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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合著，1984年）、《中国GCD六十年》（合著，1989年）、《崛起与徘徊——十年农村的回顾与前瞻》（1991年）、《风雨兼程——新中国四十年发展战略的演变》（合著，1993年）、《五十年国事纪要——外交卷》、《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1999年）、《强国的方略——中国五十年社会主义战略的演变》（合著，2000年）、《共和国年轮：1961》（2001年）、《六十年国事纪要：外交卷》（2009年）、《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合著）上下两卷，2011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再版、《筚路维艰：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2014年）、《探路之役：1978—1992年的中国经济改革》（2019年）。“半路出家”的萧冬连，几十年的学术生涯浓缩在这一摞高高的著作中。
1976年，26岁的湖南籍低级军官萧冬连被抽调到军政大学（国防大学前身，1978年分成解放军军事学院、解放军政治学院和解放军后勤学院，1985年重新合并为国防大学）当教员，其后的几年里，他先后在南开大学和解放军政治学院主修中国近现代史和经济学。比起科班出身的学者，19岁当兵的萧冬连认为自己的专业知识基本上是自学得来的。另外，萧冬连多次提到的，还有上世纪80年代学术复兴提供给他的广泛的思想资源和阅读资源。
80年代的党史研究，萧冬连所在的解放军政治学院排在前列，那时候除了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方面的教学和科研机构比较有影响的有三家：中央党校、人民大学和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学院编写的一套党史研究资料影响很大，至今仍成为领域内的必备资料。“政治学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比较早开始介入当代史的研究，1978年以前基本上是研究1949年以前的中共党史，最多延伸到1956年以前”。实际上，这一时期的党史主要是政策研究，真正作为一个历史研究的课题是在1979年以后。当时全党拨乱反正，总结历史经验，做出历史决议，萧冬连所在的教研室成立了三个小组，着手研究1949年以后30年的中共党史，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推出了一批成果，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在组里，萧冬连属于年轻辈，同组的林蕴晖、王年一、丛进，都是很有影响的学者。
1981年，萧冬连参与中央文献研究室组织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编写工作，虽然所写条目不多，但却成为他步入当代史研究的起点。萧冬连真正介入改革开放史的研究是在最近十几年。80年代中期，农村改革取得阶段性成就，城市改革刚刚起步，正在学习经济学的萧冬连，利用寒假走访了中央计委、中央党校、国务院发展中心，体改委等十几家研究机构。回到单位，他综合当时的情况给班上学员做了一个学术报告，没想到大家都很感兴趣。1987年，乡镇企业兴起，同时也面临诸多争议时，萧冬连受国防大学政委李德生委派，与丛进一起带领十来个研究生前往当时的全国首富村——天津静海县大邱庄进行调查。萧冬连撰写了一份长达五六万字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加上后来多次的农村调查，帮助他完成了1992年出版的《崛起与徘徊——十年农村的回顾与前瞻》一书的写作，这本研究80年代农村改革的著作，在当时无疑具有拓荒的意义。
关于改革史的研究，《崛起与徘徊》之外，《历史的转轨》《筚路维艰》和《探路之役》在萧冬连看来，都是个人研究生涯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尤其是《探路之役》，今年在社科文献出版社推出没多久，就入选“华文好书榜”十大好书，收获众多好评。大约在十一二年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组织了一个改革口述史课题，聘请他为特约研究员，采访了几十位改革参与者。萧冬连的访谈名单里，有原体改委副主任安志文、高尚全，原国家经委副主任张彦宁、陈清泰，广东省委原书记吴南生，深圳市委原书记李灏，珠海市委原书记梁广大，海南省原省长雷宇，原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吴象，吉林省原省长洪虎，原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副主任、国家计委司长宋晓梧，原体改委局长杨启先、杜岩、江春泽、谢明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部长乔刚，原国务院特区办司长林其辉，经济学家吴敬琏、赵人伟、冯兰瑞等。“这次访问对我了解改革进程中间的一些决策背景、经过和内幕有很大的帮助，这也是我写这本书很重要的资料和灵感来源，也可以说是独家资料”。
