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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准备充分，再加上有接收石家庄、沈阳甚至南京等城市的经验，上海接收得非常顺利。
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陈毅任市长，曾山、潘汉年、韦悫为副市长。在上海还没有完全解放时，经我党地下工作者的联系和帮助，5月25日凌晨，代市长赵祖康先生率领原市府人员悬挂白旗以示投诚，并为维持治安、保护档案、财产安全做了有益的工作。赵祖康是著名的道路和市政工程专家，原任上海工务局局长。国民党逃跑前，市长陈良把大印交给了他，他这个市长只当了4天。26、27日两天，军管会即派员去国民党市政府接洽着手接管工作，5月28日下午，陈毅亲自主持接管国民党上海市政府仪式。潘汉年、宋时轮、周林、沙千里等有关领导参加了这一接管仪式。随后，陈毅市长召集原市府所属各局（处）长发表演讲，指出：解放上海，是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破产，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灭亡。上海解放不是改朝换代，而是天翻地覆的革命胜利。除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以外，世界人民无不欢欣鼓舞。我们接管上海，是要组织人民政府，为人民服务。上海今天已成为人民的城市，屹立于世界上，帝国主义者说什么共产党不能治理上海的谰言，一定要破产。希望旧市政府各级人员，服从命令，共同做好接管工作。办理好移交，争取为人民服务做出贡献。以陈毅市长亲自接管国民党上海市政府为标志，接管上海工作从此全面展开。
5月28日，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按计划创刊，当天发行了14万份。上海《解放日报》发刊词《庆祝大上海的解放》，号召沪市人民完成三大任务。发刊词写道：
……人民解放战争发展到大上海的解放，这乃是二十世纪中叶震动全世界、全人类的伟大历史事件。在今后的世纪中，伟大的中国人民将以他的智慧和劳动来建设独立的、自由的、繁荣的新中国，来推进全世界的和平民主事业。我们当着大上海解放的日子，站在这中国历史转变关头，我们应该庆祝，应该快乐，应该扬眉吐气。看吧！一个被侵略、被损害的古旧的中国的历史，已经完结；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新中国的历史，已经开端。
……
上海是中国经济和产业集中的都市，是中国内外贸易的吞吐港，是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势力的窝巢，是中国革命青年和进步的文化运动的聚集所，从而也是几十年中国革命运动的策源地。翻开近代中国革命史，每一次革命运动都与上海这个城市有直接的关联。从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十年土地革命、抗日战争。
到今天已获胜利的人民解放战争，大上海的工人阶级、大上海的革命青年、大上海的进步的文化界和产业界和大上海广大的革命市民们，每一次都贡献了他们的努力。今天大上海的解放，是宣告中国恶势力的代表国民党反动派的灭亡。……中国革命的进程到今天为止的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我们不要自满，不要骄傲，而要百倍地努力，在被敌人破坏和蹂躏得很厉害的基础之上，去努力建设人民的新上海。我们号召全体市民们，在建设新上海的伟大口号之下，立即站队，立即动手，开始工作。
我们第一个大任务，是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应该不让一切怙恶不悛的反动分子有继续活动的余地。……
我们的第二大任务，是群策群力，来保护全上海市民的民主自由。……
我们第三个大任务，便是顺利完成接管，迅速恢复生产。……在恢复生产事业上，是按照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基本方计去办。只有使全上海的公私企业能迅速恢复，能正常进行，才能建立真正的革命秩序。……只有恢复生产，只有提高生产，只有使各种公营私营的生产事业能恢复、能发挥其活动能力，才能使大上海走入建设的正轨。
……从今天起，在上海刊行《解放日报》，用它的篇幅来发表自己的主张，向上海人民作各种建议。我们愿意以虚心请教的精神，吸收各阶层人民的正确意见，作为我们制定政策、领导大上海建设的根据，诚恳要求大上海一切革命市民们，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争取建设新中国、新上海的胜利。
