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规声里雨如烟”

    小满后的第一个周末，在岛城“闭关”“静养”十多天后，因为于情于理都无法推却的两场小活动，我还是按时坐上了去往杭城的大巴——不知不觉间，杭州于我竟也成为“异地”了，虽个中况味不足为外人道，而归来后“洗释”数天依然挥之不去，推想起来，“治愈”端赖文字，而此亦本“小记”之所以作也。

    岛城之与沪杭间的“距离”，无论“心理”的还是“物理”的，在可见的将来，大概都还是需要我不断地“丈量”下去的——这两条“路”至少有一节是相通的，那就是都要经过最近通车刚满十年的连岛跨海大桥。从镇海“登陆”，经宁波绕城北线，由河姆渡转进余姚，已是夕阳西下时分。孟夏时节傍晚的天候，令人神怡而兴旺，却又不乏幽远岑寂之感。一路奔袭入城，待我到吴山广场转角的延安南路下车时，杭城早已是灯火璀璨。依稀记得附近那家大型商城中有一家口碑不赖的西西弗书店，于是就想到那里去逛逛，并顺道解决迟到的晚餐。信步向前中，却发现已快走到解放路天桥，那么我就该是已经错过西西弗了。坐了四个小时的车，还背着有些沉重的旅行包，看着延安路上攒动的人群，忽然间感到有些神疲思殆，于是还是决定先到武林广场附近办入住，放下行囊后再作计宜。而待我重新下楼，已是快九点半了，离印象中附近“晓风”总店的打烊时间只有半个小时了，然则我还是决计赶过去逛个夜场书市，所谓“乘兴而去”，无非是相较于我刚下车时直接打车去店，“浪费”了半个多小时而已。

    “晓风”的哲学和人文类图书多年前就已经“退缩”到正厅内侧的一个小开间里了，不过在我每次进店必先到的这个角落，都还是会有些收获的。陈小文同志在一个小群里“显摆”过的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新译本，我还是初见实体书，在一众或“土豪”或“鸡汤”的图籍中，打开装帧已要算雅致的商务精装版，翻见书里满篇满页的“本质意志”和“抉择意志”，我不禁要像俞宣孟师当年在他那部《现代西方的超越思考》后记中那样感叹：“这些古往今来的哲人啊！”而旁边那册貌不惊人，却一开始就引起我注意的《帝国的辩解:亨利·梅因与自由帝国主义的终结》中就有这样的话:“梅因在古代/原始社会的社团性质和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基础间作的对比，不仅直接塑造了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中对此二元论产生的共鸣，而且还与涂尔干早期关于简单社会中的机械团结和复杂社会中的有机团结的区分的构想产生了共鸣。”雅斯贝尔斯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在当年华夏版的译本脱销近二十年多年后，终于一气推出了两个新译本。犹记我的一位好晒书好写书跋的同事曾在其状态中调侃华师大出版社那个译本的译者在译后记中“夸耀”在雅斯贝尔斯之家用几天时间“翻阅了雅斯贝尔斯的12000册藏书”。我对此类数字没有那么敏感，倒是在眼前这个漓江社的译本中发现了作者的这样一个句子：“今天，一种哲思的吸引力贯穿全世界，这种哲思在虚无主义中找到真理，它肯定所有的冷酷和无情，在所谓的纯粹世俗人道主义中，号召人们成为一种没有安慰和希望的奇异的英雄此在。这是对尼采的模仿，但却不具备尼采克服虚无主义的意志中那种扣人心弦的张力。”也是无巧不巧，在这书旁边挨着的就是这位“英雄此在”与他那位“绿衣女子”的书信集，这个集子的译者就是刚为我们的社科方法论丛书翻译过德雷福斯的《在世》的朱松峰博士。我不打算在这里抄写书信集中那些“扣人心弦”的话了，而是想起了我初见此集的英文本，乃是十二年前在台大门口的一家原版书店，而那时我没有买下这本书的唯一理由就是：等将来看译本吧！

    虽然哲学书“萎缩”了，“晓风”的古籍图书仍是其一大“亮点”，品种当然无法与“通雅轩”相比，但上古和中华的典籍放在这里的书架上反而更有了“凸显度”。这不，前次见过的《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依然在架，洋洋五大卷，与之前已收的《张栻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薄薄一册，既鲜明对照，又互为“配套”。牟宗三先生称朱子“别子为宗”，而于其《心体与性体》中大力表彰胡五峰、张南轩，“良有以也”！阮毓崧的《重订庄子集注》由上古纳入“中华要籍集释丛书”整理出版了，这套书销行多年，但除了陈奇猷的韩非子和吕氏春秋，王焕镳的墨子，其他品种似印象不深，而庄子的旧注，我几乎是每见必收的，虽然我通读的庄子注本是沙少海和陈鼓应两位今人的，甚或还有曹础基的那部《庄子浅注》。不过说到庄子，除了詹康兄以“主体论”解庄，我还想起了那年在燕园韩林合教授的研究室聊天，他那句按照《虚己以游世》的方案，能够把庄子的每个句子甚至每个字都讲通的“豪言”——那次他也几乎“黑”遍了天下所有解庄者。当然，要说到“豪”，无论就出身，还是就志业和事业，近现代学术界恐少有人过于聊城傅孟真。眼前的架上刚好有一套中华版的《傅斯年文集》，见到这套书，我眼前一亮，忙问店员，这是刚上架的吗？伙计很专业地回答，出来有段时间了，不过确是刚从仓库移到店里来的！这套书的编者欧阳哲生教授我早闻其名，但只在两年前余杭韩公水法教授在北京西山召开的新文化运动研讨会上见过一面，当时并无甚深印象。不过数月前偶然在平生第一次到过的鹿鸣书店淘到一册邓广铭先生纪念文集，其中欧阳教授那篇念邓文字却让我吃了一惊，我差不多要将其文推为全书压卷之作！作为编者，欧阳教授坦言，“此次增订版没有沿用原《傅斯年全集》之名，而是采用了更为符合内容实际的书名。”而我想说的是，无论从“做不到”还是“做得到”的意义上，傅氏全集在此岸之面世恐怕都还遥遥无期。

