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背景下的文言与白话

    “百年”概念在中国文化中的想象意涵

    西方人研究思想文化，注重“历史时刻”，历史就是人的活动，特殊的人物，特殊的事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出现和发生，会引起诸多联想和反思，会在当时后世留下记忆。中国人看问题，对时间、地点、人物有特殊的关注，对年份数字尤其敏感。大家可能会想到最早的经典文本《易经》，里面充满了数字的迷阵。卦有八，演而为六十四，爻有三百八十四，阳爻代之以九，阴爻待之以六，布列起来变化无穷。《易经》的系辞还说，天数二十五，地数三十，五十是大衍之数等等。数和象是互为关联的，《易经》所含蕴的既是义理之学，又是象数之学。

    生活中或者文学作品中也常有这类似乎藏有玄机的数字出现。《阿Q正传》里说，“20年又是一条好汉”。《红楼梦》里元春的判词有“二十年来辨是非”的句子。俗语说，三十年一转，又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说法。那么百年，就是三转了，也就是由东到西、再由西到东，又转回来了。杜甫《秋兴八首》的第四首，很有名的两句诗是：“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秋兴八首》写于纪元776年，作者在夔州时所作，上距贞观之治刚好过去一百余年，衣食丰足、社会安定、天下友人争向长安一游的“开元全盛日”（杜甫《忆昔》）看不到了，因为经过了安史之乱，唐朝的气象已由盛转衰，所以诗人发为感叹，说“百年世事不胜悲”。

    历史学家陈寅恪对百年中国的反思和审视，更自不同。因为他的祖父陈宝箴是1895到1898年的湖南巡抚，在他父亲陈三立的襄助下推行湖南新政，全国的改革精英一下子聚集在湖南，梁启超、黄遵宪、谭嗣同、熊希龄、皮锡瑞、唐才常，都在那里。当时湖南的改革走在全国最前面，气象日新，成绩斐然，带动了戊戌之年由光绪皇帝发大愿施行的变法维新。但1898年八月初六，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杀谭嗣同等六君子，通缉康有为、梁启超，严厉惩处变法维新人士，陈寅恪的祖父和父亲被革职永不叙用，随后又在1900年将陈宝箴密旨赐死。因此陈寅恪的百年记忆充满了哀伤。当1958年康有为百年诞辰之时，陈寅恪写了一首诗，其中写道：“此日欣能献一尊，百年世事不须论。”他认为戊戌维新以来的一百年的历史，基本上是一步行来错，转眼百年身。所谓对和错，主要指变法采取激进的办法还是渐进的办法。他的潜台词是，如果当年的变法按他祖父和父亲的策略，采取渐进的方式，后来的情况会有所不同。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和扬州有关系。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和祖父曹寅，曾接连任江宁织造，有时兼任两淮巡盐御史，而盐官的御史衙门就设在扬州。所以曹雪芹的朋友写诗，有“扬州旧梦久已觉”的句子。《红楼梦》里写秦可卿托梦给王熙凤，也说“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预示这个家族将要发生什么事情。

    五四运动的远因和近因

    发生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至今刚好一百年了。五四运动的发生有“远因”和“近因”。近因是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虽未参战，但为牵制日本，由开始的宣布中立，到1917年明确站在了协约国一方，结果却受到巨大损失。主要是日本图谋山东半岛，北洋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国内群情愤激，北大学生游行，开始了五四运动。远因则是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觉醒。甚至可以追溯到嘉庆、道光以来的清朝走下坡路，对西方东来的势力因应失措。早期觉醒人士提出了“自改革”的要求，这个从龚自珍和魏源就开始了。但“自改革”的诉求虽好，权力阶层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因改革而失去既得的利益。有改革的需求，却制定不出改革的措施。到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和1860年的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眼睛里只有中国而不知有世界的清统治者，这才意识到自己落后了，决定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门处理“夷务”，职能相当于外交部。同时开始了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持续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成果是办起了一些现代的工厂，可以生产洋枪洋炮，并建立了一支规模可观的北洋舰队。可是又发生了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辛苦建立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次年签订的马关条约损失惨重，巨额赔款不说，宝岛台湾也割让给了日本人。泱泱大国被东邻的“蕞尔小国”打败，一时舆论哗然，全国愤然。1895到1898的三年改革运动，最后发展到1898即戊戌之年的百日维新，就是作为对甲午惨败的民意回应汹涌而起。

