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大学要更稳一些、更静一些

    最近一段时间，各类媒体——尤其是网络自媒体上，动辄可以看到这样的新闻：某某排行榜最新揭晓，中国某某大学位居“亚洲第一”，而且“力压”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等。

    看到这样的新闻，我当然感到自豪。蔡元培在北大建校20周年（1918）的时候就提出，中国的大学虽然历史还很短，但要急起直追，与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柏林大学、洪堡大学等“平行发展”，而且他还认为，“进化之例，愈后而速率愈增”，北大是可以后来居上的。胡适在他21岁（1912）时写下著名的《非留学篇》，其中建议，“今不妨以全力经营北京、北洋、南洋三大学，务使百科咸备，与于世界有名大学之列”，通过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使“吾国文明乃可急起直追，有与世界各国并驾齐驱之一日”。

    可以说，中国人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梦想，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今天中国的大学，尤其是北大、清华，在世界上已经取得了相当的地位，都是当之无愧的一流大学。

    但是，在自豪的同时，我不得不产生忧虑。这种“亚洲第一”“力压耶鲁”的说法，真经得住推敲吗？这样的心态，对于办大学真是好事吗？过去几十年，我们确实发展得很快，但“快”难道就是最重要的吗？

    我记得，2009年，北大的陈平原教授曾撰文，批评中国大学对于世界大学排名的焦虑追逐以及对教学的轻视，曾引发了一些讨论。但十年过去了，中国大学对排名、对“数字”的那种追求，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2016年，《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呼吁中国大学要“守住根本”，更专注于教育和学术本身，不能被排名牵着鼻子走，更不能为了追求好看的排名“削足适履”。可是，近一段时间，各类世界大学排行榜越来越让人眼花缭乱，也越来越牵扯大学的精力，甚至已经影响了部分中国大学的发展模式。无形的重压，使得一些大学焦躁不安，没有静下心来走中国大学自己的路。甚至还有研究者发现，有的大学通过不断调整统计口径和数据报送策略来追求更高的排名。这样做，除了导致虚骄自大，除了导致方向的迷失，并不能增强中国大学的自信心，当然也不是“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这些年来，中国大学追求世界一流，主要都盯着欧美特别是美国看，但其实就在我们的东邻日本，有着世界上最出色的大学。像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大阪大学、早稻田大学，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创造了很多世界级的学术成果，都是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然而，日本的这些大学，在各类大学排行榜中的排名往往并不靠前，有时候甚至被北大清华甩开了一大截。他们对此似乎并没有在意，而是一步一步按照自己的节奏往前走着，拿下了一个又一个诺贝尔奖。不管谁说自己是“亚洲第一”，人家就在那里屹立着，能不让人服气吗？

    京都是我最喜欢的城市，这是一座节奏很慢、很安静的城市，这种“慢”和“静”的文化，深深影响了当地人的生活与行为方式。身在其中的京都大学，也是那么不疾不徐、不卑不亢、不骄不躁。只要在京大呆上几天，就一定会发出这样的感慨：这才是“亚洲第一”的大学该有的样子啊！

    当然，我决不是想否认中国大学的巨大进步，前面三十年的“狂飙突进”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未来中国的大学还要快速发展，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是“最大的政治”。但当我们已经发展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之后，心态应该有所调整了。既要“蹄疾”，更要“步稳”，少盯着那些排名看，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我们还要往前冲，但这个“冲”的目的，不再主要是“追逐”，而是要为中国、为中国的人民来办好大学。

    让步子稳一点，可以给老师们营造一个静心治学、全心育人的宽松氛围。原日本教育学会会长大田尧先生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他在农村的一位朋友给他剖开一个苹果，指着苹果核中的种子说，每颗种子里都有自己的“设计图”，我们的工作是培土、施肥、浇水，使这颗种子能按照自己的“设计图”发展，这样的苹果才能成为一个优质的苹果，才能更香更甜。大田尧先生讲的这个道理，正适合于大学的发展，教育不能急于求成，而是要遵循规律、顺其自然，让老师、学生能够充分发展自己的天性、天赋。