“解读1978～1992年的经济改革，始终围绕一个问题意识：中国改革何以能够突破种种约束越过市场化转轨的临界点，并保持了经济超预期的高增长？”萧冬连将1978～1992年这一时期的改革定义为“探路之役”。在他看来，所谓探路包含两层意义：一是对改革目标的探索，一是对改革路径的探索。正是经历了这15年的探索包括激烈争论，中国改革最终越过了市场化转轨在观念和结构上的临界点，由此进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新阶段。
就相关问题，本报采访了萧冬连。采访过程中，他强调，历史研究必须站在客观的立场，冷静、理性地看问题，不能过多地带入个人的情感和好恶。
对话
改革是政策引导和实践推动互动的过程
中华读书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在《变革中国》这本书中指出：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二战以后人类历史上最为成功的经济改革运动；中国的经济总量在未来十几年内超过美国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中国经济的发展无法用西方的制度经济学来解释，中国改革的成功是人类行为的意外结果。您认同这一说法吗？实际上，此前西方学界一直不看好中国的改革。
萧冬连：就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历史意义来说，这是不言自明的。2005年上海召开的国际冷战史讨论会上，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搞冷战史的学者文安立（也是世界最著名的学者之一，其《国际冷战史》影响很大）说20世纪最后20年世界历史上发生两件大事，一件是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一件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而且他认为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很大因素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我们暂且不说中国改革对于冷战结束起了什么作用，但是他说中国改革开放是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大事之一，这是对的，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不仅影响了中国，也改变了整个世界格局，包括经济版图。
中国这40年的发展已经充分证明了我们只能走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一条道路。这个基本判断是对的。中国改革何以成功？科斯说是人类行为的意外结果，他认为中国走上市场经济是几种边缘力量推动的一场边缘革命。他举的例子是农民包产到户、个体户、乡镇企业、经济特区等。我对他这个观点是一半认同，一半不认同。
中国改革往前推进确实有市场的自发力量，包产到户是农民先搞起来的，后来上面政策认同、跟进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改革不完全是主观设计出来的。市场力量推动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就是假设所有参与市场的主体都是经济人、理性人，理性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因此他就要开拓市场，市场本身就有一种不断为自己开拓领域的力量，如农民要脱贫致富、个体户要发展。开始规定只有个体经济，没有私人经济，私人经济与个体经济的界限是什么？就是雇工7人以内算个体经济，如果雇到8人以上，就变成了私人经济。所以政策允许只能雇工7人。可是在实际经济运行中那不可能。对于出现雇工经营现象，邓小平当时说别急着表态，看看再说。陈云也讲过看几年再说，到时候不行的话我们纠正起来很容易。
但是，把改革成功完全归结于边缘力量，这不符合历史实际。实际上，历史进程是政策引导和实践推动互动的过程，是中央和地方互动，理论界和政治家的互动，国外经验和国内实际情况的结合互动，以及高层本身的互动，高层如何化解分歧、实现共识。比如包产到户，如果光有农民自发，没有地方官员如一些省委、地委、县委领导人的支持默许，以及后来中央政策为它开辟道路，怎么可能在三年时间里覆盖全国？还有经济特区，这个更说不过去，因为特区是地方政府和中央互动的结果，是政府设计的。
中华读书报：历史研究者和经济学家的关注点不一样，相对来说，前者看问题更全面、更宏观，您的这本《探路之役》与经济学家的相关著作有些什么不同？