接管大城市，接收已经很有经验，管理还在摸索。在接管大上海之前，好在已经有了哈尔滨、石家庄、沈阳、北平、天津一些大城市的管理经验。
在中国共产党最早接管的大城市哈尔滨和最早解放的重工业基地沈阳，重点解决了依靠工人阶级和教育工人阶级的问题。
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依靠工人阶级是政党性质决定的。但长期在农村活动，进到城市后，怎样依靠工人阶级还真成为一个问题。还是在1946年，在中国共产党最早占领的城市张家口，组织了工会以后，重点开展的工作是“斗争运动”。据记录，在9月和10月间，共进行了131次针对不同对象的斗争。最主要的斗争对象是那些据称压迫过工人以及曾和日本人合作的人。被划归为这一类人的工厂主和商人成为最明显的攻击目标，和地主一样，他们也被要求进行赔偿。此外还有其他的劳资纠纷：要求涨薪的斗争56起，要求降低房租的斗争10起，要求其他福利的斗争5起。
在中共中央层面，怎样依靠工人阶级还是基本清醒的。1946年“五一”劳动节，延安的《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其中写道：“为了战胜这些困难，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劳资双方的互相谅解和协力合作是非常必要的。这样的合作不仅对国家有益，对双方也都是有益。工会一方面要说服资本家改善工人的待遇以提高劳动热情……另一方面，工会也要说服工人，不向资本家提过高的要求。并做到节约材料、加强纪律、加强和改善组织管理以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增加整个工厂的利润。”
早在1947年10月，哈尔滨市总工会就开始从个别工厂入手，纠正这些问题。1948年2月7日，新华社又发表一篇社论，也开始在边区纠正这些问题，不仅对干部，也对工人提出了明确的批评。社论指出，为了我们的长远利益，工人应该忍受一定程度的剥削，因为这能帮助企业发展生产，并支持战争的需要。工人应该懂得，无论在公有企业还是私人企业，保证生产都是他们的责任，就像农民的责任是给政府上缴大量公粮一样。作为最先进的阶级，工人应该自愿为革命做出牺牲，如果有必要，每天工作10小时。现阶段，工人不应该提出过高的工资要求，因为这是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劳资两利”的基本路线相冲突的。
1949年3月12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发出《关于加强工人群众中政治文化教育工作的指示》，强调：“东北解放，新民主主义政权确立，工人阶级已从被压迫地位变为人民政权的领导阶级，在国营企业中已从工钱奴隶变为企业主人。工人阶级要巩固其已得的胜利并推进全国革命的彻底胜利，要负起领导全体人民建设繁荣幸福的新东北与新中国的责任，就必须大大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与文化技术水平。工人阶级只有掌握了人类先进的科学，只有掌握了人类先进的文化技术，才能领导国家更进一步地向前发展。特别在目前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建设，均须有众多的工人干部参加，才能使新民主主义的各项建设工作特别是经济建设工作顺利进行。因此，加强在职工人群众中的政治文化教育工作，培养工人干部是目前迫切的重大任务。”文件对这一工作做了具体部署。
应该说，在东北解放区，首先较好地解决了大城市中怎样正确依靠工人阶级的问题。
在大城市，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其实，在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的文章中，从理论上已经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进城的干部们还是不能很好地把握政策的尺度。刘少奇于1949年4月和5月间，被中央派到天津市，就是要具体解决这个问题。
在1949年的元旦来临之前，天津解放前夕，天津的许多私营企业主都接到共产党发来的贺卡，贺卡上写道：“我们祝您健康长寿、生意兴隆。如果这个新年我们夺取了城市，请不要慌张。我们将迅速恢复城市秩序，并且支持所有工商企业。”预先释放的态度很好，但是，进城后还是有些干部不能很好地把握政策。在劳资矛盾问题上，支持工人不容易犯错误，可是，公开支持资本家就容易被误解。所以，还是出现了许多问题。