    据京都大学的同仁介绍，京都大学很少进行各类评估，建校以来，似乎仅有过三次，而且都是请老师们进行自我评价，没有任何强制性。长期在京都大学任教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本庶佑教授曾总结，这里没有教务督导，教授不拘一格，自由教学和科研，极少有课题结项的压力或时间限制，这是自己最终成功的重要原因。

    请想一想：如果大学里的老师们，终日马不停蹄，应付各种名目繁多的检查、评估、验收、评比，在各种压力之下，如何能平心静气？如何能保证他们把主要精力集中到教书育人上来？

    让步子稳一点，可以更好践行“以人为本”的理念，构建和谐密切的校园关系。马相伯先生曾短暂代理北京大学校长，他在就任演说中说：“所谓大学者，非校舍之大之谓，非学生年龄之大之谓，亦非教员薪水之大之谓，系道德高尚，学问渊深之谓也。”这个话和清华梅贻琦校长的名言很相似。大学之“大”不在校舍、薪水等“物”上，而在于师生的学问境界，在于“人”。但现在这些大学排行榜，更注重的是“物”而不是“人”，更注重硬件和数据的展示，忽视了深层次的思想和文化。

    一所好的大学，必然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大学办得好不好，那些可以量化的经费数、论文数等指标固然重要，但更要看师生的精神气质和大学的精神底蕴。这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也很难用数字来衡量。比如现在经常被讨论的大学师生关系，梅贻琦先生就非常推崇“大鱼前导，小鱼尾随”的意境，认为“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在这种从游式的师生关系中，教育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但是，在大学排名的指挥棒下，很多教学、育人的工作业绩是不可能体现出来的，有的老师不愿过多地花心思在学生身上，师生之间慢慢成为“贩卖知识”和“购买知识”的关系。那么，即便其他指标再好看，如果师生关系被异化了，如果只见物不见人，那什么“一流大学”都将失去意义。

    让步子稳一点，还可以更好地坚守中国大学自己的标准与信念。现有的大学排名，主要依赖于一些经过简单量化处理的数据，但客观的数据呈现出来的事实，可能就并不客观。一来，教育是复杂的过程，数据并不能完全解释多样化的因素。二来，如果大学为了追逐排名，削足适履，刻意生产“有效的”数字，结果弊大于利。

    比如，很多排名榜将生师比数据作为衡量办学水平的重要指标，有的大学排名之所以好看，可能一个因素就是生师比得分特别高。但这种源于欧美大学的评价方式是否适合中国国情，很值得商榷。中国的大学主要为中国培养人才，而中国还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我们的生师比恐怕就不一定要直接和欧美大学相比。办学规模当然要适度，不能盲目扩张，要内涵式发展，但调整办学规模的出发点是国家对人才的需要，是为了让学生得到最好的教育，而不是让排名更进一步。

    办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就必须形成自己的标准、坚守自己的信念、保持自己的特色。比如在学科发展和学术评价上，我们应特别注意保护那些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要大力支持那些对国家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研究投入不足的基础学科——做这样的事情，不一定会让排名更好看，但却真的更有意义。

    陶行知先生曾说，教育，是农业，而不是工业。农业是需要精耕细作的。我们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现在更要修炼“慢功”“静功”，要沉得住气。日本教育家佐藤学讲，教育实践是一种文化，而文化变革越是缓慢，越是能得到确实的成果。这种“慢”，是一种专注，也是一种定力。办大学不需要“暴发户”和“速成品”，决不能把种子埋进土里之后，就每天都想着刨开土来看看发芽了没有。

    我想，是时候给各种大学排名“降降温”了，也希望中国的大学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再不要吹自己“亚洲第一”“力压耶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