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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十六年前，我在俄罗斯笔会中心那座摇摇晃晃的小木楼里，结识了两位诗人：米哈伊尔·布兹尼克（1947-）和康斯坦丁·凯德洛夫（1942-）。今年初夏的一个傍晚，我们三人坐在凯德洛夫家的木椅子上，就着苦涩的红茶和香甜的饼干，透过那扇高大的落地窗，欣赏莫斯科的夕阳，看余晖倾洒在广场的普希金雕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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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兹尼克不喜欢人家称他诗人。他说他只是交际家，这辈子四处交友，有感即写。他的诗是交友心得，已经译成法语、英语和汉语。他最早的诗集《海伦娜之美：世界编年史》（1995）和《苍穹无垠》（1996）由法国“俄罗斯之路”出版社出版，出版家斯特鲁维是俄国人，也是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等作品的海外发行人。布兹尼克的诗集《天空的线条》（2003）出版之后，得到诗人沃兹涅先斯基好评，他说布兹尼克的诗充满了“密实的臭氧”。他的诗追求特殊的语言，不仅用来传达声音，还统一时空。
布兹尼克老了，眼疾严重，脖子上挂着眼镜，左胸口袋里插着一排五颜六色的笔，右手拿着个简单的小纸本本，随走随看，随想随写。本子上的字红绿蓝黑。我问多色文字表示啥意思。他说，情绪起伏。
布兹尼克从来不用电脑写作。我问为啥？他说，想过学电脑，但还是担心就放弃了，因为电脑里面有条恶狗，你费劲巴力录入的文字，不定哪天就被它啊呜一口吞了。布兹尼克说的“狗”，我猜就是那些可能毁掉电脑文件的种种技术灾难吧。最近十多年，俄罗斯和欧洲很多出版社不再接受“手抄本”投稿，布兹尼克想出书，只能用巧克力贿赂文学基金会的秘书多利娅，让她帮忙录成电子文档再给出版社交稿。
凯德洛夫是现代新宣言派诗歌代表人物和先锋派诗歌批评家，多年担任俄罗斯国际笔会中心的理事。在苏联时代，他曾任莫斯科文学院教授，苏联解体后，他又任《消息报》文学评论员，一共出版过八部诗集和五部长诗。1984年，他因为在苏联文学杂志《青春》上发表现代主义哲理长诗《爱情电脑》蜚声文坛，那时他就曾预言互联网和电脑将成为未来信息传播的主要方式。但直到十多年前，他一直是稿纸写作，写完后，再由夫人卡秋芭（也是莫斯科著名诗人）录入电脑。凯德洛夫说，他只能算半个电脑写作者，不过因此留下了个人手稿也不错。因为目前大多数作家都因为使用电脑写作，而失去了宝贵的手稿。
卡秋芭在图书馆工作，谙熟电脑和网络，除了负责录入凯德洛夫的诗歌，就是编辑他们的网络杂志《诗人》。凯德洛夫曾三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他认为，这与他的作品被翻译成英语和法语，并在互联网广泛传播有关。他的全部作品目前都可以在互联网上下载，阅读极为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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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德洛夫说，他也是网络时代的交际家，擅长与世界各国作家通过网络交流。早在2003年，他就给我展示过他花两百美元制作的个人主页和他扫描进电脑里的家庭老照片。他不像布兹尼克，虽然也老了，但脖子上不挂眼镜，也不随时在小本本上写，他都记在脑子里。
我们茶叙时说到了数码时代的阅读和写作。布兹尼克是悲观主义者，一向对虚拟世界有所抵触。他跟凯德洛夫开玩笑说：“你的网络杂志还没让狗给叼去就不错了！”凯德洛夫也知道他说的“狗”，便笑着回敬道：“正相反，我们杂志的点击率又增长了。”
