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靠 新鲜 严谨

    近年来，各地陆续出版了多种发布或整理研究出土墓志的图书，如《宋代墓志辑释》《丽水出土宋元墓志》《武义出土宋元墓志》《新出宋代墓志碑刻集录（北宋卷）》《绍兴出土宋代墓志》《安阳韩琦家族墓地》《成都出土历代墓铭劵文图录综释》等等。这些图书或为某一国家项目的搜集研究成果，或为某一国家和民间博物馆所藏碑石的拓本，或为研究者或爱好者所购藏的墓志拓本汇编，均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但从其可靠性和综合研究价值来说，则有高下之分。

    最近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新入藏墓志》，就是同类出版物中的佼佼者。成立于1958年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是我国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地方考古研究机构。此书是该研究院继《长安高阳原新出土隋唐墓志》以后的又一部大型墓志类文献著作，收集了从前秦、西魏到隋唐宋元的砖石墓志二百二十八种、三百五十九方。其中唐前墓志十四种，唐墓志一百三十一种，五代以下墓志八十三种。

    此书所收墓志，可以说具有百分之一百的可靠性。因为其中每一种、每一方墓志都是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通过正式立项有计划地考古挖掘出土的。在此书中，除了彩图、拓本、录文以外，还详细记载了墓志出土状况和其他随葬品的情况等，使其研究的内涵和外延得到拓展。比如书中的彩图一为一组墓志出土现场的照片，可见墓葬内部结构和墓志及志盖安放的位置等情景。彩图二为多种墓志照片，其中序号十六葬于唐贞观五年的“唐随起部侍郎元君并妻崔……”为砖质朱书（未刻），而黑白图版序号十二砖质隋大业五年“大隋尚书起部郎元君妻崔”一方则为上述序号十六砖质朱书墓志之盖。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可联系同类现象作深入研究。

    正如此书主编李明先生所说：“从考古学角度出发的出土墓志研究，要放在墓葬考古发掘的资料环境中做整体的考虑。认识墓葬形制与规模、随葬器物的种类与组合，了解丧葬礼仪程序的进行，对于研究者理解墓志内容非常必要；反之，研读墓志也对理解考古发掘材料裨益颇深，读懂墓志往往是研究考古发掘资料的前提和基础。深入分析墓志出土的墓葬背景和考古迹象，与玩味墓志行文的微妙变化同样令人入迷，如果两者能够有效结合，将产生几何量级的信息收获。”

    此书所披露的材料，大多数为上世纪八十年代至本世纪初今西安、咸阳两地出土，有很大的新鲜度。其中唐代一百零九通，包含了著名女诗人上官婉儿、名相韩休等的已经引起学术界高度重视的墓志。唐代少数族裔墓志所反映的政治格局一直是学术界关心的热点问题，本书所收的李范墓志，披露了墓主为契丹乌丸人的身世，唐李寂墓志则记录了墓主曾祖是西魏夏州酋长。据葛承雍教授为本书所撰写的前言估计，书中所载唐代墓志，有将近八成为首次公布。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本书收录了几个家族的墓志，如唐代名将马璘家族，共出土墓志十种，鉴于有八种已为《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肆]》所收，本书收其二种；宦官梁守谦家族墓，迄今共出土墓志六种，本书收录其三种；本书收录的宋代墓志三十种，有二十八种为蓝田吕氏家族墓志，这些墓志的时间跨度从嘉佑六年至政和七年，长达半个世纪，涵盖蓝田吕氏三代人，是宋代考古的重要发现。北宋蓝田吕氏的代表人物吕大临，不仅对“关学”发展贡献巨大，而且是公认的“考古鼻祖”。

    彩图中可见的多方朱书和墨书唐墓志，严格说来只是在石质碑材上书写而非石刻，其书法也是一种直接的书写，可以欣赏和研究唐写本的韵味，有意思的是，此类墓志是不会有拓本流传的，应特别妥善地加以保护。这些彩图让笔者大开眼界。

    当然，书中也收录了不少看似制作粗糙的小墓志，反映了中唐以后故家大族凋零，民生艰难的无奈。一方墓志，不管是何种情形出土的，其首次观感和研究价值一般都会依其墓主、撰写人、书写人、篆盖人及其他有关要素被予以判定“高下”。但从整体角度来说，那些高坟巨冢中的大碑和这些草率的小墓志，每一方都是珍贵的，都是不可再生的研究资源，各有其长久的、不会穷尽的研究价值。

    本书所收入的墓志，都经过长时间的考证，其编辑工作相当严谨。书前印有二十三幅彩版图，对相关墓志的研究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用户千万不要予以忽略。正文分为图版和录文两大部分，图版部分简要描述了墓志原石的状态和出土地等重要信息，录文部分则按照学界对于考古出土文献的释读规范予以录文。为了保证数据的严谨性，若干字迹模糊的砖墓志和暂时无法配对的墓志盖，未予收入。

    在近年各地出版的墓志文献图书中，有一些仅予录文而未加标点，如《安阳韩琦家族墓地》《成都出土历代墓铭劵文图录综释》，体现了审慎的态度，其他均认真作了释读。由于墓志文释读的难度较高，首次释读难度更高，有些图书不免存在较多疏失。我以一个研究者和编辑的身份试读了本书所载墓志七通，总的感觉是此书的编纂者和出版社编辑都有较高的水平和严肃认真的态度。阅读之余，也偶尔看到一些疑问和可商之处，现略举数例。

    第340页，序号一六九《吕大忠墓志》，正文第二行“以埋文隧，碑不可亟得”，逗号移“碑”字下似较顺，盖谓请人撰写墓志铭刻碑置于墓隧这件事“不可亟得”。

    第341页，序号一七一《侯夫人墓志铭》，正文第六行“他人方色改气，拂膺夫人。初若不经意……”，似当作“他人方色改气拂膺，夫人初若不经意……”“气拂膺”或“怒气拂膺”，古籍中多有。

    第342页，序号一七二，《倩容墓志铭》，序号下题似以作“吕嫣墓志铭”为好，此铭为吕嫣之父所作，故志题称字“倩容”；又正文第八行“其东则殇兄郑冀、弟小四合住祔焉。冀、小四嫡子也”，似当作“其东则殇兄郑、冀，弟小四、合住祔焉。冀、小四嫡子也”，前第333页，序号一五九有“吕氏殇子郑十七之柩”，吕郑为吕大雅之子，排行十七，二岁夭折，第334-335页序号一六二为“汲郡吕氏殇子汴之墓”，郑、冀、汴皆为地名。这些幼年夭折的吕氏子女，应尚未正式取名。

    第342-343页序号一七三《吕大雅墓志铭》正文第四行，“自其祖太师始故，家郏城者必反葬”，此句较难断，然愚意中间逗号仍应在“始”下，作：“自其祖太师始，故家郏城者必反葬”。

    一得之功，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