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鲁边”革命史的文学性再现

    在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的历史节点上，高艳国、赵方新将关注的视角，转向渐渐为人所淡忘的“神秘”“异数”的冀鲁边革命史，钩沉出那些湮没在历史尘埃中的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血砺忠诚——追寻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以长篇报告文学的形式，围绕冀鲁边抗日根据地的成立与消亡，完成了对冀鲁边区抗战历史的发掘和重新组织，将这一段历史更为真实且丰富地呈现在众人面前，让人们在缅怀历史的同时，看到时代风云际变下的赤诚革命忠魂。

    宏大的历史叙事像一面网眼疏阔的筛子，无数细小的事件和底层的人物，被过滤进时间的深渊。而文学对现实的干预和对历史的介入，是以艺术的方式完成对历史的再现。《血砺忠诚》，便是对冀鲁边抗战历史的深入挖掘和艺术再现，使这段逐渐为人遗忘的悲壮历史，再次浮出历史地表，具有重要的开创性价值。

    为了确保作品中所涉及的时间、人物、故事情节、时代背景等各方面的准确性和真实性，作者以实地调查、大量查阅相关文献、采访当事者及其后代、搜集民间信息等多种方式，广泛收集相关资料，并反复比对，提取客观真实的历史信息。作品中涉及大量的历史人物，其中冀鲁边区关键抗战人员包含萧华、刘格平、杜步舟、胡恒熙、张隐韬、马振华、高树勋、牟宜之、杨靖远、周贯五等数十人之多，囊括了冀鲁边区成立前后党内关键人物、民间抗战英雄、国民党积极抗日人员、反动分子、冀鲁边境内流匪等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且人物生平和战争经历均真实可考。这里需要提出的是，作品中不仅关注抗战时期党内关键人物，更有对党内叛变者的记录和刻画。作者站在宏大的历史视角，敢于直面揭示革命内部存在的问题，客观地对待历史中所发生的一切真实事件。而对党内反叛人员邢仁甫的真实记录，尤为可贵，大胆地涉及到党内人员在抗战后期叛党反革命的事实，同时也揭示党内长期累积的矛盾。

    此外，作品在叙述有关国民党的历史事件时，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对国民党的抗战实际同样给予客观评价，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行径，而对国民党内部积极抗日的行为同样作出正面评价。

    文学在一定程度上记录着历史。可是，什么才是真实的历史？福柯认为我们应该通过各种论述来还原历史真相。德里达也认为“没有文本之外的”的世界。每一种叙述都带有作者的历史观，这就使得单凭一人是无法呈现历史全部真相的，而只能抵达历史真相的某个侧面。虽然我们无法抵达全部的历史真相，但为了能够呈现出尽可能丰富的历史原貌，作者不仅站在主流意识形态立场之上，完成了对宏观历史的续接，又以民间视角，大量融入个体的历史记忆和民间野史，从多方面实现对历史细节的修补和完善。

    关于报告文学涉及历史题材的尝试，许多学者都持保留意见，甚至不乏积极的否定者，认为报告文学在对历史的书写过程中，难以平衡“真实”和“虚构”两者的关系，并且容易进入两个极端：史料的简单堆砌和作者主观意识下想象的历史。那么，关于历史题材，报告文学是否真的无法兼顾客观的“真实”与文学的“虚构”？对历史的记录和建构是否一定会陷入主观情感的漩涡？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以非虚构作为核心规范的报告文学，强调其描述的真实性和现实性是应有之义，但报告文学在面对现实世界的时候，也并非要采取“零度介入”的态度，它必须表达作家的倾向性，此犹如T·巴克（TheodoreBark）所言：“在小说中，人生是反映在人物的意识上。在报告文学里，人生却反映在报告者的意识上。”

    《血砺忠诚》在完成相关历史事件和人物经历描述时，一定程度上采用了合理的虚构和逻辑内的想象，通过艺术化的处理，修缮了历史细节，同时提高整部作品的审美价值和艺术完成度。面对冀鲁边抗日根据地残缺不全的历史，作者大胆地尝试艺术上的虚构，对具体的故事情节和人物的成长经历，进行必要的细节修复和情节勾连，也是更好地再现历史的必然选择。作品在人物的性格、对话以及心理活动等多方面，均通过合理的想象和艺术化的表达方式进行完善。例如对号称“小白龙”的国民党反动派刘景良的记述，作者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围绕刘景良年幼时的经历，想象出他因父被杀从而成为土匪的心路历程，并且将他由土匪加入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国军，再到反叛逃离，最后加入国民党这一过程中的诸多细节，勾勒得曲折离奇，惊心动魄。在“痛失‘边区慈母’”一节中，作者同样以基本史实为依据，十分细腻地虚构出人物的心理变化和情感波动，极富感染力。历史的残缺导致我们无法抵达全部的历史真相，而文学的作用，便是以艺术的手段，完成对历史空白的填补和生动的再现。

    叙事者主观情感的介入，是《血砺忠诚》较为明显的艺术特点。《血砺忠诚》在关乎战争的描写中，融入了大量的主观情感，字里行间流露着对抗日军民的赞颂与敬佩，对日军暴行和罪恶的愤慨与仇恨，对英勇牺牲的抗日志士的痛惜。在报告文学作品中，作者主观情感的投射能够介入到读者的情感体会，使读者进入叙述者所营造的情感氛围之中，从而获得更为强烈的情感冲击。

    叙事结构的精心搭建，是《血砺忠诚》最大的艺术特征。作品共形成了内外三层叙事结构：大时代的发展趋势作为时间顺序，构成整体结构的外壳；内部以具体事件为轴，多条线索同施并行，支撑起作品的内部架构；各具体事件又再以时间为动力，凝聚为内在的叙事逻辑。而人物则成为串联各线索的引线，从而实现整部作品结构的精密稳固，实现各个线索之间既互相独立又相互关联的庞大叙事结构。作品以冀鲁边区酝酿、成立、发展、被合并这一大的历史进程作为叙述总方向，围绕“冀鲁边前传”“冀鲁边雏形初现”“重返冀鲁边”等内容，将这一段历史的总体进程清晰地铺展开来。然后，以人物为切入点，围绕具体历史事件将众多历史人物串联起来，采取群像式的书写方式，借助人物推动历史情节的发展，并勾连起不同地区、不同时间的区域历史，对“伏击韩家集”“激战雷音寺”“智斗顽军”等重要历史事件或关键战役，逐一记录。需要注意的是，在刻画人物时，作者还采用大量的插叙，对具体人物、地点、事件提供详细的背景介绍，进而充实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这种精巧细密的叙事结构，采取以小见大的形式，将宏大的历史叙事敲碎，揉进无数细小的历史碎片之中，以小历史透视大时代，再借助对具体历史细节的补充，完成对整个历史过程的钩沉。《血砺忠诚》叙事结构的选择和设置，体现了作者艺术上的匠心独运，由此，我们可以窥见作者文学功底之深厚。

    《血砺忠诚》的创作成功，不仅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报告文学蕴藏的艺术潜力，以及历史题材的文学书写拥有巨大的发掘空间，而且由于题材的独特性，其自身的社会价值和文献意义，在当下也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