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和周其仁眼中的当代青年
我们可以不用从宏大的角度来回溯青年在很长历史阶段里的成长，就看一个青年怎样保存青春的记忆和过程。所谓青年最为宝贵的是，他们身上带有一种反叛性。……因为青年有很大的可塑性，他们带着自己的某些理解，融入既定的社会形态中，就会有某种不适应性，就会跟社会产生某种矛盾，并因此有他们自己的反思。也就是说，当他们带着各自新鲜的角度，去面对某种古老的时候，从他们身上迸发出来的善意的关切，哪怕是带有一些任性，他们对社会不合理部分的质疑，他们与社会某些一成不变的东西的对峙或对抗，乃至对一些很多人已经习以为常的问题的重新思考，都是很可贵的。以我的看法，反叛性就是青年文化中最珍贵的部分，也是最具有创造力的部分。这大概就是我所理解的青年性吧。
（详见3版）
杨刚与吴冠中二三事
按理说，前辈对后学青眼有加，当前往拜谢，可是终其一生父亲从未私下拜会过吴先生。父亲与吴冠中，可谓君子之交、相忘江湖。90年代，吴冠中先生已被目为大师，往见者如过江之鲫，自称学生者不可胜数。父亲不往访，或不愿为吴先生增添麻烦，或不愿引名人自重，此恰见父亲为人。父亲1963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附中，1978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班，师从多位名师，他对老师们极为尊重，却鲜将师名挂在嘴边。父亲尝言：“画好画是对老师最好的回报。”又引禅宗句对他多位学生说过：“见与师齐，减师半德。见过于师，方堪传授。”此言至今犹在我耳边回荡。父亲不往访吴先生，究其根源，还是因为自觉其探索毕竟不与吴冠中先生同道。总体而言，父亲的画造型与笔墨并重。一方面，父亲追求画面构成元素的现代感，另一方面，较之吴先生，他的水墨大写意更重“笔墨”。二十多年来，父亲坚持书法日课，尤其在怀素草书和泰山石经方面钻研深厚，其画重书法用笔，故其水墨线质极韧、变化丰富、笔力雄健。
（详见5版）
《阿Q正传》首个外文译本的问世
鲁迅杰作《阿Q正传》的语言风格在敬译中获得了很好的再现。鲁迅这部作品中那些会令首译者为难的坎儿都在译文中迎刃而解。某些处理别出心裁，令人叫绝，例如把原作中“大团圆”匠心独运地译为“再见”，极好地呼应了阿Q那句“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豪言壮语。敬隐渔出色地完成了首译的使命。文学大师罗曼·罗兰和《欧洲》主编巴萨尔耶特对敬译《阿Q正传》的热情称赞就是明证。笔者反复阅读敬译法文《阿Q正传》，也留下几近完美的印象。敬译《阿Q正传》堪称中文法译不可多得的逸品。敬译《阿Q正传》后来收入一九二九年出版的敬译法文本《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家作品选》，这部小说选又被译成英文和葡萄牙文，在西方更广泛地流传。
（详见9版）
佛教语文学和汉藏佛学研究的新篇章
于传统的西藏历史叙事中，明代汉藏关系的历史常被轻描淡写。与其前朝相比，明朝统治者确实从来没有像蒙古人一样拥有令整个世界都震颤的军事力量，也从来没有对西藏地方实施过大规模的军事征服和占领，明朝对西藏的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是继承了元朝的政治和军事遗产；从宗教和文化交流的角度来说，明朝的皇帝们看起来也不像蒙古大汗们一样，笃信藏传佛教，甚至把西藏喇嘛捧到了帝师这样的高位，最终却因太过热衷于修习“演揲儿法”、“秘密大喜乐禅定”和“十六天魔舞”等据说都与藏传密教所传男女双修法相关的密法仪轨，于是很快就垮台，失去了诺大的江山。元末蒙古皇帝所经历的这段惨痛的历史显然曾经是取元而代之的大明朝廷立国之初所必须要吸取的一个沉痛的教训，是他们时时要警惕的前车之鉴。这亦让后人以为大明的皇帝们一定会革故鼎新，从此远离了藏传佛教，可事实上却并非如此。
（详见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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