萧冬连：我认为，在所有涉及改革史的著作中，经济学家的著作最值得重视，因为他们中许多人亲自参与了改革决策的咨询，重要文献的起草和重大问题的讨论包括争论。同样应当受到特别关注的，还有参与决策和践行改革的中央部门和地方负责人提供的情况和看法。我在阅读他们的著作和对他们中一些人的访谈中得到了许多灵感，还获得了许多珍贵的史料，了解到许多内幕情况。我的《探路之役》相对于其他的研究著作，特别是经济学家的有什么区别？我认为有三点，第一，关注点、侧重点不同，或者说叙事方式不同。经济学家更加关注学理逻辑，不太关注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作为历史学者，我关注的是历史的过程和细节，比如一份文件或某个观点是怎么出来的？它决策的背景是怎样的？决策执行后达到了什么样的效果？
第二，超越纯粹的经济学逻辑的分析，用经济学逻辑很难全面理解中国改革，实际上所有改革，包括重大的经济决策，首先是政治决策，考虑的不仅仅是经济逻辑的问题，而是在现实政治中是否可行。如1984年的《经济改革的决定》，1992年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样的提法，这种提法通过必须有一定的条件。另外，决策者还要考虑中央和地方、政府和企业等方方面面利益的协调平衡。比如说，1985年经济过热，需要控制通货膨胀为改革开路，这样到了1986年第一季度一下子下降到4%，各地方强烈呼吁放松银根。当这种压力出现以后，作为决策者就不得不考虑要有所区别，又放开了。还有社会的承受力，每一种改革方案出台，在社会上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响，特别是价格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着千百万人的利益。还有一个因素就是高层的共识，比如说学者提了很多方案，能不能在高层达到共识，这就是一个问题，高层如果达不到共识，那么这个方案就通不过。还有就是国际环境等等，都需要有更广阔的视野。
第三，历史学者是研究者、观察者，不是参与者，对当时各方争论采取平等对待的态度。而参与者，包括经济学家，就难免把自己的观点反映到对历史的叙述和对历史重大事件的评价中去，甚至有意无意地突出自己的作用。我的目的不是评判谁对谁错，而是分析不同观点各自的理由，由此可以看出改革的复杂性和探索性。
经济学家参与改革最深、影响最大
中华读书报：长期以来，西方学者对中国现代化所形成的共识是建基于上世纪四十年代费正清提出的冲击反应模式，即认为中国所有的变革是对西方文明不断冲击后作出的反应。50年后，费正清一反之前的论调，指出中国的现代化是自身内在的基因变革和发展冲动的结果。在分析中国改革自身内在性和动力源问题上，您与费正清有何异同？
萧冬连：这是一个历史哲学问题。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中最早提出这个观点，虽然他最后有修正，但是我认为不能完全否定它，如果没有西方的入侵，中国会不会自发地走向资本主义，走向现代化的道路？这个问题，历史学界讨论很长时间却没有任何公认的结果。回到改革的起源问题上，确实是有两种因素、两种历史的力量在推动，其中一个就是源于内部的需要。
毛泽东建国以后最著名的著作之一《论十大关系》，其中五个政治关系，五个经济关系，实际上都是讲怎么样改革。陈云在八大会议上提出了“三个为主、三个为辅”，即在计划经济体制内，允许有一部分自由市场和个体经济的存在。邓小平说1975年是一次改革的尝试。过去农村发展寄希望于走农业学大寨的道路，到了1978年，大家发现这解决不了农民贫困、农业发展滞后的问题，所以有的省市就提前推进新的政策，如万里在安徽搞农业六条，赵紫阳在四川推行的农业政策。这说明改革是出于内在的需要。特别是经历了一场文化大革命，由此引发了全党和全民的历史反思。如果不是因为文革，很难说改革会在1978年发生。1978年形成改革共识，还有一个新的因素。是因为当时大量人员出国考察带来的外部经验和信息，对于高层思想的冲击很大。如果没有那次大量的人员出国考察，很难这么快形成改革共识。实际上，中国的“改革开放”应该倒过来，叫“开放改革”，如果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不可能有真正的改革，是开放推动了改革。
中华读书报：在您看来，中国改革的独特性是什么？
萧冬连：中国渐进式改革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平稳过渡，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不止中国一家，最早实施改革的是南斯拉夫，后来有匈牙利、波兰、捷克、苏联等，开始很难突破，最后是改革失控，导致经济大滑坡。虽然我们也经过了很多的争论和曲折，甚至出现过一些重大的失误，但总的来说我们实现了成功转轨，没有出现经济波动或下滑，并且保持了年增长百分之九以上的高速发展，远远超过过去。
中华读书报：按照您的观点，中国改革的成功，关键因素在于改革路径和方式的选择，即不同于苏联、东欧等国家激进式的渐进式改革道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除了上述两条方案之外，有无第三条道路可走？
萧冬连：我认为没有。80年代有一个主张整体改革的学派，他们认为改革不能够零打碎敲，局部实验太多，而是应该有整体的顶层设计和配套推进（但这个整体改革的思路跟后来俄罗斯推行的休克疗法不是一回事）。所谓的整体配套，就是大的配套，但还是分阶段推进，不是俄罗斯那种一锤子、一揽子的解决方案。当时体改委本身就是做方案设计的，前后搞了14个方案，但是很少有真正拿到决策层决策的，只有一个比较接近于实施的，就是1986年的价税财联动改革，但后来也放弃了。不能说这些方案没有价值，只是当时还不具备整体推进的条件，它的价值在于促进了人们思想认识的深化，同时也为90年代的总体改革储备了方案和思想。