    可是中国人所受到的伤害并未到此为止。1900年庚子事变，慈禧携光绪西逃，从山西而陕西。一年后才返回，签订了代价空前的辛丑条约。当时的中国日子已经过不下去了，不进行改革再没有出路，所以有立宪的拟议。滑稽的是把这样的大事叫做“准备立宪”。这里必须提到，1898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出版，对中国思想界的冲击，如同思想的飓风。“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知识人士仿佛一下子找到了中国病痛的根源。终于，在1905年，清廷宣布废止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考试制度，代之以新式学堂的建立，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就是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成立。

    与此同时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也逐渐酝酿成熟，于是有1911年辛亥首义的成功。辛亥革命后，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他提倡新式教育，反对读经。但他的好友、被蔡先生请来担任教育部秘书长的马一浮认为经不可废。由于主张不同，马一浮离开教部，回到杭州，在陋巷里读书做学问。然而辛亥革命之后，政治越变越奇，不久有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称帝不成，军阀混战。五四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远因和近因交错的情况下发生的。走到前面的是青年学生，后面则是历经变乱开始觉醒的开明官吏、知识人士和广大群众。不过大的历史事件的发生，总离不开站在潮头的扮演领袖角色的历史人物。

    1917年年底，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再次邀请他的学问渊博的浙江同乡马一浮担任文科学长，但马先生没有受邀，而是以“礼有来学，未闻往教”婉拒了。于是蔡先生改请《新青年》主编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又聘请留洋回来的胡适之担任北大教授。陈、胡这两位新文化领军人物执教北大，立刻使北大成为新文化的摇篮。而且陈独秀又将《新青年》杂志由上海迁到了北京，有威望的现代大学和有影响的媒体配合，新文化运动便有声有色地展开了。

    蔡元培的方针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新派人物固然占据了北大讲台，旧派人物也可以自立门户。学生领袖、五四游行走在最前面的傅斯年办起了《新潮》，固守旧学问的刘师培等照样办《国故》，彼此争论，两军对垒，打得非常热闹。当时的一个影响很大的事件是，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二卷五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言文合一”，让白话文学应成为“中国文学之正宗”；随后陈独秀在同年二月的《新青年》二卷六号上发表《文学革命论》，加以呼应，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一是推倒雕琢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抒情的国民文学；二是推倒陈腐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立诚的写实文学；三是推倒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通俗的社会文学。胡、陈的文章被认为是五四文学革命的纲领。给以有力支援的是文字训诂学家钱玄同，他在《新青年》二卷六号发表回应胡适的《通信》，斥责骈俪对仗的文体为“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不久钱玄同成为《新青年》的编辑，并和刘半农演双簧，搜辑各种反对文学革命的观点，化名王敬轩发表于《新青年》，然后由刘半农写万言长文《答王敬轩》，造成富有戏剧效果的文化辩难。而到1918年5月，《新青年》就改为用白话写作的刊物了。胡适的白话诗词，刘半农、李大钊、陈独秀的白话诗相继发表于《新青年》；特别是鲁迅《狂人日记》的发表，将白话文的声势引向高潮。