天津当时是华北工商业最集中的大城市。1月15日解放后，社会秩序恢复得很快，而生产恢复得却很缓慢。这除了战争造成的城乡交通阻隔、外贸断绝、原料匮乏、通货膨胀等因素外，没有处理好公私、劳资等关系是一个重要原因。华北局第二书记薄一波在向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工人、店员误以为我们允许分厂、分店，进行清算斗争。天津解放一个月内，曾发生五十三次清算斗争。”“资本家脑子里有三怕：一怕清算，二怕共产党只管工人利益，三怕以后工人管不住，无法生产。”“因此，他们抱着消极等待、观望的态度，甚至跑去香港。据天津统计，当时私营企业开工的不足百分之三十。”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中央决定派刘少奇去天津，调查研究和解决问题。而工作重点就是在中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应当怎样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刘少奇开了若干个座谈会，去了一些工厂企业调研。最后，在4月24日、28日和5月2日，他先后在天津市干部大会、天津市职工代表大会和天津市工商业家座谈会上作报告，阐述党的政策。刘少奇借用天津市领导人在汇报中提到的“有人剥削比没人剥削好”的说法，向工商业资本家解释说：“今天在我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封建剥削除去以后，资本主义剥削是有进步性的。今天不是工厂开得太多，剥削的工人太多，而是太少了。你们有本事多开工厂多剥削一些工人，对国家人民都有利。”
刘少奇强调说：自由资产阶级不是我们的斗争对象，而是争取对象。如果把资本家当作斗争对象，就犯错误，“等于农村中伤害了中农一样”。“现在还必须允许资本家存在，因此就要使他们有利可图，实行‘劳资两利’的政策，不是一利。国民党时是一利，只利资本家不利工人。而现在，只利工人不利资本家也是不对的。对的政策是两利。就是也允许资本家对我们剥削，剥削不能完全消除。剥削是不好的，但在现在来说，也有一点好处的。”“所以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下，在劳资两利的条件下，还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这样做，对工人阶级的好处多，坏处少。”
刘少奇在天津的一系列讲话，在工人、职员和资本家当中广为传播，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全市的工商业迅速恢复，工业主要生产行业6、7月以后就恢复到解放前水平。9月，被批准开业的私营工商业户从4月份的293户增加到3800户，职工人数增加近20%。天津恢复发展生产的成就和经验对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很大程度上稳定了各地的资产阶级，防止了南方即将解放的各大城市资金大量外流。
上海的接管和复工都是很快的。据《人民日报》报道，上海解放的当天：“国民党官僚资本企业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沪西各厂已有十二厂全部复工，并静候接收。只有梵王渡路第五棉纺厂因受战争的激烈震动，稍受损坏，尚待修理。已复工各厂中，有棉纺、毛纺、制麻机械等数种。沪市其他棉织厂已有十分之六开工。永安纱厂，除在吴淞地区的第二、第四两厂情况不明外，其他三个厂，在解放前后，均未停工。申新纱厂的三个厂及新裕纱厂的二个厂，也照常开工。”解放上海的第二天，荣毅仁家族的企业和上海最大的百货商店——永安百货就都复工开业了。
上海是亚洲金融中心，金融领域的斗争格外激烈，这是共产党面临的最大挑战，也锤炼了共产党管理世界级大城市的能力。
还是在5月上旬，邓小平在给毛泽东《关于渡江情况的报告》的电报中，对进入上海后可能遇到的金融问题提出了看法，认为：“当前最复杂的问题是金融，估计伪金圆券问题已不严重，人民券发行尚属顺利，筹码暂时勉强够用。今后主要是对付银元（已有专门指示）和反对敌人、奸商投机捣乱的斗争。”
果然被邓小平说中。
5月27日上海解放当天，军管会即颁布公告：自即日起，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6月5日以后，禁止金圆券在市面流通。6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挂牌，并开始以人民币兑换金圆券，比率为1∶10万。兑换金圆券的最小面额应在10万以上。后来，为了照顾车夫、小贩等底层民众手中的5万元小票子，副市长曾山又请示市长陈毅放宽了面额的限制收兑。其实，当时国民党为了攫取财富搞的金圆券改革已经失败，金圆券基本上是一张废纸。但为了不让老百姓受损失，才给了15天的兑换时间和10天的流通时间。
