，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性、民族性和生动性，给五代宋以来日渐程式化、模式化的敦煌壁画创作注入了新的生命和活力。
需要指出的是，经变虽然是佛教内容和题材，其初始的目的是宣扬佛国净土的种种美妙与奢华，以吸引广大信徒拜佛礼佛，可无论其怎样地描述和表现，终究是要在现实生活的内容中摄取形象和营养，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经变画往往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如西夏重要经变题材中的药师经变、弥勒经变和阿弥陀经变等，为后人保留了当时西夏的衣冠服饰、文字书法、建筑医药、音乐舞蹈、社会风俗等内容；炽盛光佛经变、涅槃经变等其他的一些经变图中，还表现了西夏民族天文、酿酒、冶铁等方面的内容，这对研究我国古代民族史和科技史有着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毋庸置疑，《西夏经变画艺术研究》将有助于相关研究的深入和拓展。
《西夏经变画艺术研究》首次将经变画作为专题研究对象，在对众多石窟寺塔等遗存的壁画、版画及纸帛绘画中西夏经变图像整体的搜集分类的基础上，还对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东千佛洞、肃北五个庙及黑水城遗存图像等作了横向与纵向对比，借此廓清西夏经变画与敦煌壁画、敦煌经变画之间的联系、变化，以及西夏经变风格面貌形成的历史背景及文化动因。
《西夏经变画艺术研究》不仅是对敦煌壁画研究专题的完善和拓展，也是对少数民族美术史及中国绘画史的重要补充。西夏经变虽然是敦煌经变发展的尾声，但“只是近黄昏”的西夏经变变幻出漫天的彩霞，留下了瑰丽奇美的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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