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锐强：如果写作不能带来乐趣，就应果断终止

    作家访谈

    “手指从地图上滑过，指腹轻轻抚摩那一个个熟悉又不熟悉的地名，如同抚摩一张张亲人的脸。刹那间，它们都如同干木耳，被我湿润的眼睛发开……”相对于小说，我更喜欢从作家的散文随笔中寻找他们精神的底色。当看到张锐强的《图上的故乡》时，我被他彻骨的忧伤击中。

    他是写战争题材的70后作家之一。《风起草莽》以详尽的史料为依撑，以李家寨、项家寨两个家族争斗为开端，着重刻画了两个家族在家破国亡的关键时刻，如何站起来领导族人保护家园的故事。写作《海棠花下的邓丽君》的过程中，他不断自我提醒：真实。真实。历史小说花开虚构，但必须根生真实。这是世间最打动人心的力量。包括主观的真实，情节和人物性格需要逻辑自洽；更有客观的真实，宏观走向微观细节要符合史实。这两点大约无甚争议，但社会氛围与人物精神的真实，常常被人忽略。

    《怀念一些被人遗忘的老歌》是张锐强的第4部小说集。但他说，这个集子中的小说，都是被文坛漠视的作品。“我得承认我深深的遗憾。被冷落淡忘是绝大多数作品的宿命。这与作品质量当然有关，但并非绝对有关。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张锐强说，编辑过程中的重新阅读与重新发现，文学之外的意味，曾使他再度落泪。

    中华读书报：作为基层的写作者，你认为写作的成功与否、进步的快慢与否，与地域关系大吗？那时候你想的最多的是什么？

    张锐强：写作主要靠自我修炼，这没有错。但要说跟环境地域毫无关系，恐怕也不客观。谁也不能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所在地域的文化氛围文化讯息，对写作者当然有影响。说心里话，我之所以能写到现在，很大程度上因为我只是身在胶州，心与眼界始终在外。

    中华读书报：2006年，你的《在丰镇的大街上嚎啕痛哭》。小说在《人民文学》杂志刊发后，被《小说选刊》和《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以及两个年度小说选本转载。这给你的命运带来很大改观吗？入选中华文学基金会的“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书”，次年进入鲁迅文学院第八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这些转机，对你来说真正的意义在哪里？

    张锐强：这几乎完全是部非虚构作品，主要细节完全真实，就发生在我姨夫身上。那种惨痛与自责让我很长时间内无法释怀。小说写成之后搁置许久，我没有勇气投稿，这在以往是从未有过的。在《人民文学》上的发表也给了我无数自信。我觉得写作就像登山。登上泰山之前，你会有无数的美好想象，但真正登上，会有想象坐实之后的微微不快吧。你会发现，它其实没有那么玄妙。但这并不意味着登泰山不重要。对于未曾登顶者而言，即便那种微微不快，也有其意义。那种意义就是两个字：经历。

    中华读书报：转向了历史随笔创作是哪一年？2011年60多万字的长篇历史随笔《名将之死》是在《中国古代战争传奇》之后吧？探究李广、岳飞等十八位名将的屈死原因，你有怎样的收获？

    张锐强：写完《中国古代战争传奇》，先前对军事历史的兴趣、持续多年的阅读积累，显得不可抑制，随即写了两卷本的《名将之死》。这五本书其实都属于浅阅读系列，但却更加固化了我对历史的兴趣。一般人印象中的历史无非标签。但其实不是。每一个历史人物都是活生生的人。那些丰富生动的历史细节，有穿透发黄的史书书页的力量。

    其实这也是常识，但就我而言，确实第一次有历史感的文学发现：英雄首先是凡人。从凡人的角度看英雄，更有意思，也更符合逻辑。

    中华读书报：不论是《枪王》还是《十字綉》这样以狙击手为题材的小说，还是《杜鹃握手》还是其它战争题材，你对“战争”情有独钟。也说过“写抗战是我的责任，也是很多中国作家的责任”。那么，你对于当下的战争题材是如何认识的？

    张锐强：饥荒、瘟疫、战争曾经是人类社会面临的三大危害。而今它们的威胁都已大大消退，但这并不意味着应该或者可以忘记战争，尤其是抗战，那是我们民族的历史伤疤。好了伤疤忘了痛，恐怕不明智。如果你不能接受那个巨大的创痛是文学富矿的说法，那我这样说吧：我们的文学发现，与我们曾经遭受的苦难极度不匹配。

    中华读书报：写历史上的抗战人物和事件，你觉得自己写出了怎样的独特性？

    张锐强：我的抗战题材小说，跟别人的不同点在于我更注重史实细节。打动我的细节，别人可能会从故事或者人物的角度解读，我则会从史实的角度。比如《杜鹃握手》，我觉得有内外两个方面值得注意。外在的是语言上的复古尝试，有些四六句，以及叙述角度与结构上的小技巧。内在的是对史实的推敲。对二三十年代的北平风貌与百姓生活，我下了很大的功夫。将来如果有民俗学家从这部小说中寻找证据，那我会感到得意。可能很多作家对此不以为然，但这就是我的志望。

    所有有意义的写作，必然会是有难度的写作。对我来说，战争题材的写作难度在于我未曾亲历战争，虽然曾在老山前线最艰苦的地段纳拉口战区待过一个月，但战事已经结束。再丰富的想象跟曾经亲历生死的感觉，终究会隔着一层纸。

    中华读书报：《送行的父亲》《蹬三轮车的哥哥》《儿子的快乐》等散文中，你的文笔朴素真诚、隐忍，却有一种打动人心的穿透力。在写作中，你其实也不间断地审视父辈、反思自我。不同的年龄对父母对故乡对社会对人生的认知都不同，你觉得自己的写作是在朝着什么方向进步？

    张锐强：我希望是朝宽容与理解的方向走。但是不是这样，不敢确定。而且即便是宽容与理解，终点似乎也是深深的悲观，乃至绝望。

    中华读书报：你曾表达过“最好的小说，肯定不是只能从生活或者人生的层面去打动读者的那种”，而是应该“带有某种哲学意味。最高级的创作应该是这样的，不仅仅让读者感动，主要是让他反思，让他有所发现”。那么，你觉得自己的小说目前达到这种境界了吗？对于“好小说”的看法产生过变化吗？

    张锐强：总体而言，一个成熟写作者的作品质量，应该呈数学上的正态分布。特别好与特别差的概率都小，出现最多的是不好不坏。我最好的小说能达到那个境界，但不是所有的小说都可以。别的不敢说，我仔细读过托尔斯泰的中短篇，我觉得也符合正态分布。评价作家，大概应该按照质量最高的来，当然同时还要有个令人信任的基准。

    现在我依然觉得那样才能算是好小说。好小说必须要有无法明确阐释之处。哪怕只有一点点儿。

    中华读书报：对于自己的创作，你有何规划？你说“作家终究要以长篇立身行世”，实际上短篇也不乏经典之作。不知你怎么看？

    张锐强：当然有不少作家以短篇打天下，但那个概率还是小的。我没有能力抄小路，还是走大道的好。不过长篇短篇其实无所谓，你越写会越明白，写作不靠坚持，除了才气力气，主要靠兴趣。你有兴趣写就好。如果写作不能带来乐趣，那应该果断终止。

    《杜鹃握手》之后，我计划写十个抗战题材的中篇小说。这个系列我不写太浪费。我对抗战下过三十年的功夫，或曰倾注了三十年的兴趣。写完之后我会彻底放下，大概会转向现实题材。   （夏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