    白话不可逆，文言不可废

    那么当五四新文化运动百年之后，今天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和反思当时的白话文运动呢？白话文运动对不对？文言文要不要全部废止？我的看法，五四白话文运动是有其历史渊源的，当时站在这个潮流最前面的人，绝非等闲之辈。无法否认，五四那个时候，没有上过学的中国人是很多的，有阅读能力的在总人口中应该是一小部分。至于读懂文言的文本，对大多数人而言是不现实的事情。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提倡白话书写有助于文化知识的普及。何况在中国历史文化的流变过程中，很早就有白话书写的前例了。就文学创作而言，宋元话本已经比较容易阅读，而明代的白话小说更成为一种流行，有名的“三言二拍”，就是大家熟悉的冯梦龙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和凌濛初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都是白话小说。大部头的文人创作长篇小说，明朝的《金瓶梅》和清代的《红楼梦》，更是白话文学的典范之作。其实宋儒的语录基本上很接近白话，清末发现的一些敦煌卷子，有一些也是用白话书写。而五四之前的戊戌维新前后，一些报刊文章明显向白话靠拢。特别是梁启超的“新民体”，介于文白之间，但感情充沛，可视为文言向白话的过渡时期的写作方式。那么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发生，就不应该看做是部分知识人的偶然情绪冲动了。但当时的潮流所向，导致要废止文言，就是文化偏颇而不一定可取了。

    中国几千年的文本典籍，基本上是文言为载体，中华文化的思想含藏保存在各式文言的文本之中。无论是最早的六艺经典，还是先秦诸子，抑或两汉雄文，魏晋玄言，唐宋古文，以及诗骚、歌赋、乐府、唐诗、宋词、元曲，包括清末的同光体诗，文言写作功德彪炳，岂能随意抹掉。事实上，当时提倡白话的文化骁将，都有极好的文言根底，旧学积累更是丰厚。鲁迅就是一个典型，他诚然是提倡白话的急先锋，但他的文言文写得极合准的，早期的《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都是文言写就。《中国小说史略》基本上也是文言。他的白话可以说是典雅的白话，譬如《野草》《朝花夕拾》，和那些冷峻而又充满血热的学者杂文。所以典雅，就是由于有文言的成分在发用，许多近乎死了的文言在鲁迅的白话写作中获得了新生命。至于诗歌创作，鲁迅的旧体诗是有名的，他的好友小说家郁达夫，也长于旧体诗的写作。更不要说那一时期的学者教授了。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萧公权、马一浮、钱锺书，哪一位不是传统诗词的行家里手，王国维认为他的词可以和宋人比个高下。

    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一个悖论，就是那些站在潮流前头提倡新文化的人士，几乎都是为传统文化所化之人。鲁迅说他是从旧垒中来，知道里面的底细，就是这个意思。譬如钱玄同，不仅主张白话，还提出过废除汉字，可谓反传统的最激进者。这里涉及新文化运动的另一桩公案，就是所谓汉字的拉丁化问题。不止钱玄同，谭嗣同、蔡元培、陈独秀、鲁迅、傅斯年、瞿秋白、吴玉章等，都有过类似主张。其实当民国初年，就有关于“国音统一”的动议，章太炎对拼音字母的编列就贡献过心智，现代语言学的翘楚赵元任更是不遗余力。而到20世纪三十年代末有《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和蔡元培、鲁迅、郭沫若、茅盾等六百多人签署的《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的刊布。他们的良苦用心是，汉字必须改革，不改革中国就没有希望。1949年之后推行的力度更大，以致1958年汉语拼音文字方案正式公布，国家语文委员会办起了《汉语拼音报》。当时我还在高中读书，看到《汉语拼音报》，我和我的老师都知道自己变成文盲了。今天反思五四以来的百年文化变迁，很容易惊异当时名满天下的新文化潮流的弄潮儿，何以走到如此偏颇的地步。汉字是中国文化的基本载体，汉字没有了，我们的固有文化何处安存？我们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如何承传？在这些问题上，不能不说五四先贤因操之过急而违背了历史不能割断的文化规约。