    半个多小时的突访和“扫荡”，待我走出店门，已经拖过了打烊时间。体育场路上行人已稀，暖风熙和，雪夜访戴，此刻本该是访湖的好时分。然而一手提着书，上了岁数的我显然已不复年轻时的豪情逸兴了，再说明天上午还要在省社科院报告，于是还是打车回到宾馆，在抚摩“战利品”之余，于临睡前在一张便笺上写下了第二天报告的“思路”后就在本为己乡的他乡沉沉地睡去了。

    次日一早，我还在一楼早餐，此次报告和聚会的发起人李哲罕君就行色匆匆地从临平赶到了宾馆。谈笑一会，待我们穿过环城西路来到凤起路上社科院所在大楼时，距离报告开始时间已经很近了。令人意外而颇感惊喜的是，《浙江学刊》的田明孝先生特意在报告前来到会场向我致意，他还特别提到我十七年前经其责编发表于该刊的《政治理论史研究的三种范式》一文！这不禁让我想起很多年前在北京天津还是昌平，一位年轻的学者初见我时的“感叹”：“读您的文章，还以为这是一位老先生！”我的报告围绕自己最近的“心得”展开，到场的大部分又是老熟人，所以气氛颇为轻松。一开场我还玩笑说：虽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省社科院，但我大学时就给这里的阳明学和浙东学派学者写过信，当时的王凤贤院长还给我回信，并寄送给我一册《黄宗羲论》。我自嘲，那时的愿望大概是想了解浙江社科院有没有招研究生，考上研究生回到杭州父母身边，而且能在社科院这样的研究机构工作，这于我就已经算是最高的人生理想了——毕竟我那时并没有想到自己后来会这么有出息！听到我充满善意的话，大家都会心地笑了起来。后来还有一位多年前从浙大毕业的学生告诉我：听了我的报告，感觉好像以前的一切都回来了！有些拟之不伦地，这又让我想起前年和自己的师兄弟一起见到自己的师母，她对我们说的那句：我一见到你们，所有的记忆都回来了！

    哲罕君一早就告诉我，登上社科院顶层可以远眺西湖。不过我们只有到有肉无酒的午餐之后才得暇登顶观湖。但实际上视线前方繁盛的木叶挡住了湖面，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西湖边的群山。这时，一贯“机警”的哲罕君“机警”地补充说，到冬天就能看到湖面了，因为那时候树叶掉光了！而我则记起了应该是春在堂主俞樾的那句“西湖之胜不在湖而在山”，闻听此语，刚参加了我的报告会，此刻和我们一起登顶而未观成湖的政治学所的李旭同学——这是被誉为“最接近哲学家称号”的陈嘉映教授在我目前任教的“优雅”学府培养出的博士——频频点头，一边重复着刚才那句话，一边还嘟囔着：是哦，如果没有周围的山，而只有那一汪湖水，那确实也没啥好稀罕的啊！

    我此行的重点是参加次日在余杭临平举行的一个政治哲学工作坊，这也是哲罕君发起和召集的。有点儿特别的是，这个工作坊的主要参与者都是我过去的学生，包括最早在玉泉政治学理论点上和后来在西溪外国哲学点上招收的学生，以及我“留”在浙里的三位被戏称为“遗腹子”的博士生。这倒也好，除了已经毕业的师兄们报告研究心得和社会见闻，尚在读的师弟们的博士论文选题也可再拿出来打磨打磨。甚至还有两位所谓“编外”成员，从紫金港和更远的绍兴赶过来的王长刚和许钢祥两位书友——钢祥果然是书友，一进会场就交给我两本书，一是漆永祥教授的自传《五更盘道》，我此前收过他的《汉学师承记笺释》和《清学札记》；二是钱永祥教授主编的《思想》“五四”百年专题，其中有余英时先生的“五四”专文和专访，还有篇多年前从“优府”出走的王晓明教授的“论中国革命”，以及纪念台湾名译者彭淮栋先生的两篇文字。长刚不但是书友，而且是陇西北人，见到我面前的《五更盘道》，忙拿过去翻了翻，并问了个很“专业”的问题：您是从哪里得到这（些）书的出版信息的？

