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寓言的预言

    一直以来，科幻小说似乎就是青少年的文学专利，这种题材无疑契合着他们作为探索者的理想主义气质，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他们之于未来的好奇和想象。我也毫不例外，科幻小说的阅读史亦恰恰停留在少年时代。屈原“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那一系列“天问”伴随了我的童年，而我正是借助《我们爱科学》《少年科学》《奥秘》《飞碟探索》等这些科普期刊来试图寻求答案的。但是，在发现所谓的答案并不能够满足自己的求知心灵时，我随即通过文学踏上了想象的旅程。

    最初结识的是凡尔纳，后来着迷的是阿西莫夫，国内的高士其、叶永烈、郑文光也短暂地喜欢过。后来再无法仅止于阅读，索性自己也动手模仿着写了开去。如今想来，与其说那是缘于对文学的热情，还毋如说是对于科学的狂热。毕竟，当时恰处于崇尚科学的时代，“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高调深深影响了每一个学子的人生抉择。报纸广播里也整日谈论着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全国科学大会闭幕式上的致辞《科学的春天》：“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我们每个人的科学激情同样毫不逊色，放眼望去，到处皆是“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把青春献给四个现代化！”“奔向2000年！”之类的标语和宣传画。它们也时不时地会出现于我们日常的言语和文章里。俨然，此刻的科学较之“五四”时期的科学不仅更为深入人心，并且空前激发了整个民族关于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之情。科学从此不再是抽象的真理，乃是一副动人的巨大蓝图。

    不过，虽然走向未来的步履从未歇息，可是我的科学热情却先于青春期的终结戛然而止，务实世界的诱惑对于我瞬间失效，我将全部的兴趣莫名转向了形而上的玄思。至此，科幻小说终于被我当成了天真岁月的遗迹。也曾几度意欲重续这往昔的记忆以作缅怀，但却总因时光忙碌以致意兴阑珊，又加之“穿越”这类玄幻题材一时间的横空泛滥，把意淫视为想象的正宗，更令我对这个时代的文学幻想丧失了期待。

    直至《三体》异军突起为中国当代科幻文学的典范，甚至受到世界范围内的认可和追捧，我才被迫重新给予这一领域以适当的关注。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忽然发现自己的身边竟然早就“隐居”着一个科幻小说的写家。他就是钱琨，而且产量颇丰。

    这次，钱琨最新奉献给我们的是一部30余万字的长篇《寻找地球》。乍一看到这个名字，自然便会联想起不久前火爆公映的电影《流浪地球》。说实话，我并不喜欢这部电影，在我看来，它显然就是一个科技版的“愚公移山”，让我从中感受到的仍是那么一种肤浅的乐观主义情绪，或许还有集体主义的历史性依赖。对于科幻文学，我喜欢的是它的“预言”品质，始终不愿接受许多人强行臆造的“寓言”色彩。预言所挑战的是无限的可能，而寓言则往往只是在贩卖廉价的情怀，有时难免对想象施以道德化的绑架，从而悖离了幻想固有的自由真谛。

    幸好，钱琨的《寻找地球》没有贩卖我初以为的乡愁，尽管在内容上它倒是真实地与乡愁息息相关。在此，钱琨仅仅是想探讨未来某种技术导致的人生可能。在他的幻想世界里，技术本身已然无法单纯，膨胀的能力注定要使其成为某种可怕的政治权力。小说中，弥留之际的黄天明怀有一个必须完成的心愿，即葬身于气球，而这个心愿只能交由他的女儿黄小仙来实现。于是，如何在茫茫银河中寻找到失联已久的地球，并将父亲从中国星安全运送回去，就构架起了这段迭宕起伏的故事。

    我之所以认为这部以乡愁为动力的小说所写并非乡愁，原因即在于黄天明压根就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乡愁主体，或者说，他只是一个技术手段造就的乡愁傀儡而已。事实上，黄天明从未在地球上生活过一天，他只不过拥有地球人的记忆和基因，是作为第一代冷冻胚胎被带到中国星上来的。在这人的身上，我洞见到的乃是记忆与归属的本质性联系。一个人的本质便是他的记忆，而此种记忆竟可以同其自身的经历和情感全然无干，轻易就能够凭借外在的技术手段任意篡改。那么，这亦便意味着人类的身体已是可有可无的了，只剩下了意识，但问题是这意识又是由技术来操控的。

    然而，我的恐惧远远不止于此，我进而想象到了体现着技术本身的机器掌握了意识；一旦如此，人类又将会面临着怎样的后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