当时在上海流通的金圆券超过40万亿元，按照收兑比例，人民币的缺口多达3.6亿元，因此，仅仅依靠从丹阳运来的40卡车人民币是难以应付的。因此，5月28日中午军管会就接管了原国民党中央印刷厂上海分厂，下午，工厂的印刷机上就装上了从解放区带来的印刷人民币的12块原版，5月29日，在上海就出现了一种面额为200元的最新版人民币。与此同时，原来解放区北海银行所属苏北印钞厂400名工作人员整体迁往上海，参加人民币印刷工作。就这样，原来规定金圆券兑换时间为15天，结果在第7天就已经收兑了金圆券36万亿元，基本完成了旧货币的兑换工作。变为废纸的金圆券真是成了上海的奇观：当时全市各行庄收兑的金圆券源源不断地送到人民银行，金圆券堆满了中央、交通等银行的所有库房，甚至连营业大厅、走廊、甬道、厕所都堆满了。装运金圆券的汽车，从外滩沿九江路一直排到四川路。
上海的旧经济势力利用老百姓担心纸币贬值的心理，和新政权的人民币玩起了他们擅长的金融游戏。他们先是用废纸一样的金圆券兑换人民币，然后马上倒手换成黄金、白银，再有就是用人民币倒卖银元。老百姓也不敢存人民币，到手后马上换成粮食等生活物资。这样，造成了人民币进了上海，但是马上就开始大幅贬值。
上海遍地都是银元贩子，在西藏路、南京路和外滩一带的主要马路上，到处可以看见许多人两手敲着“大头”“小头”，叮叮当当，沿街叫卖。6月5日这一天，银元贩子有2万人，到8日就发展到8万人。上海证券交易所成了这些人银元投机的大本营。刚开始兑换人民币时，一块银元值人民币100元，6月3日涨到720元，6月4日突然涨到1100元。银元成为上海市场上实际的本位币，人民币成了银元的辅币。到6月4日，上海投入流通的人民币不足20亿元，但大部分却浮在市面上。人民币只能购买小额货物，根本买不到整批的货物。6月5日，上海市委决定抛出10万枚银元，力图以银元制服银元，但却被市场上的投机者一吸而空。6月7日，银元涨到1800元人民币兑一块银元。银元暴涨带动了物价上涨，在上海解放后的13天内，批发物价指数猛涨了2.75倍，大米、棉纱指数上涨了1.5倍至2倍，有的商号甚至开始用银元标价，并且拒收人民币，企图把人民币排斥在市场之外。一些投机分子还口出狂言：“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却进不了上海！”
6月7日晚上，陈毅、饶漱石、邓小平、刘伯承等参加的华东局会议决定采取政治手段，查封银元投机大本营——上海证券交易所。陈毅用电话向中共中央报告了这个决定，12小时后，毛泽东亲自回话表示赞同。
获悉华东局即将采取政治手段后，陈云主持起草了关于与银元斗争方针及策略的电报稿，以《中共中央关于打击银元使人民币占领阵地的指示》，于6月8日下发华东局、上海市委、南京市委并告谭政、陶铸、华中局、西北局、华北局、东北局。《指示》分析了大军渡江、南京政府完全垮台之后新解放区金融上的新情况：“（甲）金圆券不打自倒。因此在金融上我们所遇到的敌人，已不是软弱的金圆券，而是强硬的银元。（乙）过江以前，解放战争一般是先解放乡村，包围大中城市，然后解放之，这样在金融贸易上人民币就先在乡村生了根；城市一解放，我币占领市场、恢复城乡交流，都是比较容易的（如沈阳、平津）。过江以后，情形就不同了，我们先占城市，后占乡村，而城乡均是银元市场，乡村非但不能帮助城市推行我币，而且增加了我币推行的困难。”《指示》要求除政治手段外，还要采取下列经济办法：“（甲）明令铁路交通事业及市政公用事业，一律收人民币。（乙）税收一律征收人民币。另外请考虑是否可预征若干种税款。（丙）以地方为单位，首先是上海酌发实物公债，但应避免向工厂商店普遍摊派公债。（丁）像平津一样通令各私人银行查验资金。（戊）开放各解放区之间的汇兑，其目的是以老区比较坚强之货币阵地来支持南方新区货币阵地。通汇之后，原来物价较低的老区可能因此物价上涨。但如果沪、汉地区我币不能占领市场，在大军南进发行更多的情况下，沪、汉及南方高涨之物价会促起老区更猛然的物价上涨。此点亦请华中、西北、东北加以考虑，提出意见。”
得到毛泽东的赞同和陈云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打击银元使人民币占领阵地》的指示后，6月10日上午8时，上海市公安局领导李士英、马乃松、黄克率领200名便衣公安干部，按预定部署分散进入汉口路422号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大楼。随后分5个组控制了各活动场所和所有的进出通道，华东警卫旅副旅长刘德胜、参谋长刘春芳也到现场参加指挥行动。上午10时，华东警卫旅派出的一个营分乘10辆大卡车到达证券大楼，对整幢大楼实行军事包围。紧接着，上海1.2万名工人、学生在证券大楼外围封堵交通，并向市民作宣传解释。10时整，分布在证券大楼各个场所的公安人员同时亮出身份，命令所有人员立即停止活动，就地接受检查。从上午一直到午夜，公安人员分头搜查了各个经纪人号，登记了所有的人员名单和财物，命令所有人员到底层大厅集中。被集中到大厅的人员共有2100人，经过两天一夜逐个盘查之后，拘押了238名银元投机的主犯，其余人均陆续释放。