    就我个人而言，比较有象征意义的是，我最早招收的硕士生孟军同学和博士生杨立峰同学都分别从昆明和烟台来到了临平。师生多年未见，相谈甚欢，自不待言。“众目暌暌”之下，除了“再论第三种自由”的宏论，我还有些絮叨地发表了关于“学术”与“议论”之“区别”的“议论”。估计又是“欲以己之昏昏使人之昭昭”的又一个“妙例”。真所谓“寓教于乐”，难得的是，当天傍晚，在哲罕君的细心安排下，颇为“经济”地，我还在酒店地下一层的员工活动室，和孟军同学切磋了一把乒兵，这也算重温了我们师生多年前在玉泉体育馆乒乓台上“砍瓜切菜”的那一幕。这些听上去都难免有点儿小怀旧的感觉。但是男人之间，哪怕是师生，恐怕也很难或者说抹不开用言语来正面表达这一切。于是，这种意绪就在晚间我为诸位“献歌”时得到了传递甚至“渲染”。如同我在别处自曝过的，作为音乐细胞全无的天生的五音不全者，同时作为八十年代的“遗腹子”，我所能哼几句的也无非是彼岸的罗大佑—陈升一系，以及若干“金（庸）剧”插曲。如同在与杨立峰和贺敏年两君合唱80、90、00系列时调侃这仨曲是一曲不如一曲，一蟹不如一蟹，我也自嘲，如果说玉泉是我的青年时代，西溪是我的中年时代，那么现在则堪称是我的老年时代了。庄重之情每每出之于戏谑之语，我这番话大概也不乏所谓肃剧或者悲喜剧的况味吧！

    工作坊的最后一天是师生雨中同游位于余杭西北方向的宋代古刹径山寺。此前我曾路过径山，此番是初次登堂入室。近千年的古刹呈现于眼前却是清一色的全新建筑，不免让人有些索然。不过，自来不愿从众走现成路的我还是独“辟”蹊径带领众生登上了径山的“最高点”，烟雨迷濛中从那里远跳“古刹”周围的群山，即使在这孟夏时节，也有一种江南少见的有层次的苍茫感。是的，晚春早已过去，仲夏即将来临，即使是在我这近乎老年的心境中，自然更迭的天候也将在我们的内心堆叠起某种延展感，并在一种随波逐浪的节奏中“化险为夷”，难道不是吗？

    余杭韩公水法教授曾调侃，自从我两年前开始使用智能手机以后，我那本就微弱不足道的“写作”就进入了所谓“微文时代”。贺敏年君这次更有“神来之笔”，径直要把我的所谓微文集戏称作“漏气集”。说来也“神”，所谓微文的撰作在我真可谓是为智能手机“量身定作”的，反过来说，智能手机乃是最适合微文的。有两个“微”例为证：一是《余英时回忆录》出版后，我一直想要写篇小文记之，几次坐在电脑前却未遂，直到前一阵“静养”时，忽然“灵感”来袭，于是在手机上“一蹴而就”；二是前一阵子惠春寿君约我为他的新著撰一序言，做事一贯“心细如发”的他还把书稿打印出来送我手中，我虽不时抽暇翻阅，有一次还在和小女一起去定海时遗忘在公车上，并在下车后再飞车到公车终点站“追回”。但就是这样一篇小序，我也同样是几度坐在电脑前却“文思枯竭”，竟也是前一阵子“静养”时，一时“灵感来袭”，在手机上“一蹴而就”，不亦“神乎”！

    对了，使用智能手机后，还有个“习惯”是，基本上每游一新地必发一“状态”——“状态”一发，此行告终。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去年我的几位编内和编外的学生来岛城游玩，顺便探师。作为“地主”的为师者把他们几位带到“世界级”的大学图书馆，位于长峙岛上的浙江海洋大学图书馆参观，在我和同我一样“好书”的长刚小友上楼参观时，两位He君却坐在图书馆入口处干等我们。参观结束后，我一边下楼，一边就发了一条“状态”，于是刚到一楼出口，就听到两位He君在“窃窃”：下来了，发状态了！

    在离开径山寺的途中，照例为了“宣告”此行结束，又“自然”地想到要发一条“状态”，于是就选定了几张图片，可是按我的习惯，基本上每个“状态”都要有标志性的“题词”。我调侃说，前两天结束“静养”赴杭时，我发了一句拉丁文，现在该发一句德文了。可是我既不会拉丁文，也不会德文，怎么办呢？此时忽然又有“神来之笔”，我想起了据说是“最近哲”在一个有名的访谈中援引的据说是“英雄此在”在一次课程结束时的一句话。于是我说了这句话的中文，想请车上的诸君把它译为德文好放在我的“状态”中。车内七嘴八舌，终于没有定论，又或者是不够定论，最后还是我“自力更生”，再次“灵机一动”，在那个“状态”中“题词”道：“然而根本的问题仍然在于：到底人是什么？”，一车子人却无法确定这句话的德文怎么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