布兹尼克说，网络时代在我们眼皮底下歘地一下便展开了，让人措手不及。阅读和写作突然之间进入了虚拟世界，这太吓人啦！一台计算机所收集到和可能被攫取的信息，或许比克格勃和中情局侦查得来的情报总量还大。所谓网络时代，人人无隐私啊。打开电脑你就跟站在天体浴场上似的，人在虚拟环境里只能任凭网络摆布。
凯德洛夫不同意他的意见，他说，作为网络时代的用户，自有网络以来，他明显地感到交际成本大大降低。比如前不久，他去登记注册《诗人》杂志都是网络办理，免去了取号排队和公文旅行之苦，感觉非常方便。布兹尼克听罢低声嘀咕，他知道网络办事便捷，但虚拟世界总有黑客闯入，计算机文件难免丢失和被盗。他说，他连火车票都习惯买纸质的，他觉得重要文件还是打印在纸上，揣在怀中更安全。
凯德洛夫听罢哈哈哈大笑，他讽刺布兹尼克在网络时代变成了谨小慎微的人。他故意说，不用电脑写作，就是不顺应网络时代，尽管他知道布兹尼克找多利娅录入文字。他还说，在人类历史上，出书也经历多次技术变革，比如纸张取代羊皮卷，印刷术取代手抄本等，但不管技术如何变革，图书本质不会改变。
布兹尼克听罢撇嘴道，怎么不会改变？材质决定书籍本性。材质变了，书则不书。纸张材料取之于天尊创造的大自然，作家只有在天赐的纸上才会写下心灵文字。你对着晃眼的显示器能写出什么好东西？读书也一样，非纸版的图书，读起来要格外小心。说罢，他像巴别尔那样狡猾地一笑：“网络弑魂，此话绝非耸人听闻啊。”凯德洛夫冲他一摆手，瞧你说的，图书载入人类文化史数千年，不论电脑写作，还是数码阅读，都与岩洞凿字和结绳记事无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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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见火药味渐浓，赶忙转移注意力：二位老师，网络时代，写作和读书都已进入虚拟环境，纸质书会不会死去？他俩闻罢，一同摇头摆手，说，图书不会死，因为图书不是网络所赐，书是文化的产物。有人预言纸质书将死，这是一个是先入为主的咒语，也是网络时代音频和视频依赖者主张弃书的借口。
凯德洛夫说，在当代文化中，图书的角色发生变化。纸质书虽将存在下去，但亦将改头换面，它存在的形式将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布兹尼克也承认，网络时代，图书危机确实存在。首先，读者拥有图书的幸福感降低。以内容取胜的优秀图书凤毛麟角；其次，网络时代的纸版图书，形式大于内容，似乎书做得越漂亮价值就越高。他断言，书不会“被死去”，但在网络时代，图书会“自残”——现在出版的纸质书虽印刷精美，但很多书的内容却拙劣不堪。这样的书，何以有人问津？
我偏爱在旧书店购书，于是我问他们，为什么现在莫斯科旧书市场显得活跃，市内几家大书店都开设了旧书门市部？凯德洛夫说，这说明网络时代对纸质图书的需求日渐衰减，大家都在卖书。我们在苏联时代所受的教育，不仅要读书，家里还要有藏书。但是，我们这代人逐渐离开这个世界，捧着游戏机和电子书的一代长大了，他们觉得家里落满尘埃的书架子太占地方，于是便开始清除家里的旧书。
布兹尼克说，在当代，俄罗斯人拥有家庭藏书依然是有文化的象征，但新一代购书者的热情根本不能与苏联时代的年轻人相比。当代读者习惯于廉价的网络阅读，购书习惯大打折扣。更多的人希望免费下载或者借阅。他生于知识分子之家，家庭藏书很多，很想向青年读者馈赠自家藏书，却不知道谁是真正的爱书人。
凯德洛夫的忧虑也差不多，他苦笑着说：“现如今，想赠书的人远比想读书的人多啊。”他说，几十年前，对苏联家庭来说，图书是一笔财产。人们迁徙时必有书箱若干随车而行。那时图书价值一目了然，珍本孤版，自有人懂得其价值，有时图书甚至直接换钱。如今珍本孤版的概念在俄罗斯模糊不清，这也许是受到网络的冲击，复制和仿造的图书比比皆是。
布兹尼克和凯德洛夫对网络时代的思考虽不尽一致，但他们都承认，俄罗斯作家的生活已被改变。作为诗人，他们需要在新的创作条件下确立和捍卫自己的价值观。
这是我在莫斯科度过的难忘的一天，我们思考了一个共同的问题：作为读者和作者，应该如何迎接网络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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