    但他们的用心是好的，他们想尽快改变现状，摆脱近代以来国力积贫积弱和被动挨打的局面。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生活方式的落后固然，但所有这些落后的背后，是文化的落后。所以他们向中国固有文化开刀了，而且方便地找到了汉字这个“替罪”的羔羊。他们勇猛地不顾一切地冲向传统的网罗。鲁迅说：“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决心和气势的确为已往所无，当时有人以五四狂飙称之，可谓若合符契。可他们又是一批有成就的旧学修养深厚的学者和文学家，他们的“反传统”是理性地检讨传统的各个方面，目的是找病因，救治病痛。为此他们已经到了饥不择食、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了。连陈独秀都说这种“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本志罪难之答辩书》，载《新青年》六卷一号）并不可取。

    所以当钱玄同等五四先进遭到社会诟病的时候，蔡元培站出来说话了，这就是1919年3月18日刊载在《公言报》上的有名的《答林琴南书》。针对林纾提出的“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之说，蔡先生回答道：“北京大学教员中，善作白话文者，为胡适之、钱玄同、周启孟诸君。公何以证知为非博极群书，非能作古文，面仅以白话文藏拙者？胡君家世汉学，其旧作古文，虽不多见，然即其所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言之，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清代乾嘉学者。钱君历作之文字学讲义、学术文通论，皆大雅之文言。周君所译之《城外小说》，则文笔之古奥，非浅学者所能解。然则公何宽于《水浒》《红楼》之作者，而苛于同时之胡、钱、周诸君耶？”其为新文化领军人物和前驱人物胡适、钱玄同、周作人所作之辩护，可谓爱屋及乌，曲尽其情。

    如今是非经久而论定，重新回思新文化运动的历史环境和发展过程，我们是否也会对当时那些文化前辈采取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在不讳言其思想不无偏颇的同时，也理所当然的感到其心可嘉、其情可悯呢？平心而论，当时的新派人物，思想有新也有旧，而旧派人物的思想有旧也有新。就个人德品修为而言，包括蔡元培、胡适之、钱玄同在内的许多贤者，无论衡之以新道德标准还是衡之以旧道德标准，几乎鲜有瑕疵，他们不愧为时代的文化典范。

    当五四百年之际，我们反思新文化背景下的文言与白话问题，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一是白话不可逆，二是文言不可废。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走极端。前些时看到几位研究古典的人倡议文言写作，其实那个倡议用的文言就有很多不通的地方。文本书写的主流必然还是白话的时代，白话照样能写出好文章，写出好的语体诗。新诗的成就不应低估，出了许多第一流的诗人。写古体诗当然可以，问题在于是否修炼到可以写好的地步。当代写古体诗的，真正写好的屈指可数。近年我提出在小学、中学、大学一二年级开设国学课，其中就包括中学开始适当增加文言文的写作练习，冀图将来的文化人和知识人，或深或浅多少都能写一点文言，以备不时之需。文言有一种特殊的文本庄严，最能体现“临文以敬”的古训。

    正如马一浮先生所说，立言为文，不仅在说理，还要达礼。达礼就需要临文以敬。早在抗战时期，马先生就对国家复兴后的文体问题，抱有极大的期待，提出：“飞书走檄用枚皋，高文典册用相如，中土如有复兴之日，必不安于鄙倍。但将来制诰之文，必须原本经术，方可润色鸿业，此尤须深于诗书始得。”（马一浮《示王子游》，《马一浮集》第一册，第667页）“鄙倍”一语，是曾子的话，他将“出词气，斯远鄙倍”（《论语·泰伯》）视为君子的一项可贵之道。意即发为言说，应该顺理成章，而忌讳有鄙恶倍戾之言入於词章。特别是一些特殊的礼仪场合，关乎贺祝、赞颂、碑铭、哀吊、祭奠等文事，以及国家的重要文告，适当使用文言可以让文本典雅蕴藉而又肃穆庄重，其效果远非通常的白话所能比并，则文言又岂可全废哉！

    （本文系作者在2019年5月14扬州讲坛演讲的基础上修润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