这次行动共抄没黄金（含金饰）3642两，银元39747枚，美金62797元，港币1304元，人民币15459371元，其他各种囤积商品折合人民币35530700元。消息霎时间传遍了上海，震动了江浙、华东，影响波及全国。6月11日，银元与人民币比价从2000元猛泻至1200元，大米跌价一成左右。6月12日，米价再跌一成，食油跌价一成半。在查封了证券大楼后，12日，中国银行挂牌收兑银元，“袁头”1200元，“孙头”或“船洋”1140元，“鹰洋”或“龙洋”900元，同时限期收存外币，严禁其在市场上流通。货币投机的路一步步被堵死了，人民币终于在上海站稳了脚跟。
在“银元之战”后，上海市政府又与旧经济势力打了“棉花之战”“粮食之战”和“煤炭之战”，后被称为“两白一黑”的战争。在市场搏击中，陈云运用解放区强大的物资基础，完全用市场的手段让投机商“两面挨耳光”，赔了夫人又折兵，叫苦不迭，原来有些投机商嘲笑新政权，说“共产党军事是一百分，政治是八十分，经济是零分”，经过这几个回合的斗争，不得不服输。某大资本家说：“6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这次则用经济力量就能压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想不到的。”
成功管理上海，中共才算真正进入了城市。陈毅曾讲过一段话：“进南京、上海是我们胜利的标志，在南京、上海搞一件坏事，全世界都知道。毛主席说，我们进上海是中国革命过一难关，它带全党全世界性质。……我们进入京、沪后，全世界工人阶级、兄弟党都在注意，我们在上海、南京搞得好，发出每一条消息他们都要欢呼，向我们祝贺。因为，这证明中国共产党有能力，世界革命有希望……上海革命胜利解决了，中国革命也就解决了。”
有了上海、天津这样的大城市，管理现代经济的任务更迫切了。刘少奇5月从天津回北平后，在一次会议上说：“建立中央财政经济的统帅部，其紧急不亚于军事及其他问题。以前我们不懂，这次去天津，与产业界和地方工作同志谈了一谈，才感到这项工作很紧急。我们在军事上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接收了很多东西，外国人要来做生意，交通要统一，因此财政经济上需要高度的集中。”
基于这样的认识，刘少奇在天津视察紧张工作的同时，就开始起草《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国家财政经济机构的组织大纲（草案）》，提出：“由于人民革命战争在全国范围的胜利，迅速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以供给目前人民革命战争的需要及改善人民生活之目的，即须建立从上至下的国家的财政与经济机构。”为了审慎起见，刘少奇先把这个《大纲（草案）》送给一部分领导人征求意见。他指示工作人员：“抄朱、周、陈云、稼祥、董、薄、刘各一份，明日晚间送到。”
5月11日刘少奇回到北平后，又对这个《大纲（草案）》作了修改。5月30日，把它报送毛泽东，并附言说：“毛主席：此件很简单，请阅，看是否即如此写法。”第二天，毛泽东批示：“此件很好。”
5月31日，毛泽东批示同意当天，中央就发出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草案）》，这个大纲确定，中财委是党统一领导全国经济工作的机构，同时确定了中财委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工作职责。很快，中财委就建立起来了。中财委的设立，使中共中央有了一个同资本家进行经济斗争的指挥机关，陈云担任主任，成为这个领导经济工作的新机关的主帅。
接管北平，使即将诞生的共和国有了政治心脏；接管上海，等于又有了经济心脏。进入下一个月，新的共和国开启了建国模式——准备已久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开国大典开始倒计时了！
（本文摘自《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董伟著，人民东方出版传媒东方出版社2019年6月第一版，定价：69.8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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