中华读书报：农村改革、对外开放、地方政府等诸多因素共同推动改革的成功实施，在这股合力中，您如何评价各自的作用？
萧冬连：很难说哪个更主要，哪个更次要。比如领导人的决策，假如没有邓小平，中国会不会走向改革？我认为是会的，因为有历史动力。但是中国改革会不会像后来这样取得这么重大的突破？如果没有邓小平的话，很难。邓小平南巡谈话之前，改革遇到瓶颈，最后解这个扣的是邓小平。当然，这不止邓小平一个人，邓小平代表了党内的一大批支持改革的领导干部。这些因素都是综合的。
中华读书报：上世纪80年代，青年经济学人的崛起成为一个独特现象，特别是著名的莫干山会议，中青年学者首次集体发声，为改革决策贡献自己的智慧。放在80年代学术复兴的大背景下看，经济学人群体与其他专业领域相比，有哪些特点？
萧冬连：经济学在80年代是显学，是参与、介入改革最深、影响最大的一个领域。经济学界为改革提供思想资源，提供方案、决策咨询，甚至直接参与了一些改革实验，很多人直接跟领导人对话，如当时的“改革四君子”（王岐山、翁永曦、黄江南、朱嘉明）。他们四个人联名写文章，有篇关于中国发展战略问题的文章被内参刊登了，引起高层重视。另外，80年代的领导人比较重视新生代的经济学者，农发组（农村问题发展研究组）最初只是一个自发组织，后来受到邓力群、杜润生等人的支持，把它纳入到杜润生领导的国务院农业发展中心里面。中央财经委办公室主任陈锡文、王岐山，经济学家周其仁、林毅夫等一大批的人都是从农发组出来的。1984年莫干山会议，是在全国范围内征文，最后以论文入选参会，那是一次中青年集体亮相，也是80年代最活跃的一个时期。
改革分期说
中华读书报：在您众多的著作中，2013年出版的《筚路维艰：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在读者中影响非常大。在书中，您以“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转向”为线索，对当代中国的历史轨迹进行了逻辑梳理。这与新作《探路之役：1978—1992年的中国经济改革》是否有内在的逻辑关系？
萧冬连：有。《筚路维艰》提纲挈领地叙述了1949年建国以来历史发展的演变逻辑和轨迹，比较宏观，时间跨度大。《探路之役》讲的是1978年到1992年改革初期这一段，就时间上来讲它有一个往后延伸的问题，另外，这本书史料的收集和实证性的研究更多一些。实际上，《筚路维艰》的最后一章涉及到《探路之役》的内容，后者是对前者最后一章内容的展开。
中华读书报：另外，《探路之役》只探讨了前面15年，而不是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回顾，为什么？
萧冬连：历史研究必须有相当的积累，必须以史料为依托。没做整体性的研究，主要是由于史料收集不够充分。现在一些书没有多少史料做支撑，基本上都是以形成的文件结果来作为研究的起点。我的研究起点是某个决策起草之前的情况，起草过程中间讨论过哪些问题，有哪些不同的看法，最后怎么形成决策的。我是要研究这样一个过程，如果没有足够的史料，很难形成一本真正有学术价值，在历史学界站得住脚的史学著作。
中华读书报：您把1978—1992年视为改革的第一期，您是如何分期改革的，各阶段特点是什么？
萧冬连：我把改革分成三期，第一期1978年到1992年，第二期1992年到2012年，第三期是十八大至今。这三期改革既有连续性，也有阶段性。
第一期改革主题是探路，摸着石头过河。所谓探路有两层含义，一是改革目标模式的探索，一是改革路径的探索。它的特点是局部实验和双轨过渡，这个阶段整体改革顶层设计的方案还没有出台，或者说出台以后很难实行。
1992年以后这20年是一个建制的过程，实质性、结构性的改革是在这20年，比如说产权结构的改革，民营经济的兴起，整个产权结构从国有企业占绝对主体变成民营经济在数量上占多数。再就是中国加入WTO以后，更深入地介入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同时也推动了国内一系列的体制变革。这20年是中国收获改革红利的20年，经济快速增长，一跃成为第二经济体，第一出口大国，第二进口大国，第二对外投资大国，发展中国家吸收外资的第一大国。这20年，既是快速发展的时期，又是一个矛盾积累的时期。
第三阶段的改革面临双重任务，既要继续推进过去没有到位的改革，改革的核心是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真正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发挥政府的重要作用，又要解决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的问题。当然第三期改革面临着新的国际环境，国际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
（《探路之役：1978--1992年的中国经济改革》，萧冬连著，社科文献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7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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